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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明代绘画《海内奇观·杭州北关夜市图》。它生动形象地描绘了明万历时期
杭州武林门外灯火通明、通宵达旦、热闹非凡的夜市景象。
日入为夜，买卖之所为市。夜市与“日市”相对，是指从黄昏到黎明时间段的商品劳务交易活动。秦汉以来的古代中国社会严格遵守“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生活规律，就城市商业和市场而言，市场是封闭性的，日市是其常态市场。但随着城市和商业的发展，夜间经营、夜间开业的夜市悄然出现，冲击乃至打破了小农经济的生产和生活模式。夜市经济作为基于时段性划分的经济形态，是城市及城市经济的衍生物，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种特殊经济形态。
关于夜市的缘起，目前学界众说纷纭。究其原因，是由于研究者对“夜市”涵义的理解不一：有的理解为夜间经营，有的理解为夜间街市或集市，有的甚至以“夜市”一词出现的时间为据。由此形成了唐中晚期夜市论、宋代夜市论和汉代夜市论。夜市萌芽于汉代论，推翻了传统的夜市最早起源于唐中后期之说。学者倪根金据东汉桓谭《新论·离事第十一》（扶风邠亭部，言本太王所处，其民有会日，以相与夜中市，如不为期，则有重灾咎）及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考证，认定汉代已有夜市。《后汉书·孔奋传》中有“一日四合”（早市、大市、夕市、夜市）之说。清学者惠士奇《礼说》：“古者为市，一日三合，而河西姑臧，市日四合，扶风美阳，俗以夜市，则司市之法，不行于天下矣。”这个夜市似指固定市场中的夜市。除此之外，我们在汉代的各种典籍中，只发现夜晚有酒店经营的，如《史记·滑稽列传》写道：“日暮酒阑，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错。杯盘狼藉，堂上烛灭。”未发现有其他夜间商品交易及夜市形貌的具体史料记载。汉代的夜市，充其量只能算是带有一定民俗色彩或宗教意味的不完全形态的夜市，据其现存资料只能断为夜市的萌芽。
经魏晋南北朝至隋唐，特别是到了中晚唐，坊市内外夜间经营逐渐增多，夜晚消费场所多为酒楼妓院，消费者多为官僚士大夫、仕子及行商。东都长安崇仁坊夜间的商业活动非常兴盛，“一街辐辏，遂倾两市，昼夜喧呼，灯火不绝，京中诸坊，莫与之比”。西都“洛阳风俗不禁街”。“千灯夜市喧”、“夜市桥边火”、“蛮声喧夜市”、“夜市卖菱藕”、“夜市连铜柱”——诗人们集中而明确的歌咏，也说明中晚唐的夜市已经大量出现，渐成规模，成为值得关注与赞叹的唐代社会生活风俗意象。
而宋代夜市论则以坊墙的倒塌为据：城市市场成为完全开放的市场，地点开放、时间开放。夜市消费的多样性、集市性与平民性特征，表明宋代夜市的确更典型、更成熟，更接近于现代夜市。两宋时期夜市达到高度繁荣，以北宋东京、南宋临安为典型代表的大中型城市夜市形成规模经济。不仅有商圈夜市，还有流动夜市；不仅有饮食服务夜市、传统娱乐夜市，还有文化娱乐夜市、休闲旅游夜市。夜市已然成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彰显出宋代城市化进程和商品经济前所未有的发达。
经元代的低迷之后，明、清夜市再现繁盛。除传统夜市经营外，出现了主要用于商品集散的城外夜市，增加了更多的属于生产性的经济活动。清人宣鼎的《夜雨秋灯录·古泗州城》记载：泗州城“人物往来贸易若夜市”、“夜市三条人似蚁”。夜市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脉络前行，不断发展壮大，成为一种激活城市经济和生活的催化剂，演化成一种特殊的城市经济形态。
夜市的产生与发展是一个渐进渐变的过程。它不仅与城市规模的扩张、城市功能的变更、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商业的繁荣、社会需求的增长与多元化关系密切，更与各个历史时期的城市管理之坊市制度和夜禁制度的具体规定、执行程度及存废密切相关。当一个城市的市场突破原有的时空局限，变得愈来愈庞大且开放时，夜市便迅速增长起来，从点到面，从都城到地方城市，从商业大都市到地方小城镇。而正是受诸多因素的复杂影响，虽大趋势如此，但具体到每个朝代的不同城市、每个城市的不同时期，夜市发展则是千变万化的。以扬州为例，商业都会夜市通常最为繁盛。相传扬州夜市起于隋炀帝，炀帝于小市桥又名宵市桥“开夜市”。唐开元、天宝时期，扬州坊市松动，夜市已然繁盛。“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是最为典型的扬州夜市繁华景象。清人宗元鼎诗云：“丰乐名存酒库荒，隋家遗迹堡城旁。河桥尚忆繁华夜，小市春灯煮百羊。”寥寥几笔娓娓道来，以自隋而唐至宋的典型物象，隋时的城堡、唐时的“夜市千灯”、“煮百羊”、宋时的丰乐楼，唤起人们对昔日扬州繁华夜的向往，昔日之“繁”与眼前之“荒”形成对比，宛如一幅扬州夜市盛衰图。
当夜间经营还只是个别活动时，我们称之为夜市现象，当夜市在一定范围内逐步实现常态化、规模化时，它就上升为城市经济的一种特殊形态——“夜市经济”了。从整个中国古代夜市发展看，夜市经济是商品经济与传统习俗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是城市经济和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出现的经济文化消费活动，其娱乐性和休闲性不仅服务了城市居民，满足了较高层次的精神需求，也促进了城市旅游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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