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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子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法家先圣韩非，就曾有言，只有‘去智而有明，去贤而有功，去勇而有强’，方能使‘智者尽其虑，而贤者敕其才’。这话的意思很明显，作为一名合格的为政者，先要把“完善法治”这一课题放在重中之重，这样才能为经济发展与科技腾飞奠定良好的政策环境，从而为保障民生打下坚实基础。百姓一旦安居乐业，政权自然稳固。上位者则更是功在千秋，其生前的荣华富贵与死后的功名大业，如沉松临风，均无可撼动。因此，古来英明果决的为政之人，无不把功夫下在吏治、反贪、发展经济、鼓励创新这一系列有利于完善法治的举措上，而很少用在愚民伤政的小聪明、小动作（亦即帝王之术）上。‘倒行逆施畏日晚’的纣王，并没有被他“资辩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的小动作、小聪明所救，终不免鹿台自焚，灰飞烟灭。李世民的贞观盛世与朱元璋的洪武大治，多半生于二人“以法治国”的决心，而与二人的帝王之术无关。
帝王之术作为统治阶级奴役民众、统御下属的一门领导艺术，在乱世之中，的确有鼓舞士气、排斥异己、迷惑敌人的作用，因此可以作为“治戎”与“理民”之外的一剂“麻沸散”。譬如树木，欲使之发荣滋长、欣欣向荣，就要想尽办法让它开枝散叶，甚至是旁枝斜出也在所不惜。但这必须有一个前提，就是树根必须是正的。树根不正，则无法屹立根植于大地之上。帝王之术作为旁逸斜出的树枝是可以的，有利于百官敬畏主上，恪守臣节，也可以在民间延伸帝王将相们的意志触角，使四方宵小不敢妄动。可是如果统治阶级把它作为树根，那可真就如南雷先生所言，是地地道道的“戮民之贼”了！想要不被“亲戚之所畔”，真是难于上青天。
的确，统治阶级一味执着于加强集权、巩固统治、奢靡享乐，而对经济发展与科技创新视若无物，社会哪有进步可言？百姓又哪有民权可讲？社会发展进入停滞，统治阶级一家独大，就很有可能如后唐时期康澄所言，出现六个“深可畏”：
①贤人藏匿（贤能之人躲到深山老林之中，不愿入仕，跳梁小丑四方云起）
②四民迁业（士、农、工、商擅离职守，改变行业，纷纷追逐蜗角虚名，蝇头小利，而不务实际）
③上下相徇（领导与下属、百姓之间互相猜忌、互相观望、互相算计，各自奉行厚黑宝典）
④廉耻道消（以耻为荣，以荣为耻。御用文人或为人师表者在行政教材上对英雄人物歌功颂德，私下里却教育亲近之人不可效仿，并再三嘱咐）
⑤毁誉乱真（真说成假，假说成真。有功不赏，无罪受罚）
⑥直言蔑闻（表面鼓励百姓说真话，表实情，然而百姓一旦开诚布公，想要推心置腹，居上位者常常又堵上耳朵，或者干脆不屑一听）历代政权之败亡，皆源于此。
洪武大帝不愧是一代枭雄圣主，首先革除弊端，废置千古以来帝王家玩弄不休的帝王之术。更深深操控赏罚二柄，法目如炬，整饬朝局，其“申诫公侯榜”把君王与大臣之间的阴私说的明明白白，毫无忌讳，并提出了双方共同遵守的法则，堪称千古绝唱。笔者遥追《吕览》、《史记》，近观《明史》、《智囊》，以为古今官吏，可分一十七类。（酌定级别为优秀、称职、平庸、不称职。借古观今，理应将优秀者升赏，称职者留任，平庸者辞退，不称职者重罚）对于这17类官员，赏罚不当则会引起政局不稳，民心思变。惟是，这17类人千变万化，均有各自赖以生存的“神兵利器”。君王出招不当，还可能为其所伤。追溯两汉烟云与洪武雄风，或许会让我们从这位与众不同的“朱皇帝”身上有所启迪。
第一类：坚守操履，不露锋芒。譬如荀彧、杨秉就属于这类。荀彧世称‘王佐之才’，屡次为曹操提供奇谋佳略，使其略定中国，可谓才高于世。但为人很低调，办事也谦逊，很少得罪曹操这个老板，也因此备受曹操的推崇，一度被推倒“吾之子房也”这个高度。杨秉也素以朴实勤谨著称，待人宽和，性格平易，清白寡欲。平生自诩三不惑：酒、色、财。可二人都有一个共同之处，小节上可以含糊，大节却看得重若生命。二人都知道，“水至清则无鱼，人至擦则无徒”，也都信奉“大礼不辞小让，大行不顾细谨”，因此没有道德洁癖，也不要求自己的主子或其他人在小事上也循规蹈矩。但一旦别人的行为破坏了国之大计或他们的人生理想，他们就不惜以身犯险，以死诤谏！哪怕对方是皇帝，或者是有着皇帝之实的丞相。
在曹操僭位称王的事件中荀彧的态度，与及在党锢之乱中杨秉对侯参的态度，便是明证！可悲可叹的是，这种在小节上不锱铢必较，而在大节上绝不含糊的人，在随后的历史烟波中越来越少。尽管后人对荀彧、杨秉的做法褒贬不一，但人各有志，智商可以分高低，志向是不分愚智的。二人一生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兢兢业业，无愧职守，堪当“称职”二字。洪武大帝对二人的事迹参合考察，验于本朝，拔擢了直言不避权贵的陶垕仲。
第二类：忠恕待人，养德远害。这类人常以忠恕济世救人，也常以忠恕自保。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这类人坚信人与人之间，不独口之於味有同嗜，目之於色有同美，即心之於理义，亦有所同然。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既然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则人伦相处，只要反身而诚，能近取譬，以己之心，度人之心，便可「虽蛮貊之邦行矣」。资治通鉴中的龚遂便是这样一个人。对于斩木为器的“暴徒”，居然并不急于给予“反贼”的帽子，反而移书敕属县：“悉罢逐捕盗贼吏，诸持锄钩田器者，皆为良民，吏无得问，持兵者乃为盗贼。”
是的，中国民众对上位者实行暴政的逆来顺受的能力，冠为世界之最，没到杀身毁家、迫不得已的地步，是不会造反的。面对汉宣帝这类无所作为的昏君庸主，百姓有权揭竿而起。然而古来的文化与政治系统，总是不问情由的提倡“饿死不为盗，穷死不为娼”。龚遂再次以行动和事实告诉了我们：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幻想百姓们无偿劳作，自己竭泽而渔，而不予“赏誉”，一旦稍有异端，便蔑为“反贼”。这种想法只能是统治者自得其乐、自欺欺人、一厢情愿的想法罢了。在体恤民情、求真务实这一点上，龚遂绝对称职！器量深沉宏大的李文忠，颇与遂同，被擢为上将。
第三类：胸怀大义，勇于直言。时至近代，这八个字已渐渐被作为“冥顽不灵，迂腐不堪”的代名词。但古时风化，毕竟不同现在。东汉末年的“悬鱼太守”羊续，便是这样一个人。羊续为人称颂，主要是他不沾不贪，清正廉洁。他做南阳太守时，南阳的权豪世家多尚奢丽，这样势必增加百姓的负担，羊续对此非常厌恶。他“敝衣薄食，车马赢政”，决心以自身的行为来纠正这种不良习俗。有一次，府丞献给羊续一条活鱼，让羊续改善伙食，羊续“受而悬于庭”。后来府丞又一次进献，“续乃出前所悬者，以杜其意”。这便是为世人广为传颂的“羊续悬鱼”的佳话。
此外，他直言披露宣帝卖官鬻爵的话语，也非常烈直。灵帝想任命羊续为太尉，位列三公。当时凡拜三公者，都要拿出礼钱千万送给“东园”，由宫中派出使者督缴，这种使者叫“左驺”。“左驺”是代表皇帝去的，一般新授官的人都恭敬地迎接招待，并厚加馈赠。羊续却让使者坐在草席之上，举着自己的破袍子对他说：“臣之所资惟斯而已。”精于世故的人看到这里，不免要觉得羊续可笑，居然为官多年，还是不谙世道。但相比之下，更可笑的岂非是汉宣帝本人？官者，国家之公器也。何况是部长级干部！居然用来卖。为图眼前小利，居然连千秋的霸业也都忘却，如此劣行，何异于杀鸡取卵？实在是连当自私自利的君主也不够格。在洪武年间，对于同羊续一样的“快口御史”韩宜可，亦曾大触皇帝的霉头，竟然“会赐诸司没官男女，独不受”，而且更进谏说：“罪人不孥，古之制也。有事随坐，法之滥也。况男女，人之大伦，婚姻逾时，尚伤和气。合门连坐，岂圣朝所宜！”办案漂亮不说，还公开拒绝皇帝的赏赐，更在大庭广众之下提出“连坐”的不合理，真是“放肆”到了家！
然而，农民出身的朱元璋并未动怒，反而对其大加赞赏。如果这还不足以证明这位传奇皇帝的与众不同，那么他对皇侄朱桓、女婿欧阳纶的判决，足以明见他是亘古少见的圣君。对于举报揭发而又直言犯上的郑士元等人，不惟不斩，竟而加官进爵，更是令人啧啧称奇。韩宜可、郑士元在惩贪中的表现可谓锋芒毕露，丝毫没有顾忌什么潜规则。洪武大帝为了诛戮奸豪，居然并不计较。可吏治肃贪、诛杀权贵并不能证明朱元璋是以民为本，如果说能，也仅仅是以民为资本而已。贪官除尽，暴吏殆绝，对他朱家江山永固最为有利！
天地之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也，故能长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
无私即大私。
信然！
而后世的统治者，别说以民为本了，却连这最大的自私也往往做不到。遂使我华夏百姓的苦难，一日深似一日。
第四类：弘思远益，应权通变。这话最早是诸葛亮先生说的。他算得上是一位着眼长远的政治家了，同样身处乱世，他没有像别的诸侯那样--“饥则食，饱则弃”。而是“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雠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以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仅此二十个字，足以活活羞煞后世为相者。唯一要声明的是，诸葛先生的贡献，主要在治国、理民、练军、外交四个方面，军事才能则并不如何。正像司马懿说的那样“志大而不见机，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在明知自己的军事才能并不如何时，竟还要穷兵黩武，弄得蜀国上下“入其朝，不闻直言；经其野，民有菜色”，实在是失策之极。
一钱太守，二不尚书，三汤巡抚，四知太守，留犊县令，悬鱼太守，都与诸葛先生一样，做了他们该做的，尽了本分而已，充其量只可说称职。只是由于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在统治者们淫巧的帝王之术的驱策下，官场上厚黑迭生，诡诈如雨。身居相位者能谋身固宠、寿终正寝已经不易，更遑论尽职尽责。也正为此，诸葛亮等人才显得弥足珍贵。在明朝万历年间，要报考国家公务员，先要学的不是如何治理民众，促进经济发展，鼓励发明创造，而是保身大全，因为此术攸关性命与官运。董必武说：“精通一科，神须专注，行有余力，乃可他顾。”一本保身大全学下来，还要吃精吃透，非得二三十年不可。当官的都把精力放在这上面，社会发展之进速可想而知。
尤为可悲的是，历代为政者总希冀百姓与下属对自己竭尽忠诚，放下厚黑与私欲，一心一意扑在生产力的发展上，而自己却依旧不抛弃愚化苍生、算计下属的帝王之术。这就好比一个拿着冲锋枪的强盗，警告他面前的警察放下防爆盾一样。
朱元璋弃用帝王之术，使王朝风气大概，不致上下相徇，实属难得。然而由于封建体制所限，大明王朝鼓励经济发展与科技创造的政策仍是廖若星辰。在这一点上，朱元璋和其他昏昧短视的封建帝王没什么两样。应该说，无论何时，经济发展与科技创新都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
第五类，精思锐进，躬冒奇险。当一个政权行将就木之时，通常会出现两类人，一类是推陈出新，革故鼎新，准备取而代之的民间领袖或宫廷权臣；另一类便是准备在原有体制的基础上，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批判继承，古为今用，科学发展，与时俱进，亦即变法改革。改革是指各种包括政治、社会、文化、经济、宗教组织作出的改良革新，通常一个改革是否能成功会影响一个国家的命运，若成功可让该国走向稳定局势，若失败可能遭致内乱或冲突。在中国，首倡变法者无一例外的会有杀身殒首之祸，不惟一己之躯，九族亦会受到株连。然而在这巨大压力的催迫下，我们依然不缺少为民请命的人，舍身求法的人……
商鞅、吴起、李俚、屈原、韩非、王安石……他们或身死功成，或殒身不恤，或身败名裂，但对于民族与家国，无不留下信念的烙印。
“留得心魂在，残躯付劫灰。青磷光不灭，夜夜照燕台！”
壮哉！
很遗憾，即令在天下大治的洪武年间，在貌似英明神武的朱元璋辖下，中国亦没出现什么出色的改良家。
直至明末，方才出现了一位承前启后、语出惊人的南雷先生。
他认为：“原夫作君之意，所以治天下也。天下不能一人而治，则设官以治之。是官者，分身之君也。”从本质上来说：“臣之与君，名异而实同”，都是共同治理天下的人。因此，君主就不应该高高在上，处处独尊的地位。就应该尽自己应尽的责任，即为天下兴利除害。否则就该逊位让贤，而不应“鳃鳃然唯恐后之有天下者不出于其子孙”。
而君主贤与不贤，百官的废置与兴设，则应本着“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的原则，由大学校长来裁定。这里当然不是指所有的大学校长，哪个学校产生的企业家与科学家最多，这个学校之校长便理所应当成为人民的代表，参政议政的主体，甚至国家命脉的把控者。
读通了南雷先生的一番智哲，使我们顿悟，处在痛苦与黑暗边缘的人民不该在被动的期盼什么明君圣主，治国良相。
坐在满口毒牙的专制宝座上，任谁都难免因时间太长又无所忌惮而患上政治狂犬病，从而施展使山河草木都陷于氤氲混沌的帝王之术！
权力需要监督与制约！
第六类：中庸圆滑，首鼠两端。此类中人惯信“庸德庸行，和平之基”，办起事来思前想后，掐谋算计，八面玲珑。特点是谁也不得罪，凡事剿稀泥。目的就俩字--保官。这类人大约在厚黑的汤药中浸泡的时间太长了，已没有什么赤子之心。一切只是见机而为，不会因为情绪和义理左右自己的既定心态。西汉的韩安国在这方面可说是代表人物。中国官场正因为有了这一类人，才致使诸多大事难以委决，已经很明白的事还要再三商榷，行政效率低下，到处充塞意识形态。朱元璋深识此类中人为祸官场，他们大都虽无恶心，然而间接致使朝局僵化，百姓有怨难申。群众性事件发生时不重视，待到事情的矛盾激化后，又试图利用与周围官员的政绩共同体来大事化小，小事化无。遂使“天下无事”。然而一旦出事，却又是捅破了天的大案！尸位素餐的徐本，正和韩安国是一路货色，由于他的姑息养奸，致使朝廷的强项令--道同死于朱亮祖之手。朱元璋终于忍无可忍，将其流放塞外，永不录用。
第七类：贪暴祸民，利令智昏。春秋战国时期的邺县县令--西门豹，刚直不阿，本着“君子忧道不忧贫，谋道不谋食”的原则，常以兴国安邦为己任，好自为之。一年县长做下来，口碑甚佳。转眼间又到了向上面呈报政绩的时候了，魏文侯派来两名亲信到此视察，西门豹却对他们十分简慢。左右多次暗示西门豹送礼请客，西门豹却只递上一张策论，正色道：“而今邺县与周围七八个邻县都干旱而难以自足，敝县实在拿不出什么东西来孝敬了。仅以治旱引水的策论一十二篇呈上，希望二位转达天听。如果邺县与其他地区的旱情得以缓解，粮食得以增产，百姓得以安居，魏文侯一定不会吝惜钱财，而会以千金赏赐两位（的荐贤治灾之功）。同时，邺县如果因此富裕起来，那百姓一定不会忘记二位的恩德。如此一来，在魏文侯与邺县两处，您二位都会长期得到实惠，可谓一举两得。”
魏文侯的两位亲信对西门豹呈上的策论看也不看，丢在一边，一顿挖苦讽刺，而后扬长而去。到了吏治考评的时候，平庸这两个字如期烙印在西门豹的治绩之上。毫无疑问，他面临着被辞退的命运。
与西门豹遭际相同的，还有后来的玄德公。只不过刘郎气大，直接把暗示自己请客送礼的督邮鞭打了一顿，挂印而去。
西门豹却强压怒火，委曲求全，做出一副低三下四而且矢志不渝的架势，对魏文侯道：“我知道如何治理好邺县，而不使自己的治绩沦为平庸了。我请求再次治理邺县，如果半年后我还是治理不好，我请求接受腰斩的刑罚。”
魏文侯为其诚意所动，勉强答应。
西门豹于是加重搜刮民脂民膏，大力贿赂魏文侯派下来视察的亲信。半年之后，西门豹的政绩与民声俱佳。魏文侯亲自奖励他，赐予他百金，并请求他继续治理邺县。
西门豹眉头紧锁，无奈的叹了口长气，也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的瞥了魏文侯的左右亲信一眼，苦笑道：“以往我是替您与天下百姓治理邺县，您几乎要罢免我；现在我只为您的左右治理邺县，您却赏赐我百金。有鉴于此，我恐怕不能真正的治理好邺县了！”于是请求辞职。
魏文侯见到左右惶然，立即顿悟，拉住他的手说：“以前我不知道您的为人，现在我知道了，我一定请求您再次治理邺县！”
西门豹于是悉心竭力治理水患，发展民生，辅佐主上，使魏国的强大几乎能够称霸。
故事到此，算是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不过我们有理由相信，时隔多年，已经飞黄腾达的西门豹或许对于其中的一个细节，还是难以索解。那就是西门豹并非刚出道的愤青，没有对暗示自己请客送礼的左右大加训斥，也并非不懂世故，不肯行贿。他的话已经说的很明白了，只要自己的这篇治水策论能够上达朝廷，一定能够使他们获取千金。在处于穷途末路、身无分文的自己看来，已经算是行了“重贿”，何以他们竟还要在魏文侯面前对自己大加诋毁，以致自己的治绩沦为平庸了呢？
同样，被督邮索要礼物的刘备，也许也会存在一个疑惑：如果督邮大人可以“网开一面”，甚至借机对上面美言自己几句。自己三兄弟一旦有腾达之日，难道会没有表示？
可惜，二人的美好幻想终究落了空。也只好暂时躲在阴沟暗角大叹：“冯唐易老，李广难封，杨意不逢，抚凌云而自惜；钟期既遇，奏流水以何惭？”
实际上，二人大可不必心生疑窦，因为魏文侯的左右亲信与及前来索贿的督邮之流，实在没法从西门豹的策论与刘备的潜力上看出“千金”，而且他们也不需要那么昂贵的“千金”，他们要的，仅仅是一件礼物，一桌酒席。
俗话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但古来能够称之为“奸邪小人”的人物，往往贪的是成千上万的“大利”。集腋成裘，遂使自己身价过亿，万众钦羡……
而魏文侯的左右与及督邮之流，只值一顿饭！
可悲可叹的是，一分钱难倒英雄汉。英雄之于陌路，连自己尚且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又拿什么来凑一桌酒席，一顿盛宴呢？
由于督邮之流在基层的当道掌权，遂使千千万万个科技发明、学术理论、人才精英淹没于一顿饭中。
现今的热销小说--《城管来啦》，对这类官员的论述更加详尽，不妨一看。
在吏治严明的洪武年间，直到临死前还不忘让罪犯家属向自己意思一下的刑部侍郎王希哲，主簿杨叔征，狱吏仇衍，狱医储建安，无一例外的被朱元璋剥皮揎草，夷灭三族。
第八类：为民请命，妄称独醒。吴承恩自幼聪明过人，《淮安府志》载他“性敏而多慧，博极群书，为诗文下笔立成。”但他科考不利，至中年才补上“岁贡生”，后流寓南京，长期靠卖文补贴家用。晚年因家贫出任长兴县丞，由于看不惯官场的黑暗，不久愤而辞官，贫老以终。与他遭际相同的还有杜甫、李白、苏轼、唐寅、郑燮……
过于诗情画意的政治宏论与朋比为奸、沆瀣一气的官场现实相互交叠，使这些人的心灵长期处于上下不得的窘境。
也由此注定了他们的人生与仕途--也跟他们的心灵一样上下不得。
愈值近代，这类人要么躲在自己所辖的一亩三分地里幻想着有一天能被“三顾茅庐”，要么著书立说，欲留芳名于后世，要么自我炒作，引人眼球，要么寄情山水，夜夜烂醉，要么干脆下海经商。
值得一提的是，他们中间不乏有经国纬政的治世之才，但大多数不过是书读得太多，自我感觉又太过良好，因此一与现实接触，便显得格格不入。
第九类：浸淫六艺，博名揽虚。不惟贪财货、贪饮食、贪华丽、贪美色者为贪官，贪名、贪权、贪艺者亦为贪官。由于所受的教育及家庭环境的纷繁复杂，未必所有人都对钱财感兴趣。也有为了蜗角虚名、古玩字画、众人追捧而身陷囹圄的。秦升是个好典型，在抗震救灾期间，他能抵受吴兴武的多次拉拢腐蚀，而在蔡玄的厅堂之上，居然被一张杨补之的《四梅花图》摄得心如鹿撞，几经挣扎，遂与之同流合污。终于还是走上了贪污虐民的不归之路。
秦升之流的官员，大半英雄主义情结深重，总觉得天下苍生，唯我一人。把名声看得比生命还重。殊不知佼佼者易污。
他的落网对现今的青年官员是个借鉴，尤其是预备新官上任三把火的官员。
呜呼！标节义者，必以节义受谤；榜道学者，常因道学招尤。故君子不近恶事，亦不立善名！
第十类：恃权滋横，偏霸地方。除了极少部分，类似袁绍之流的善忌之主，大部分英明仁智的君主还是希望追随自己的部将能够善终的。双方平安无事，于国于己，均有百利而无一害。然而仗着自己手上有军权，能够弹压一方了，就肆无忌惮，弄得地方上下鸡飞狗跳，不能不说是不识时务。因此无论是出于保权的考虑，还是出于不能让现今的政府军还原为先前“匪军”的考虑，彭越、英布、灌夫之流的豪强，都必须处死。
还视明初，广州守将朱亮祖在任期间，私下经商，强抢民女，敲诈勒索，干预行政，扶植黑社会势力，鱼肉百姓，罪大恶极！
朱元璋在对别的功臣的处置方法上，或许不近人情，太过毒辣。然而对于朱亮祖的处决，真是令人拍手称快。
第十一类：劝学自进，以问缚人。此类人以文官居首，大都是通过考试、做学问一步步升上来的。获宠之后，当然不能丢掉老本行，为了不负圣恩，便又成为八股取士的主考官。
在这类考官所精心炮制的试卷之上，不难发现三大属性与四大弊端。其一，辩护性。即为政权的合法性做反复论证。其二，同化性。求同排异，力求把人都塑造成一个模子。其三，蒙蔽性。这是由辩护性与同化性共同结合，所衍生出的一个全新属性。即要求以育人为善为主，弘扬正气为根。现实中一切有违礼法之事，在试卷上均被溢美。
四大弊端则为：一，题目答案偏狭，二题目本身怪诞，三，题目注重茧丝牛毛，四，题目解析十分艰难。
面对着这样的试卷，使我们无时不刻不再头脑中闪现两个字--保权。
如果普天下之秀才贡生都疲于应试，的确是没心思再议论朝政，关注民生，心有旁骛。统治阶级自可高枕无忧，安然入睡。
清中叶有一考场打油诗--《黄莺儿》，道：“命题在题中，轻贫士，重富翁。诗云子曰全无用，切磋欠工，往来要通，其斯之谓方能中。告诸公，方人子贡，原是货殖家风。”
洪武大帝朱元璋对于以钱财、以作弊之手段来在考试中谋求良好成绩的做法，深恶痛绝。然而在以帝王之术为指导思想，以求同排异为目的，以偏难怪诞为手段下的考试，学究们不宜再大谈诚信应考、刻苦攻读抑或“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头悬梁，锥刺股”之类的至理明哲，否则便不是“明德至善，学须弘志”，不是“厚德载物，博学济世”。而是对反抗者与先驱者的残酷镇压和对人性的蔑视。
明朝的李汰虽然清廉自守，两袖清风。但一心只为八股取士摇旗呐喊，只此一过，便抹杀了他全部的功绩。
第十二类：身陷重枷，拘泥冥顽。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本本主义在历朝历代、古往今来的官场中，均不可避免的存在着。的确，出于对人类某种美好愿景的向往与尊重，我们需要形式；古语说：‘爱多者，则法不立，威寡者，则下侵上。’那么适度的摆官威也理所当然；无论多么深刻的社会实践，也都需要充足的理论加以指导，所以我们也需要“本本”，当然了，是以总结和披露现实为基础的“本本”，不是某种假、大、空的虚妄学说。但如果这三种主义，竟由官场染色体转换为官场基因，那么停滞的力量就远远大于前进的力量，历史也只能不断的重演和打转。在一个充斥这三种主义的国度里，官员们时常杯弓蛇影，以小见大，见微知著似的把一切问题“升华”为政治问题，到处充满着意识形态与象征意义。契诃夫笔下那位装在套子里的人，正是古今中外官场中的中层干部。学术创新与科技发明在这类官员高大背影的辐射下，无一不成为异端。
还记得萧子良在被范缜的《神灭论》驳倒之后，“意味深长”的道：“以卿才美，何患不至中书郎；而故乖剌为此论，甚可惜也！宜急毁弃之。”
世故的上位者在被真理批驳的哑口无言之时，总会重复的做三件事：
1.承认提出者具有一定才具
2.诱之以利，劝诫具备才具者应把才具用在“正途”上
3.指责提出者提出的理论太过“偏激”。
竟陵王萧子良真可谓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本本主义的集大成者！
第十三类：匮才乏术，无所进益。从前有一位叫做宓子的官吏，一天到晚十分忧郁，愁眉不展。他的朋友有若惊讶道：“你怎么几天时间内苍老到这种程度？”宓子道：“君主不知道我没有才能，而派我去治理一个县，我因此发愁成这个样子！”有若听了后叹道：“治理民众是有一定的法则和技巧可以遵循的。懂得法则与技巧，即使保养得像少女那样有姿色，国家还是可以得到治理；不懂得法则与技巧，难道日理万机，操劳成疾，甚或一个月之间老得跟八九十岁的老人一样，就可以治理了吗？”
跟宓子一样“匮才乏术，无所进益”的官员倒是不少，却可以分为三类：其一，能力水平有限，即使努力想提高，但底子太薄，终无所成。其二，初始时为官的目的，便是为了找个铁饭碗，以便养家糊口，精力根本不在本职之内（或不完全在），凡事仅是例行程式。给自己定下的目标便是：既不尸位素餐，也不兢兢业业，差不多则可。其三，自身条件不差，但受正统教育的时间过长，缺乏正确的治理观与方法论，一时找不到“有所进益”的方法。
西周之南宫适，清代之遏必隆，都是扮演着这类角色--在一个无关痛痒的位置，从一个无关痛痒的角度，说一些无关痛痒的话。
这类官员相比于以上官员中的不称职者虽稍稍优秀，但也已是平庸。倘若此类官员占据了官场的大多数岗位，社会发展则会进入瓶颈甚至倒退。
尽管这种倒退也许并非是这类官员所愿目见的。
可喜的是，在朱元璋的治下，这类官员的数量得到了控制，只是偏于一隅。
第十四类：察时投机，见风使舵。没有是非，没有善恶，亦没有对错。在这类人看来，一切都是机会。成王败寇这四个字遂成了此类人的座右铭。看看老谋深算的公孙弘，两易其主的陈平，认贼作父的吕布，便明白了他们何以时而“慷慨正义”，时而“缄口不言”，时而“卑怯懦弱”。
事情成功了，他们往往沾沾自喜。假若失败了，他们绝对不会从自身上找原因，而是大呼：“我不过站错了队而已！”或是：“愚蠢的时代，不让智者出生！”
第十五类：傲视困苦，励志创新。在中国这个把一切科技发明视为奇技淫巧，把一切真话视为猛虎毒药的国度里，居然出现了张衡这位既求真务实，又有重大科技发明的良臣。他让我们可以肆意的探索浩瀚无垠的天幕，同时不用被大自然发动的雷霆之怒所左右。
只有张衡这类官员在任，才配说出人定胜天的话来。否则，则不过是对灾难者的一句无意义的安慰，或别有用心的想要聚集大众，为己所用。
“那些享受着荣华富贵的王侯将相，难道是天生的贵种吗？”好一句对人定胜天的肯定，好一句对宿命安排的不屑。
然而陈胜、吴广的目的，亦不过乘时以自王而已。
第十六类：顺上借势，鹰扬天下。自古的名臣良将，英雄豪杰，面对生死毫不畏惧，大义凛然。然而一旦面对此类刀笔之吏，便战战兢兢，七上八下。看看汉代的郅都，与及唐朝的来俊臣，便明白自己若不幸被帝王家厌弃，进而落入了这类人手里，简直求死不能。
死亡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比死亡还要可怕数倍的各种刑罚与株连制度。
酷吏政治，堪称我国最昏暗血腥的暴政。
然而为了巩固统治，肃清贪墨，打击异己，朱元璋还是依例设置了大理寺卿。
第十七类：卖直取忠，大为似真。在这类人看来，忠诚与正直，已不再是什么必备的品质，而是可以用来取悦皇上，蒙骗百官的资本。比如说张汤在审理诸侯王谋反案的时候，涉及到两个人，其中一个叫伍被，还有一个人叫严助，这两个人要不要杀汉武帝是有犹豫的。汉武帝的原意是说这两个参与谋反的人汉武帝想宽恕，但是张汤是坚决反对，张汤说伍被是淮南王谋反的主要参与者，严助是朝中的大臣去跟诸侯相勾结，如果这两个人不杀今后的人就没法管了。一直跟汉武帝顶，最后顶到汉武帝让步，只好把这两个人杀了。这个表面上看张汤是顶撞了汉武帝，但是张汤是越顶撞，汉武帝对他是越喜欢。这就奇了怪了，为什么他越顶撞他越喜欢呢？张汤把汉武帝琢磨透了，这叫小骂大帮忙，因为他主张杀这两个人实际上为了维护中央集权，在这一点上他跟汉武帝根本利益一致。所以他有时候顶撞一下，汉武帝反而觉得这个人正直，而且这个人敢于说话，可靠，反而更信任他。
朱元璋法目如炬，却还是揪出了与张汤套路类似的刑部尚书--开济！
单看他雷厉风行的外表，“以综核为己任，请天下诺司设文簿，日书所行事课得失。又各部勘合文移，立程限，定功罪”的治绩，甚至宰杀当朝驸马欧阳伦的魄力，我们哪里会想到他竟是一个能把死刑犯运作出狱，以换取钱财的巨贪？
又哪里会想到他是一个渎乱人伦，役娶甥女，霸夺妹产的无耻小人？
在一个充满仁、义、礼、智、信、忠、孝、恭、敏、悌的教条主义政府内，忠直的外表与大义凛然的姿态，居然可以用来贪墨腐败、渎乱人伦！
可悲的是开济？抑或当时的礼法与察人观？
类似于开济之流的官员，只有到魂归九泉的那一刻才会彻底悔悟，然而只要一息尚存，总是要高声疾呼忠君爱国、静以修身、俭以养德。
这仅仅是我古代中最为常见的十七类官员，不可能没有遗漏和重叠，只是就其性格特点和为官之道，略作区分罢了。至于如何治理这十七类官员，如何从制度上进行改革，笔者将会在《政、企所要规避的“六可畏”》中，做详细论述。
参考文献：
1.司马光，《资治通鉴》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07版
2.陈寿，《三国志》，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05版
3.韩非，《韩非子》，内蒙古：内蒙古出版社，03版
4.刘亦发，《菜根谭》，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06版
5.冯梦龙，《智囊》，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04版
6.儒家经典，《大学中庸》，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0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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