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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实行“元和改制”的北魏孝文元宏帝出行图
生老病死是客观规律，患病就医自然必不可少。对于如何让老百姓看得起病，历朝历代都曾出台过很多“医改”办法，比如西汉时期汉平帝刘衎的“赐药”于民；北魏时期孝文帝元宏设立“别坊”提供免费就医；唐玄宗李隆基“亲制广济方颁示天下”向民间公布实用医方……唐朝还通过立法对医疗行为加以规范，《唐律疏议》中曾规定：“诸医违方诈疗病，而取财物者，以盗论”；下错药方即便没吃死人也要“杖六十”……
从秦汉到清末史书上均有朝廷“赐药”于民的记载
早在上古周代，国家便设有专门为老百姓服务的“疾医”，《周代·天宫》称，疾医的职责是“掌养万民之疾病”。在古代，方便群众就医，让老百姓看得起病，较常见的办法之一是“赐药”。
西汉皇帝主政时，大都曾开展过赐药活动。如元始二年（公元2年），不少地方发生旱灾，并发蝗灾，尤以青州（今山东境内）地区最为严重。当时的皇帝汉平帝刘衎年仅10岁，把持朝政的王莽便以皇帝和朝廷的名义，为灾民免费发药，提供医疗服务，此即《汉书·平帝纪》（卷十二）中所记载的“为置医药”。
古代赐药活动多出现在瘟疫、传染病流行期间，针对看不起病的老百姓，平常也会赐药。如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曹魏、南朝齐、北朝魏都曾在平常背景下这么做过。
从秦汉到清末的历代相关史料，几乎所有朝代史书上都有赐药的记载，到了宋元以后，赐药事例更多。如本专栏以前《古代购药也“实名制”吗》（详见2012年9月7日42版）一文提到的南宋朝廷给京城临安（今天杭州）居民送医送药一事，即属于赐药行为。
针对京城病疫流行，绍兴十六年（公元1146年）六月二十一日，宋高宗赵构要求翰林院派出4名医官，给临安城内外的老百姓看病巡诊、赶制药品；淳熙十四年（公元1187年），宋孝宗赵慎则要求所有医务人员上岗，走上临安街头，挨家挨户上门发药。
不只朝廷和皇帝会赐药，地方衙门和官员，也不时为辖区内老百姓提供免费医疗。《后汉书·钟离意传》记载，建武十四年（公元38年），会稽郡一带（今江浙境内）发生特大疫情，死了好几万人。当时负责地方具体事务的钟离意，便亲自到疫区照看、慰问病人，送去医药，因此赢得民心。
“赐药”并不是一种制度，也不属于“祖宗之制”的范畴，而是慈善性质的“仁政”内容。特别在瘟疫、传染病流行时期，赐药最为频繁，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老百姓看不起病的问题。
北魏时期孝文帝时期设“别坊”免费看病就医
建立公众医疗机构，是古今通行、方便患者就医的最可靠办法。西周时期已有专门为贵族服务的医疗机构，但由官府成立的面向老百姓的医疗机构，一直到南北朝时期才出现。
南北朝时期国家分裂，社会动荡，民间更需要医疗服务。当时，南朝齐文惠太子萧长懋建立“六疾馆”，救济、收养穷人。“六疾馆”并非专门的医疗机构，仅相当于现代的福利院。开办给老百姓看病的官办医院，则是少数民族鲜卑政权北魏（公元386－557年）设立的。
当时的皇帝叫元宏，史称孝文帝。孝文帝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小皇帝之一，虚岁5岁继位，年号“太和”，在冯太后助推下，北魏在“深水区”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连姓都改了，易“拓跋”为“元”，史称“太和改制”。
北魏的“医改”创新突出地表现在解决民间看病问题，皇兴四年（公元470年），北魏便曾开展过临时性“送医上门”活动，派医生到“基层”，为患者免费看病、发药。太和二十一年（公元497年），北魏创办了中国历史上首个面向基层的政府医疗机构“别坊”。别坊有别于为官员和贵族服务的“太医院”，是专门为看不起病的穷人提供医疗服务的。
有学者称，“别坊”是中国最早出现的“人民医院”，其所提供的医疗服务，费用全免。
《北史·魏本纪三》记载，当年九月丙申日（阴历9月12日，阳历10月24日），元宏下了一道诏令，为年满70岁无子孙和60岁以上不在服丧期内、养活不了自己的老人，免费提供衣食；与60岁以下的残疾人、看不起起病的穷人一起，集中安置，住进“别坊”。元宏先是派专门的医师去救护他们，后又安排4名太医，预备药物，给别坊里的老人、穷人提供免费治疗。
次子元格（魏宣武帝）继承皇位后，也贯彻了这一开办“人民医院”制度。永平三年（公元501年）十一月丙申（阴历11月6日，阳历12月3日），元格“诏太常立馆，使京畿内外疾病之徒，咸令居处。”
同时，皇帝严令北魏的卫生部（医署），分派专业的医务人员进馆，救治病人。为了防止医生不负责任，朝廷还对医生进行了分类考核，按诊治水平的高低给予不同的奖励，这在中国古代医疗史上同样是一大创新。
北魏这套面向特定人群的“免费医改方案”，被称为古代中国医改史的“划进代的进步”。
唐玄宗李隆基普及医药卫生常识“亲制广济方颁示天下”
然而，北魏的“别坊”主要是针对京城地区的，对外地或边远地区的患者则采取赠送指导性医药手册的办法，供基层医务人员和患者参考、选择。
为此，北魏专门安排医署主管官员，召集当时的一流医疗专家，选择医方精华，汇编成30卷“医疗手册”，在全国公开免费派送。这种汇编医方、普及医药知识的做法，早在皇兴四年搞“送医上门”活动时，便搞过一次。
为了更好地普及医药卫生常识以解决基层看不起病问题，唐玄宗李隆基当皇帝时，于开元十一年（公元732年）九月七日，“亲制广济方颁示天下”。天宝五年（公元746年）八月，李隆基再下“刊广济方诏”，要求进一步宣传广济方。担心有的人家连方单都抄不起，命令地方一把手，在乡村要道口办“黑板报”，让老百姓都能了解点自我防病、治病常识。唐朝多位皇帝都很重视这一点，如唐德宗李适主政时，曾颁广利方敕，希望达到“不假远召医工可以立救人命”的目的。
后来的宋朝，在这推广和普及医药知识方面做得更到位。皇帝不只以个人行为来推广，还用政府令，颁布了《圣惠方》、《庆历善救方》、《简历济众方》等一批灵验、有效药方，这在交通不便、诊疗技术落后的古代，具有实用意义。
唐朝的医疗卫生机构相当完备，大大缓解了以前朝代老百姓“看病难”的问题。但唐朝为老百姓“看得起病”所作的努力，具有创造性的“医改”设计，要算立法，以法律条款形式，来规范医生的职业行为，强调医德，突出救死扶伤。
《唐律疏议》中好多条关于医德和医患纠纷的。如卷二十五“诈伪”中就有这么一条规定：“诸医违方诈疗病，而取财物者，以盗论”，并在疏议中强调，此规定专门针对“诈疗疾病，率情增损”行为，控制医生漫天要价。另外，唐朝对医生误诊误治，也有严格规定，下错药方、拿错药，医生是要坐牢的。即便没有吃死人，也要“杖六十”。
宋朝推广民间慈善医疗机构“养病院”“安济坊”
古代为解决老百姓“看得起病”做得最好的，并非是国力强盛的唐朝，而是宋朝。宋朝有“弱宋”的说法，但在解决老百姓看病难、看不起病方面，却一点也不弱。
虽然街头药店在东汉时已出现，但多是个体民营性质，到宋代时才纳入政府医疗体系中。北宋积极开办官办药店，提供疗效、价格都有保证的成药，深受老百姓欢迎。
让老百姓吃上放心药，这是北宋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宰相王安石变法中“医改”方向之一，新实施的“市易法”将药品纳入国家专卖。在“吃药方便”的同时，北宋在大力解决看病难问题，尽量让穷人看得起病。
宋朝的做法是，裁减为高层服务的宫廷医药机构，增加慈善性质的民间医药机构，推广“养病院”。
在唐朝，除设有给一般官员、宫人看病的“患坊”外，还在寺庙中设“悲田养病坊”，为僧人、穷人治病。宋朝继承了这一做法，并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赵恒（宋真宗）当皇帝的大中祥符二年（公元1009年）七月，朝廷开始设置“养病院”。
著名的文学家苏轼，为北宋的“医改”也做出过贡献。元祐五年（公元1090年），担任杭州通判的苏轼，为了控制当地疾病流行，给穷人提供就医方便，苏轼创建了“病坊”，起名“安乐”，崇宁二年(公元l103年)由官府接管后，易名为“安济坊”。
安济坊是一种带有平民医院性质的慈善医院。此后，“安济坊”这类平民医院在多地建立了起来，明清也效仿过，所创设的“养济院”，都带有慈善医院的色彩。
需要说明的是，古代为让老百姓“看得起病”采取过很多努力和手段，并不仅上述几种。如减免税赋，增加民众的收入，也是常规办法，且往往常与“赐药”办法一起使用。以明朝为例，便曾多次为灾民免税，朱翊钧（明神宗）当皇帝时，曾于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先后两次免除顺天府、保定地区的老百姓税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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