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的思想以儒家为主导，这是古今学人的基本共识。洪迈《容斋随笔》就曾言道：“诸葛孔明千载人，其用兵行师，皆本于仁义节制，自三代以降，未之有也”。清乾隆在《日知荟说》中亦指出：“诸葛孔明为三代以下第一流人物，约其生平，亦曰公忠二字”。这种对诸葛亮的评价代表了中国传统的主流观点。本文所要强调的是，除了仁义礼智信等一般的儒家人格特性外，诸葛亮人格中具有鲜明的儒家大一统的文化禀赋。

　　

　　三国时代是一个政权分裂的时代，亦可以看作是各个文化集团都在进行着的国家统一事业的时代。以此视角观之，诸葛亮的南征与北伐则格外引人注目。诸葛亮的前、后《出师表》，既表现对于君王的忠诚，更表达对于江山一统的渴望。前《出师表》强调：“北定中原”，“兴复汉室”，统一意志坚决。后《出师表》一开篇就说：“王业不偏安！”并表达为了一统天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决心。在全国各地的武侯祠里，大多将传为岳飞所书的《出师表》作为标准配置置于其中：岳飞是追求天下一统的英雄，《出师表》辅以岳飞书法成为绝配。由此看，历史已赋予诸葛亮以国家统一的符号意义。在他的身上，具有厚重的民族与国家认同元素。

　　

　　儒家大一统的社会理想，一是理论观念的表达，一是实践行为的表现。而打通儒家人格理想和社会理想的重要环节，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儒家典籍《礼记·王制》既记述了天子诸侯及其公侯伯子男的纵向的结构体系，也描述了东西南北中的空间格局，这是据于天下太平语境的规定。诸葛亮处在一个乱世，天下并未一统。诸葛亮的治国平天下，就是实现国家的统一。其于乱世的治国平天下之策，就是天下一统之策。

　　

　　大一统之于诸葛亮，是长时段历史的积淀与文化的塑造。无论是作为意识、观念，抑或传统，甚至是一种基因，都是被历史一再肯定的结果。

　　

　　这种文化基因，在前轴心时代即形成坯胎。黄帝行德政，诸侯皆归之，“抚万民，度四方”，“监于万国，万国和”。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和谐局面的形成，这种一统是制度上的统一，黄帝也因此被尊奉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夏商周文化，如孔子所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这种大一统的文化一脉相承，为中华文化大一统思想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轴心时代，诸子百家竞相提出自己的文化主张，以应对周代国家体制危机。无论是儒家的一统于道德仁义，法家的一统于帝王专制，还是道家一统于自然尊奉，他们对于天下“圣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于一”的主张却是整体认同的。大一统是那个时代的时代精神和历史主题。

　　

　　汉武帝通过对匈奴的战争，稳定了大汉江山；另一方面则通过一系列策略，解决了封国问题。正是在这样的统一局面下，董仲舒等人以《春秋》公羊学为基础的大一统思想出笼了。董仲舒把处理蛮夷事务与抑制权臣侯国看作是实现天下一统的基本手段。他强调作为帝王统治者，向外施恩，就是仁；作为远方的族群，向中央的职贡就是义。国家这样的施恩越多，其领属的天地就越宽广辽远，而远方的职贡也就越多，与大一统国家的关系就越近。这时，族群关系被纳入了大一统的国家意识。

　　

　　进入东汉时代，按照何休的《春秋公羊解诂》的解释，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经历了衰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演进阶段，天下问题基本上是诸夏与夷狄关系的问题。至此，汉代儒家代表人物对于社会历史从分裂走向一统的历史的表述，是把国家的族群关系状态视为大一统的核心问题。这种历史观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在儒学中的最为经典的表述。可以说，以儒家文化为主体，兼采各派学说的大一统文化最终在汉代铸成。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群豪并起。”威胁一统的因素再次明显地凸显出来。过去的史学家往往关注的是魏、蜀谁为正统问题。假如我们放弃正统说，而改为大一统说，则曹魏和蜀汉都是天下统一的追求者，同样都是大一统的天下观的实践者。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对于乌桓和匈奴，采用了武力征服与和亲的双重形式，维护了晚期东汉王朝的基本稳定。可以说，这是据乱世、求一统之曹操的方式。而诸葛亮主导下的蜀汉，强调“王业不偏安”，则具有更强的统一欲望。

　　

　　早在刘备三顾茅庐时，诸葛亮就提出了这样的主张：“将军既帝室之胄……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孙权，内脩政理；……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这是蜀汉的基本立国策略：利用帝室的皇家资本，采用德治方针，坚持以和平为宗旨的民族政策，联吴北伐统一。终诸葛亮辅佐蜀汉一生，都是按照这个最初的方针执行的。其中，皇室资本是天下所望，即便是昏弱如后主，甚至刘备临终托付，嘱咐诸葛亮对于刘禅，可辅则辅，“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但诸葛亮一直都是勤谨的辅佐者，不会因为个人的野心而耽误一统天下的大业，采用和曹操一样的“挟天子以令诸侯”之策。对于民族关系，诸葛亮始终采取的是“西和诸戎，南抚夷越”的和平策略，主要不是武力的征服，这与曹操以征伐为主的策略大为不同。

　　

　　诸葛亮南征与西南地域空间的开拓，在历史上有一个逐渐发现和重新认识的过程。最初，陈寿撰写《三国志》的时候，对于诸葛亮南征故事，只以“三年春，亮率众南征，其秋悉平”十一个字，一带而过。后来诸葛亮在《出师表》里自述，也只有“五月渡泸，深入不毛”数语。对于这样一个重大事件，当时留下的资料实在是太少了。到了东晋习凿齿的《汉晋春秋》里，南征具体化为“七擒孟获”故事，有了二百字的篇幅，具备这个后代七擒孟获故事的核心要素。同时，在东晋的地方史书《华阳国志》中进一步记载了诸葛亮与孟获的故事，诸葛亮管理西南民族的杰出智慧开始得到传扬。这些故事，印证了诸葛亮在《草庐对》中提出的“西和诸戎，南抚夷越”的国策的历史实践。

　　

　　诸葛亮在尊重地方文化的基础上，强化了西南区域的对于中华文化的认同。诸葛亮在南中，“即其渠帅而用之”，用当地的领袖治理，南征后不留兵，保留其自治权，体现出对于南中各族的信任。同时，这种地域化尊重不能排除对于共同文化的尊崇。据《华阳国志》载：诸葛亮“先画天地、日月、君长、城府；次画神龙，龙生夷及牛、马、羊；后画部主吏乘马幡盖，巡行安恤”。这是一种以图像文献对于民众进行国家与地域关系的教育行为，即地方文化隶属于主流文化的教育，这在任何时代都是十分必要的。诸葛亮南征及其对西南边地的治理，与北伐一样，可以说是对大一统天下的儒家理念的践行。

　　

　　在当年诸葛亮南征的故事发生地，各民族人民至今还在传颂着诸葛亮的故事。云南的很多山水，都是因为诸葛亮的关系而得名，据传云南的茶因孔明而发明出来，云南傣族的房屋造型按照孔明的帽子的模型而造，云南姑娘的裙子因为孔明的扇子造型而有今天的款式，傈僳族的火把节，傣族的泼水节，都被说成因诸葛亮而发生，云南各族的许多风俗与诸葛亮相关。这些故事，不胜枚举，诸葛亮的事迹成为了地方传说，也因此成为地方认同和地方社会建构的文化资源。这时，我们就会发现，诸葛亮作为一个族群和谐生活的建构者，逐渐变成了一个中华民族主流文化的化身。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观点，在诸葛亮的文化人格上得到深刻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