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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如果其他地理因素相同，那么，人类取得进步的关键就在于各民族之间的可接近性和相互影响。只有那些最易接近、最有机会与其他民族相互影响的民族，才最有可能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而那些与世隔绝、缺乏外界刺激的民族，多半停滞不前。 如果将这一假说应用于全球，那么，所有较大集团中发展最迟缓的应是遥远的澳大利亚土著居民，其次是美洲的印第安人，然后是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的黑人，最后是发展最不受阻碍即最先进的欧亚大陆各民族——它们相互间不断交往，而且交往的范围日益广泛。当然，1500年以后，欧洲探险者所发现的文化发展程度的不同正是如此：澳大利亚土著居民仍处于旧石器时代的食物采集阶段；美洲印第安人的发展水平高低不等，既有加利福尼亚的仍处于旧石器时代的部落，又有高度发展的墨西哥文明、中美洲文明和秘鲁文明；非洲黑人呈现了相似的多样性，不过其总的发展水平更高；最后，处于完全不同水平上的是欧亚大陆的非常先进、复杂的文明——中东的穆斯林文明、南亚的印度教文明和东亚的儒家文明。 如果博厄斯的假说仅应用于欧亚大陆，那么，它将有助于说明为什么中东会在历史上居首位。中东正好地处三大洲之间的十字路口；实际上，有史以来的大部分时间里，中东一直是开人类进步之先河的地区。除了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以外，农业、城市生活和文明也都发源于中东。此外，还值得注意的是：文明在中东发展起来的时间早在约公元前3500年前后，在印度生根的时间大约在公元前2500年前后，而在中国和西欧开始生长的时间则在最后，约公元前1500年前后——因为中国位于欧亚大陆与世隔绝的东端，西欧位于欧亚大陆与世隔绝的西端。 1500年以前，西欧几乎一直是今日所谓的不发达地区。西欧诸民族地处边缘地带，从那里窥视内地，它们充分意识到自己是孤立的、脆弱的；12世纪英国编年史家威廉（马姆斯伯里的）说的一段话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他说： 世界的划分是不公平的。在世界的三大部分中，我们的敌人将亚洲占为他们的世袭家园。亚洲乃世界之一部分；我们的祖先认为它相当于其他两部分之和，是正确的。从前，我们的宗教就是在这里伸展出它的分支；除两人外所有的使徒也都是在这里死去。但现在，亚洲一些地区如果还有基督教徒活着的话，他们是靠务农勉强维持生活，他们向自己的敌人纳贡，并默默地渴望、期待着我们去帮助他们重新获得自由。世界的第二部分非洲也是如此，我们的敌人已用武力占据了它200多年；这对基督教世界是一个更大的威胁，因为非洲从前曾供养过这些犹如最有心计的精灵一般的人们，他们的所作所为将使这一停滞不前的时代象拉丁语生存得那么长久地不受基督教《圣经》的影响。第三部分是世界剩余的地区——欧洲。我们基督教徒仅居住在欧洲的一部分地区里，因为，有谁愿意将基督教徒的名声给予那些住在遥远的海岛上，仿佛鲸鱼似的在冰海中谋生的野蛮人呢？世界的这一小部分虽属于我们，但现在也被迫接受了好战的突厥人和萨拉森人：他们已占据西班牙和巴利阿里群岛这300年之久，并期望着吞没其他地区。 这些胆怯的、中世纪的欧洲人是多么不同于他们那自信的、敢作敢为的后代啊！他们的后代从被围困的半岛出发，赢得对外洋航线的控制，由被围攻者成为围攻者，从而决定了直到现在的世界历史的主要趋向。这一出人意外的结局提出一个根本问题：为什么起这一重大作用的是西欧人？为什么是他们而不是阿拉伯人或中国人将世界各大洲联系在一起，从而开始世界历史的全球性阶段——尤其是若考虑到他们早先对世界事务的影响仅一般而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