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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人士
将晚清时的社会政治状况与晚明的政治生活状况放在同一史学视野中进行分析、比较，这种比较史学的思维并非我的异想天开。李约瑟博士（Dr.JosephNeedham）在他那部洋洋大观的《中国科技史》中，便已率先采用这个观点，对晚明及晚清的科技发展，从准科技哲学的层面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我所说的这个比较框架，只是从政治史学的层面，对李氏的这种分析构架进行某些创新性的沿用。
其实，对于晚清之与晚明的对比研究，在日本汉学界早已不是新鲜的提法。川合康三早些年在京都大学的一次演讲中，首先建议将两个时代的发展轨迹从“跨时代的社会思维”出发，进行更深层次的反思与探求，以“发现一些对我们的时代有用的启示”。而后，随着一些专注于晚清、晚明史研究的日本、台湾学者的介入，川合先生的这个思维在经济史、社会发展及人文、服饰史等方面都得到了很好的应用，这种研究模式在十几年间，已经形成了卷帙浩繁的论述体系，以及一整套可供参考但又并不能完全适应普遍意义上的政治史考察习惯的操作规程。而将政治史观念带入这个论述模型，在切入点及方法上或许更要费些周章。
在中国政治史的序列中，晚清与晚明都存在着鲜明的时代特征，但同时，这两个时代在政治层面又具备着我们不难发现的执政思维上的共性。导致晚明最终倾覆的关键原因，如果深究起来，文官制度的过于强势，以及由不断的政治博弈造成的内耗所导致的武备坍圮，无乃题中应有之义；而晚清在这方面的问题则表现为文官集团在外交上的过分努力，以及对武装力量的轻视造成的发展迟缓，最终导致了整个社会大工业化的推迟。另外，在政治意识层面，这两个时代都存在着明显的形而上的成分。晚明推崇“经史治国”，即以上古先贤传下来的礼仪、道德对国家施行统治及管理，这样导致文官膨胀，而至这个群体在成为整个国家支柱的同时，也成为了这个国家的累赘；晚清虽因为其特殊的历史及民族原因摆脱了儒家文化造成的统治形态上的种种封固，然而“万邦来朝，物华天宝”的自我中心思想，则成为了其在政治信仰上的鸡肋。通盘而言，两个时代都因之由地理因素的长期影响所导致的地缘政治思维，进而形成了浓重的“理想国”情节；而由此造成的高层对于社会模型的预判，则在政务、外交及普通的内务等多方面，对两个时代的发展造成了很多相似的影响。
晚明与晚清在政治上的共性所值得我们探讨的方面，远不止上述范畴。对于这两个时代的探讨最大的意义，在于我们能够清晰的看到一种走向近代化的中国古典政治思维。这种思维带着明显的“乡土气”（黄仁宇），其由历史及民族原因造成的地缘影响，涵盖在政治模型的各个层面。对于武力的轻视，以及崇尚和平的愿望，既成全了这个“乡土的族群”博大精深的礼乐文明，同时也約制了其在世界近代化视野中的正常发展。在很多西方学者看来，中国在最应该“学着维京人的样子扩张”的17世纪中叶，却进行了一场“针对内部反政府武装的持久的消耗战”，这被普遍认为是历史的遗憾，但在很大程度上，其也被认为是中国历史演进的因由；而19世纪中后期的中国史则更令西方汉学学者们扼腕，在日本因为“黑船”打开国门的时候，清政府则执着于天朝思维，与艰难的外交同时进行的，是存在于内部的官场博弈。英国人赫德后来的回忆指出：“他们（清政府的官员）很难在一些关键的外交问题上达成真正的一致，有的只是派系之间的博弈与妥协的结果。”两个时代在对外问题上都表现出了惊人的相似，这不得不让我们在广义的政治心理学层面，对它们进行重新的审视。
对于17世纪中叶及19世纪中后期中国史的探讨，其更加重要的意义也许并不在丰富某些理论性的政治学观念，其存在着更加重要的历史意义。作为两个风雨飘摇的时代，其所面临的外交、内政的问题也表现的较为相似，其在政治信仰上的“理想国”情节则更值得我们拿到现代性的社会构架中进行讨论，而更值得我们讨论的也许是出现在两个时代中被广为诟病的贪腐格局。毫无疑问，过度的意识封固在无法适应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很难适应经济的发展。由政治意识封固导致的阶层固化，带来了贪腐的依据，也从文化上将贪腐理念植根于时代发展的精神层面。这种贪腐理念在精神层面的“扎根”较为喜剧化的体现，即为李鸿章为了推进自己的改革进程，无奈只好适应官场“陋规”，以银子促发展；而这种思维的悲剧典型则是万历年间的张居正，他虽说不向官场规矩低头，但最后却换来了挫骨扬灰的死后尴尬。贪腐亡国，但地缘政治的因素又将这种鄙陋的文明植根于几个世纪的中国文化，直到现在，人们还是如此认知。我们在跨时代的比较中是否能够找到其间的症候，也许这也是这种研究模型所应具备的人文使命。
概而言之，对于晚明、晚清的政治史比较，在史实层面的主要任务是找寻时间模型的共性，以及两个时代相互作用的相关性。原则上遵循“求同存异”的史实分析方法，对能够进行政治意识客观分析的部分“求同”，对两个时代中无关主旨的具体细节成分“存异”。在这个原则的主导下，探索出一条清晰的，也许能够找到更好的促进传统意识形态优化与变革切入点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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