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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是邹鲁文化的结合，培育了孟子，而孟子的出现和文化上的突出成就，又使战国时期的邹、鲁文化进一步整合、提升，形成了“邹鲁文化”或“邹鲁之风”。
二、孟子与稷下气象
在孟子一生中，对其影响最大的诸侯国，邹、鲁之外，当属齐国。孟子曾三次游齐，长居稷下学宫，是其周游列国中，往复次数最多、居留时间最长之地。
孟子游齐，正当齐威王、宣王在位之时。他们在政治上实行改革，唯才是举、励精图治；经济上，通货积财，工商并举、甚富而实；军事上，“带甲数十万”，有战如雷电，解如风雨之强势，大有“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以一统天下之志；在文化上，则大行礼贤下士之风，建造稷下学宫，招贤纳士，“高门大屋尊崇之”。齐泱泱大国的景象，对来自邹鲁之地的孟子产生了极大吸引力。
孟子游齐也正值稷下学宫发展的高峰时期。《史记·田齐世家》载：“齐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邹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名家荟萃，人数众多，这对孟子思想的发展、创新、提升产生了巨大影响。
孟子久居稷下，对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齐文化进行深入学习考察，从多个方面吸收思想成果。据统计，《孟子》中提及人物最多的是齐宣王，共23次；提到齐国大臣也有12人之多，可见其与齐国君臣交流之深广。此外，齐桓公、管仲等齐国历史上的明君贤臣也被多次提到。齐宣王在雪宫召见孟子，问及如何与民同乐的事，孟子引述一长段当年齐景公与晏婴的对话予以解说，看得出其对齐国历史文化的耳熟能详。而从思想的吸收来看，孟子提出的民贵君轻思想、“制民之产”、“有恒产者有恒心”思想、以及“省刑罚、薄税敛”等，在孔子的《论语》中，很难找到类似论述，然而在齐文化中，却能找到这些思想的渊薮，甚至语类相同的论说。例如，管仲提出“宽政役，敬百姓”，“省刑罚，薄赋税”，主张“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晏婴提出：“定民之居，成民之事”，在民、君、国关系上主张：“君民者，岂以陵民，社稷是主”等等，都能看出孟子对齐文化思想的吸收与继承。《管子》一书是稷下学者的论文汇集，郭沫若先生早就提出了孟子的“浩然正气”说，显然是将《管子·内业》等篇中的“浩然和平，以为气渊”之语及“灵气”说，“袭取了来，稍为改造了一下。”将《管子》与《孟子》多相对照，这样的例证还有不少。
三、孟子对齐鲁文化的提升
齐鲁文化是培育孟子思想的沃土，孟子对齐鲁文化的提升也作出了巨大贡献。
傅斯年先生说：“自春秋到王莽时，中国上层的文化只有一个重心，这一个重心便是齐鲁。”齐鲁的“重心”地位，在战国时期，是以“邹鲁之风”与“稷下气象”为主要支撑的，而这两点都凸显出孟子的贡献。
战国中期，随着诸子争鸣的加剧，出现了杨、墨之言并显，儒学中衰的局面。孟子一出，批杨朱、批墨家，推崇孔子，阐扬儒学，复兴了孔子故乡的儒学之风。其次，孟子传承、发展子思学说，成为思孟学派理论的发展者、主导者、完善者，将孔子儒学体系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其三，邹、鲁文化的结合，使儒学的故乡由孔子之鲁，扩充到孔孟的“邹鲁”，并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区域文化风气：“邹鲁之风”。这种风气可以概括为——士风崇儒；民风尚德；政风施仁。邹鲁之风，在战国秦汉及以后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对中华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孟子到稷下时，“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孟子》中有“夫子加齐之卿相，得行道焉！”的记载，说明孟子地位与相比肩，明显高于其他学者的“上大夫”之位。在到访的稷下先生中，孟子是与齐王直接论辩、评说最多的人。孟子以“好辩”名世，重点实践却在稷下。孟子的滔滔雄辩，锋芒毕露，大大推动了稷下争鸣的学术风气。《盐铁论·论儒》：“齐宣王褒儒尊学，孟轲、淳于髠之徒，受上大夫之禄，不任职而论国事，盖齐稷下先生千有余人”，就是对孟子助推稷下学术高峰的肯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