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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
- 斯大林:“我完了,我不相信任何人”
- 新的“大清洗”中,赫鲁晓夫信守承诺
- 铁托:“问题在于制度”
- “赫鲁晓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他看中了你”
- 告别政坛的“绝唱”
四、波斯人
当这些事件在阿拉伯世界发生时,同样重要的发展正在邻近的波斯出现。我们在第三章中已看到,17世纪初叶,波斯在沙·阿拔斯一世统治下达到的伟大的顶点可与奥斯曼帝国在苏里曼一世统治下达到的伟大的顶点相比。然后,波斯陷入软弱无能、默默无闻的状态,经历了又与土耳其人的衰落相似的衰落。波斯也未曾遇到过让外界影响使沉闷的气氛变得活跃的拿破仑远征、活动范围广阔的叙利亚商人和大量的外国传教士。因而,1887至1888年居留在波斯的一位英国学者在那里发现了早救世纪已在西方消失的一种类型的世界: ……气氛是中世纪的:政治和进步几乎无人提及,谈话多半是围绕神秘主义、玄学和宗教;最热烈争论的政治问题是那些与我们时代第七世纪的先知穆罕默德的继承人有关的问题;官方杂志的偶然出现仅仅唤起人们对外界事务的没精打来的兴趣…;在基尔曼,每星期一次的邮车维持着与外部世界的通讯。 然而,大约正是在19世纪后期的这一时候,波斯开始明显地受到无所不在的西方的影响。这种影响的根源和性质通常与在土耳其人中间的影响的根源和性质相似。最初是试图借用西方的军事技术,这转而又需要更大的中央集权和一个新的官僚机构。传统的穆斯林宗教学校(即madaris)显然不能提供可以充当新官僚机构的官员的毕业生,更不用说提供可以充当新军队的军官的毕业生了。因此,学生们给派到国外,而种种西方式的新学校在波斯得到建立。渐渐地,出现一批知识分子,他们对西方的物质进步印象很深,希望把西方的制度和习惯做法引进自己的祖国。 19世纪后期,由于西方的不断加强的经济入侵和剥削,这一小批知识分子能在城市里唤起群众的相当的支持。早在1828年,俄国人就已获得与后来强加于中国的领事裁判权相似的治外法权。欧洲大部分强国迅速地仿效俄国交替自己的国民弄到特别权利。波斯国王为了增加供他们恣意挥霍的资金,愿意将垄断特许权授予外国人;这一点促进了上述过程。波斯卡扎尔王朝最能干的一位统治者是纳绥尔丁国王,1848至1896年在位。然而,甚至他也发现,要为他在国外的花费很大的旅行筹措资金,就必需允许外国人开设银行、发行钞票、敷设铁路和享有出售烟草及其他商品的专利权。1896年,这位波斯国王遭暗杀,表明人们对这些做法极为反感。这一暗杀没有解决什么问题,因为继任的统治者不大能干,同样地奢侈,并乐于将自己的国家出卖给出价最高的人。 到1905年,波斯的形势就是如此;那时,先后传来了俄国在满洲遭到失败和俄国内部出现巨大的革命高潮的消息。由于相当数量的波斯学生在俄国的大学里上学、数量大得多的波斯工人受雇于外高加索的油田和工厂,这些富有戏剧性的发展对波斯产生重要的影响。1910年,驻圣彼得堡的波斯领事估计,每年有不少于20万的农业季节工人转入俄国。这些劳工不可避免地受到震撼当代俄国工人阶级的那些革命运动的影响。因而,1905年的激动人心的事件不仅在国西方侵犯而惊恐的波斯宗教领袖中间引起了反应,而且在波斯的许多工人和知识分子中间引起了反应。 一阵罢工和骚乱的浪潮席卷波斯,直到波斯国王于1906年7月同意免去他的不得人心的首相的职务、召集一次国民议会即波斯议会为止。第一届波斯议会于1906年10月在德黑兰召开,制订了一个自由主义的宪法,波斯国王在两个月后即他临死前签署了这一宪法。新的统治者、反动的穆罕默德·阿里国王决定废止这一宪法,但是,他有已觉醒的大众要由他照管。近代以来,波斯第一次正在为一个有真正的群众追随者的改革运动所震撼。由于在外国人手下蒙受的耻辱和遭受的剥削,这一运动是强烈地民族主义的、反西方的。一个消息灵通的英国观察者对波斯改革者的动机因素和目的作了如下描述: 正是在他们认识到他们的国家被国外人看不起、他们的利益以微不足道的价钱被出卖、他们的宗教和他们作为一个民族的独立存在均遭到毁灭的威胁时,他们开始要求参与国家的政府。欧洲的许多记者和其他作家嘲笑一个波斯议会的思想,几乎在每一页上象这么多的鹦鹅一样重复着“喜歌剧”这个词。……然而,波斯人已自觉地在为他们作为一个民族的真正的存在而战斗,在这意义上,这个民众的式符合宪法的政党可以被非常恰当地称作“民族主义者”。……实质上,正是这个爱国的政党代表着进步、自由、宽容,尤其是代表着民族独立和“波斯人的波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