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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热
改革开放以来的“留学运动”正在向低龄化和盲目化发展，凸显出中国的社会身份授予机制缺乏“文化自信”的痼疾。
7月份，韩亚航空公司所属的一架波音777飞机在旧金山机场失事，两名中国女生不幸遇难，她们来自浙江江山中学，前往洛杉矶西谷基督教学校(WestValleyChristianSchool)参加一个夏令营。客机上共有141名中国乘客，其中半数是来自浙江江山和山西太原等地赴美参加夏令营的中学学生和带队教师。
这所在中国一夜成名的洛杉矶西谷基督教学校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该校建于1978年，由于生源急剧下降，2011年6月该校高中部关闭，目前该校只提供从幼儿园到初中八年级的教育，现有学生28名，教师4名。这在中国，也就是一个村里的教学点的规模。中国学生花费几万块钱，却是去这样的学校去作所谓“交流”，跟之前媒体爆出的自掏腰包去美国“带薪实习”，却实际上是在麦当劳刷盘子，真是有的一拼了。
在美国，将中国中学生办到美国上学和游学的中介市场正在蓬勃发展。正在哥伦比亚大学访问的法学教授陈柏峰向笔者举例描绘了这个惊人的市场。就在两个月前，一位华人拉他入伙干中介。这位华人认识新泽西一个高中的校长，他对陈柏峰说，根本不需要自己的公司，只要能在国内联系到学生，就可开展中介业务。这位华人办两种中介业务，一种是将国内学生办过来读高中，学生需要向他交3万块钱中介费，但耗费的成本实际上不足3000元，其中包括帮学生交一份学生签证表的费用（100美元左右），以及在客户较多的情况下飞往中国宣传讲解的费用。学生的机票费、到美国后的学费、生活费都由自己负责。这种业务的唯一障碍就是美国大使馆有可能拒签，而且不同省份人的拒签率还不一样，比如说，历史上有偷渡传统的福建人的拒签率就比较高。但办第二种业务——暑期游学，这种障碍就小得多，因为只需要办个旅游签证就可以了，拒签率非常低。中介只要会几句英语，跟美国中学的外联机构搭上线，就能在国内赚钱，每个学生可以收到1.2-1.5万元，真可谓无本万利。
中介之所以能牟取暴利，无非是因为中国家长们好忽悠。信息不对称的因素固然存在，一般中国家长对于如何送孩子出国留学或游学的途径缺乏了解，但更重要的还是心理上对“外国”的崇拜，仿佛孩子出国转一圈，就沾了“外国”的仙气，从此就与众不同了。但这绝不仅仅是一种个人心理，而是一种社会氛围。在这样的社会氛围里，即便是常识原本健全的，也往往作出从众行为。
“留学运动”的前世今生
这种社会心理可以追溯到清末废科举。科举制度绝不仅仅是一种教育制度，更是一种权威的社会身份授予制度，通过科举获取功名，不仅意味着朝廷的认可，更会带来整个社会的尊敬。清廷废除科举之后，中国社会对于社会身份授予机制的需求仍然存在，就必须用替代的渠道来满足这种功能。但一百多年来，中国始终没有建立一种能与科举具有相同权威性的社会身份授予机制，也没有理顺各种替代渠道之间的关系。由于列强的硬实力与文化霸权，在上新学、从军、留学等替代渠道中，留学又占据了最高的位置，这在清廷1904年以后的制度安排中就有集中的体现：游学东、西洋归来之毕业生，可在有司之后，获得举人、进士出身，再经廷试，优等者授翰林院编修、检讨，时人称之为“洋翰林”。
留学对于社会身份的影响，在民国时期就已经非常明显。中华民国刚刚建立，留日学生就在政府中占据了重要位置，而刚起步不久的高等教育，也日益重视引进留学归国学生。钱钟书的《围城》以讽刺的笔法刻画了当时留学生在国内受到的礼遇。小说主人公方鸿渐游学欧洲，最后买了个美国克莱登大学的文凭，却在国内到处受到欢迎。1948年“行宪”后改组的国民政府各要害部门主官中有洋文凭者甚众，如中央银行总裁刘攻芸是伦敦经济学院博士，行政院长翁文灏是比利时鲁汶大学博士，外交部长王世杰是伦敦大学经济学博士、巴黎大学法学博士，教育部长朱家骅是柏林大学博士，司法部长谢冠生是巴黎大学法学博士，交通部长俞大维是哈佛大学博士，社会部长谷正纲是柏林大学博士，卫生部长周诒春是耶鲁大学硕士，粮食部长关吉玉是柏林大学博士，考试院长张伯苓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名誉文学博士，司法院长王宠惠是耶鲁大学法学博士，立法院长孙科是哥伦比亚大学硕士，最高法院院长谢赢洲是巴黎大学法学博士，驻美大使胡适是哥伦比亚大学博士，等等，不一而足。从这份名单来看，我们可以看到，至少就做官来说，留学起到的作用已经接近于科举。当然，翁文灏领导的阵容豪华的“博士内阁”并没能挽救国民党政权，其推出的金圆券改革遭遇全面失败，惊人的通货膨胀使得国民党政权失去城市市民的支持。
中共早期政治精英中留学生也甚众，如陈独秀、李大钊都有留日经历，周恩来、赵世炎、蔡和森、李维汉、王若飞、李立三、向警予、陈毅、陈延年、陈乔年、聂荣臻、邓小平、李富春等有留法经历，苏联更是为中共培养了许多干部。中共党内长期存在“留苏派”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本土派”的斗争。在中共七大之后，毛泽东确立起核心领袖地位，留苏精英的重要性下降。新中国成立之后，采取“一边倒”的国际战略，面向资本主义国家的“留学运动”戛然而止，但中国仍向苏东国家派出留学生。不过，已经确立“道路自信”的中共重视的是向苏东盟友学习先进科学技术，而非政治意识形态。随着中苏的决裂，洋文凭更是进一步贬值。但70年代末启动的改革开放使得洋文凭的吸引力逐渐恢复。邓小平对“开除球籍”的警告，充分反映出当时的领导层的危机意识，而留学则成为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经验的不二途径，也成为中国“开放”的标志性姿态。当然，中共强大的“独立自主”传统对“留学运动”构成某种制约，迄今为止，像1948年国民政府“洋博士内阁”的景象仍然如同天方夜谭。留学归国人员要进入体制内中高层，还是要经过比较严格的政治考验，而且主要是在专业性、技术性比较强的岗位上发挥作用，很少能进入政治领导层。但在社会层面，对“洋文凭”的追捧，却呈现出愈演愈烈的态势，留学在近十年里更是走向了“低龄化”。
留学的“低龄化”当然存在规避高考的结构性原因，对于有一定经济实力、又对孩子的学习成绩没有把握的家长来说，让孩子出国读书是一个自然的替代选择。但这个运动一旦展开，就出现了许多令人哭笑不得的现象。许多家长觉得只要把孩子办到国外的一个中学读书，就相当体面，而不管这个学校在所在国家到底是什么地位。于是就出现了美加一些野鸡中学中国学生扎堆，除了上课之外基本都说中文的情况。至于短期的“游学”，更是缺乏筛选，中介随便在美国找个野鸡学校，就可以在中国忽悠大批家长的钱。其实，家长并不一定不知道那些学校是野鸡学校，关键还是不在乎。重要的是，孩子去美国转了一圈，可以刷个简历，提高在国内的地位。这种现象表明中国当下的社会地位授予机制的病灶。一个缺乏文化自信的社会，才会到处觉得沾点“洋气”就会更有面子。
今天的家长从昨天的学生而来。这批60年代末、70年代初出生的家长，受教育的关键时刻正是80年代，那正是一个担心中国的“球籍”并对西方充满憧憬的年代，官方偶尔发动的“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对民间崇洋心态的影响很小。而且坦白地说，许多体制内高级官员也崇洋。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下，留学在中国的社会地位授予机制中地位急剧上升，毫不奇怪。不过，在80-90年代，留学很大程度上还是少数人的事情，不像今天，中国中产阶级中的很大一部分都已经加入了“留学运动”。这当然反映了中国富裕程度的提高，但同时也表明中国社会的文化自信仍处于比较低的水平。
也许有人会问：既然中国长期在文化自信低下的时候都发展得很好，今天缺乏文化自信何以成为了一个问题呢？这与中国在世界产业链上所处的位置相关。在产业链中下游卖劳力，首先靠的是勤劳，而非创造力，这就不需要太高的文化自信就可以做到；但要占据产业链的中高端，那就需要自主创新，中国只有提供与众不同的、更为高端的东西，才能在利润的分配中占据优势地位，而创新首先就需要自己对自己的创新能力有信心，认为自己可以是历史的开创者，而不仅仅是别人的跟随者。不仅在产业领域，在其他领域，中国也逐渐开始制定国际规则。如果中国人还是一种“后来者”、“追随者”心态，那么就会在应该自主制定规则、捍卫自身利益的时候错失良机。
文化自信的基础
笔者虽对“留学运动”颇有微词，但也非常清楚仅仅对其口诛笔伐并不能自然提升文化自信。文化自信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建立在许多因素的基础之上。
首先，社会的富裕和国家实力的强大，是文化自信的基础。简单地说，老百姓口袋里要有钱，国家在国际上要有面子。如果通过横向比较，一国国民认识到本国生活水平不输人后，政府能在国际上有效捍卫国家利益并获得其他国家政府的尊敬，那么文化自信就具有了基础。就这点而言，当代中国文化自信的物质基础是越来越雄厚了。
但认知总是有一个过程，从硬实力的增强到国民心理发生变化，中间有一个时间差，这个时间差的长短，就和一个国家国内的教育与文化生产机制相关。如果一个国家的高校和媒体里有一大批具有文化自信的人，硬实力的细微变化都可以被转化为文化软实力。但如果情况不是这样，这个时间差就会被拉得比较长。
中国当下的问题恰恰发生在这个环节。中国高校和媒体的中坚分子与那些学生家长一样差不多是一辈人，受的教育差不多，“后来者”和“追随者”心态严重。媒体天天在渲染美国的基础教育是多么多么好，是多么尊重学生的天性，却无视美国政府正在下大力气加强基础教育，更加重视学生成绩（尤其是数学成绩），更看不到美国的科研创新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外来移民和留学生。在高等教育领域，中国与美国的差距是显而易见的。但主管当局的许多政策却只是简单的“追随”，而不是真正的“赶超”。举个例子，当下中国“留学运动”的重要推动者是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简称留基委）。留基委为学者和学生出国访学提供资金资助，甚至鼓励学生去国外读博士学位。资助学者和学生出国访学是有一定必要的，但鼓励学生去读学位，可以说是一大弊政。因为中国高等教育成熟的标志是能够出有竞争力的终端产品，因此关键是要加强终端产品制造能力，将自己培养出的好苗子都送给国外大学来锻造，这是何等缺乏战略眼光的做法！
随着中国教育投入的日益增长，各个高校手里的钱也越来越多，而财政纪律也在收紧，高校校领导经常出现为如何花钱而发愁的情况。然而，很少有领导去真正学习美国高等教育中的精耕细作经验，比如人文社科教育中的小班讨论与经典阅读。这当然意味着要增加教学投入：需要更多的教室，需要投资于助教培训，教师要增加与学生的互动，更多地批改学生作业。这才是真正具有“赶超”意义的教育改革。一旦中国大学将这些的基础性制度建立起来，创新就有了一个更高的基础。但中国高等教育的领导者们还很少意识到这一点，或者是虽然意识到了，但因为在任期内难见直接效果，而没有去做。在现实中持续的是，一边高呼“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一边仍为送多少学生去所谓“世界名校”读书而沾沾自喜。
中国的高等教育必须迈出“赶超”的关键一步，引进美国的核心教育技术，并用中国自己的“道”来驾驭。如果这一步走得成功了，接下来会发生连锁反应。中国大学制造优质终端产品的能力增强之后，高等教育阶段的“留学运动”就能够降温，人们会以更平和的心态看待留学，重视其知识学习功能，剥离掉这项活动的社会身份光环。同时，这还会使得中学阶段的“留学运动”降温，一旦家长们认识到中国有世界一流大学，中国自己培养的人才与世界名校留学归来的人才具有同样甚至更高的社会地位，其行为模式必然会发生变化。
中国“赶超”的可能性
笔者对中国走出这关键的“赶超”一步持谨慎乐观态度。在当代中国，已有一批有识之士认识到中国教育的危机所在，并且已经开展了一些实验。比如说，中山大学的甘阳教授，在中山大学创办了博雅学院，采用经典阅读和小班讨论的教学法，目前已有一届本科生毕业，获得较好的社会反响。甘阳教授还在暑期举办“通识教育”暑期班，向全国各高校推广这一教育思路。目前已有若干有影响力的大学已开展“通识教育”，尽管在模式上存在内部差异，但对经典阅读、小班讨论的共识已越来越强。
有意思的，与甘阳教授共同进行这项试验的学者中，有很多正是留学归国人员。他们长期在西方学习，对西方教育的竞争力和弱点所在都有深切的体会。而西方的教育并没有磨灭他们的文化自信，相反，对文化差异的深切体会，反而进一步激发了他们的中国文化自觉。这也正是中国文明基础深厚、人口众多带来的好处：不管普通精英和大众是如何崇洋，总会有一些另类的人存在。而且危机感和使命感会让他们更加努力地研习中学与西学，用更有思想含量的作品来赢得社会影响力。
而出生于80年代后期与90年代的孩子的留学，也与其前辈有较大不同。在他们成长的年代，中国已经逐渐摆脱贫穷，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快速缩小，在一些领域（如高铁这样的基础设施建设）甚至超过了发达国家。因此，尽管他们的父母仍不能以“平常心”来看待留学，他们却的心态却日益平和。
留学人员的增多，也迫使中国社会发展出一套机制，来对留学归国人员进行筛选，区分出上品、中品与鱼目混珠者。用人单位必将更看重能力，而对文凭持更为谨慎的态度。一个可能的方向是，用人单位会日益重视学生出国之前就读的学校。因为对基础教育稍作研究者均知道，中国在基础教育方面在世界上是具有相当竞争力的。因此，在基础教育阶段所作的制度性筛选，理应得到严肃认真的对待。
当代中国距离形成成熟的社会身份授予机制仍然有相当大的距离。但如果消化了“留学运动”，我们就距离目标大大前进了一步。
由于中国的规模与国际影响力，一个文化上自信的中国会迅速成为其他国家“留学运动”的目的地。只要中国在一二十年内能保持稳定持续的发展，我们能很快看到这一天的到来。但由于现阶段政治精英与社会精英文化自信的不足，仍存在出现“自毁长城”式改革的危险。如何排除中国稳定发展道路上的障碍，是有识之士需要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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