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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陆上强权法兰西 在民族成分的复杂性方面，法兰西民族在欧洲的所有民族中也许称得上是首屈一指。来源复杂的民族构合，绵延千年的历史文化沉积，多种文明要素的汇合撞击，固然是造成法国在崛起道路上大开大阖、命运多舛的原因；但探其究竟，最为根本的还是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着的丰富多彩的人——他们的思维方式和内心情感。从圣女贞德到路易十四，从拿破仑到戴高乐，法兰西这个民族的命运就与它优秀儿女的抗争紧密相连，有时甚至只有“奇迹”两个字才可以形容。 一、高卢人与法兰克人 法兰西空间 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米盖尔自豪地声称：“有些国家没有历史，但法国不在此列。自从欧亚大陆上有人类出现，在今天称为‘法国’的这块空间内，就有事情发生。”位于欧洲西北部，被大西洋、莱茵河、阿尔卑斯山地中海和比利牛斯山所限定的“法兰西空间”是人类在欧洲最早驻足、生活过的地区之一。这里很早就有居民。今天在法国旅行的人到处可以碰到史前时代的遗址。这类遗址在布列塔尼数量极多，在西南部也异常丰富，在整个普罗旺斯、中央高原、阿尔卑斯山甚至在巴黎郊区，都可以找到“新石器时代”的遗物。在欧洲考古史中，许多旧石器、新石器的文化分期都取自于法国的地名。法国的历史底蕴之深厚，由此可见一斑。皮埃尔?米盖尔在其所著《法国史》中甚至有些夸张地说：“（法国）全国就是一个博物馆。马赛人想要在交易所广场建造一座大楼，他们就发现了福赛人的旧港。巴黎要在圣母院教堂前面挖一个停车场，结果碰上了一座墨洛温王朝时期的庄园。诺尔省平原的一个农民翻掘他的甜菜地时，发现了墨洛温王朝时期一座重要的古墓。假如一个有钱的波斯人异想天开，想把法国整个领土买下来，叫人一米一米地去挖掘，保证没有多少地区没有古物发现。我们的土地下还沉睡着丰富多彩的过去。现在，我们对这个过去的了解还是支离破碎，微乎其微。” 尽管许多学者认为法国的史前史与法国后来的历史几乎没有任何关联，例如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经济学家福沙尔就认为：“如同上帝羔羊一样神秘莫测的高卢与我们的国家几乎没有关系，我国没有经历洪荒时代。”但法国史学大家布罗代尔的观点似乎更能让人接受，他认为：“不能说史前史不是历史，不能说在高卢之前不存在高卢，在法国之前不存在法国，高卢和法国的许多特征要由罗马征服前几千年的历史作出解释。”应当说，这种看法得到了法国政府和大多数民众的认可，否则就不能解释为什么法国人对在法国境内发现的史前岩洞壁画如此倍感自豪，为什么法国政府以拯救法兰西文化遗产的名义对本国的史前遗迹妥善加以保护。 独立的高卢与罗马化的高卢 在法国人看来，法兰西空间是法国人自古以来生活栖息的地方，是法国的“自然疆界”；高卢人则是法国人共同的祖先。其实，高卢人就是希腊人所称的凯尔特人，高卢人是罗马人对凯尔特人的称谓。而“高卢”亦由此成为法国的第一个名称。恺撒征服之前的高卢一般称之为“独立的高卢”，这之后的高卢则称之为“罗马化的高卢”。对于“独立的高卢”时期的历史，长期以来处于半隐半现之中，不过结合古代希腊罗马人的记载以及近代以来的考古资料，我们大致可以了解高卢人的一些情况，如希腊史地学家斯特拉波写道，高卢人“性格轻浮，胜利时傲气凌人，而失败时又垂头丧气。他们习惯轻佻，但某些习俗又表明在他们的秉性中有凶悍野蛮的一面”；他们“嗜好战争，容易动武，不过也很单纯，没有恶意。如果激怒了高卢人，他们就会不顾一切，直奔敌人。”高卢人尽管骁勇善战，但往往没有固定的主人，他们不仅在高卢境内频繁更换主人，而且还接受埃及人、迦太基人甚至罗马人的雇佣。因此近代法国史学家米什莱曾写道：“谁想找到盲目的勇敢和廉价的鲜血，只要收买高卢人就行了。”这也是尽管高卢人勇敢但却很快被罗马人征服的原因。从公元前1世纪起，高卢进入到所谓的“罗马化”时期，从名义上说，这一时期一直持续到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正式灭亡时为止。“罗马化”时期尽管是数千年前的旧账，但在法国人特别是法国的知识分子的心目中，这段历史却是颇受注目的特殊时期，其重要性并不亚于随后出现的任何一个王朝。这是因为，一方面，这一时期是法国历史上最为重要的转折点之一，法兰西文明的最基本要素——古希腊罗马文明、基督教文明以及日耳曼蛮族文明——都在这一阶段登场亮相，并逐渐融会贯通，最终形成了光辉灿烂的法兰西文明。另一方面，罗马对高卢的征服，对法国人的民族情感而言是一个复杂难言的历史心结。在反抗征服者的过程中，高卢既有英勇抵抗的斗士，也有与罗马人亲密合作的“模范”，而这段史实与一两千年之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法国颇有几分神似，所以罗马化时期的历史在后人看来就不可避免地带有一些微妙的色彩了。或许对沉痛历史的不快记忆是每一个古老民族都无法避免的陈旧伤疤，它时不时地总要隐隐作痛。即使已是数千年前的老伤，但历史总是无法忘记的。 法兰克王朝：法国历史的一段插曲 20世纪90年代，英国著名的法国史专家罗杰?普莱斯应剑桥大学出版社之邀撰写一部《简明法国史》，不知是出于“简明”的目的，还是由于其他原因，普莱斯的法国史对9世纪以前的内容根本不予涉及，即使出现过几行片鳞只爪的有关法国上古史的语句，那也只是出于行文方面的考虑。普莱斯这样处理并非没有道理。对于直接继承了古罗马先进文化的土著高卢居民来说，由蛮族的法兰克人所建立的墨洛温王朝（481年~751年）和加洛林王朝（751年~987年）充满了无休止的征战和令人发指的自相残杀。且不论加洛林王朝在多大程度上奠定了未来德意志和意大利的基础，该王朝对于高卢来说似乎只能算是一段插曲，即使是声名显赫的查理曼大帝，基佐也称之为“除了思想抱负而外，完完全全是一个德国人”。987年，加洛林王朝的最后一位国王路易五世死后无嗣，在西法兰克享有较高声望的法兰西公爵于格被教俗贵族推举为国王，他所建立的王朝被称为“卡佩王朝”（ 987年~1328年），真正接近现代疆域概念的“法国历史”由此开始。 二、从封建割据到政治统一 法兰西岛：法国崛起的起点 充满悲欢离合、起伏跌宕的法兰克人500年统治落下帷幕，自987年开始，法国历史又进入另外一个500年的锻造历程。从10世纪末到15世纪中叶，可以视为法国中世纪的历史，同时也是法兰西国家由割据走向统一以及与此相伴而生的民族国家观念形成的历史。1302年以前的法国一直处于割据君主制度之下，在这种封建制度中，国王的权力得到诸侯的承认。国王是最高的君主，可以在庄严的场合召见领主，和他们“商议”国家大事，但他不能强迫他们每天承认他的权威。在法兰西的领土上，领主和国王之间的关系相当松散。地方上的权力属于统治这个地区的领主，国王只不过是高一级的领主。在非常时期，领主有责任忠君勤王，其他时候，他们是自己领地的绝对主人。 在卡佩王朝的最初两个世纪里，王室的实际控制区域基本上限于面积不足3万平方公里的法兰西岛，而这一时期的法国在名义上却拥有约45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在法兰西岛周围存在着一系列虽奉卡佩王朝为宗主但却享有独立地位的大封建主，像佛兰德尔、诺曼底、布列塔尼、安茹、勃艮第、图卢兹、香槟等，他们的影响、威望、财富和力量都远远超过法兰西岛那位小小的国君。即使在王室领地之内，最初几代国王也处于一种捉襟见肘的窘迫境地，除了一顶尚有几分吸引力和几分神秘色彩的王冠之外，很难找到什么能与周围大封建领主相抗衡的东西。事实上，国王对付这些诸侯只有一种武器，那就是，作为一国之君，他可以干涉遗产继承问题。例如，虔诚者罗贝尔就乘勃艮第公爵无嗣之际，强立自己的儿子为公国的嗣君。这表明，法国国王只能希望在封建制度内部，通过成功的干预扩大自己的领地，从而重建自己的权威。他既没有办法，也并不希望摧垮封建制度本身。因此，国王的命运受着婚姻、遗产继承、门当户对或屈尊俯就的结合等种种偶然因素所左右，与诸侯家族的命运紧紧地连在一起。 此时的卡佩君主一无固定的住所，今天住在巴黎，明天就可能搬到奥尔良；二无常设的行政机构，国王走到哪里，由少量近臣组成的“影子政府”也就跟到哪；三无固定的财政收入，为了过上比较体面的王家生活，随从甚至国王本人有时也会参与打家劫舍、拦路抢劫之类的不法勾当。虽然极不体面，但也是无奈之举。更令这些“三无”国王沮丧的是，王室领地之内也是纷扰不宁，关卡林立，政出多门，大大小小的封建领主俨然把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视作与国王无关的自家产业。王权这种前景暗淡的状况显然制约了卡佩君主的雄心壮志。因此在这一时期，王室的活动主要是内向的，即先把法兰西岛这块领地打理好再说。其一是巩固王位的归属权并竭力将王权神化。经过残酷的宫廷争斗，长子继承制得以确立，这就确定了王位的有序传承。更为重要的是，通过“涂油礼”和加冕礼，从11世纪初起，国王便具备了超自然的神力，宣称可以使盲人复明、伤口自动愈合甚至包治百病。其二是结束了王领境内的动荡局面。到路易六世时期（1108年~1137年），便初步扫平了横行乡里的中小领主和不奉王命的大封建主，社会秩序稍显安定，各地经济联系有所起色。到路易七世（1137年~1180年）时，决定将巴黎作为永久性的首都，从而结束了王室迁徙不定的历史。 如果路易十四等后来的君主了解到国王原来也曾如此窘迫悲惨，他们肯定会觉得匪夷所思。但事实上，法国的崛起就是开始于这小小的法兰西岛。为什么是王室而不是其他力量更加雄厚的领主最终统一法兰西？或者像英国一样拥立外来征服者为国王？这是因为，虽然在这一阶段王权式微、王畿也大为缩小，但国王手里仍然有一张王牌可以充分利用，那就是，由于举行加冕仪式，国王到底是唯一拥有精神权威的人。他不仅是查理曼具体而微的继承者，而且由于加冕的缘故，他还是《圣经》中以色列诸王的嫡亲苗裔。乔治?杜比说得好，“封建社会从来不可一日无君。它既需要一个无形的上帝，同时也需要一个人间的君主。因此，这一时期的法兰西诸王……事实上都拥有国内最强大的诸侯所不能比拟的威望和权力。” 聚散离合：一张不断变化的政治地图 路易七世扩张王室领地的最大对手是安茹伯爵“金雀花亨利”。这位安茹伯爵从母亲一边继承了诺曼底公国，从父亲一边继承了安茹、曼恩、布列塔尼。法王路易七世与妻子阿基坦公爵阿莉埃诺离婚后，安茹伯爵通过与阿莉埃诺结合，从而取得了阿基坦公国的领地。由此他拥有的领地竟比王室领地还大5倍。1154年，金雀花亨利又登上了英国王位，建立了包括不列颠和法国领地在内的庞大的金雀花王朝。婚姻失败的路易七世则人财两空，又平添了金雀花亨利这么一个统一法兰西的最大障碍。更有甚者，原本法王与诸侯间的争斗开始演化为英法两国的较量。所幸路易七世之后的几位国王都颇具才干，菲利浦二世（1180年~1223年）当政之初，王室的直接领地仍局限于法兰西岛地区，而王权的进一步发展势必要打破这一狭隘的界限。在西面，法国的大片土地都处于英国金雀花王朝的控制之下，为瓦解英国人在这一地区的统治，菲利浦二世施展了各种虽不光明磊落但却极有成效的手段，最终促成了金雀花王朝内部的纷争，他先是挑动和利用金雀花王朝国王亨利二世与他的儿子狮心查理、失地约翰父子兄弟之间的矛盾，迫使失地约翰即位后与法王订立《古莱和约》，承认自己是法王的封臣，并将大片土地让与法王；然后菲利浦二世故伎重演，帮助失地约翰的侄子阿瑟反对他。1202年又借口失地约翰拒绝出席法国王室法庭的受审，违犯附庸义务，宣布剥夺英王在大陆的领地，并在其后的几年中将诺曼底、曼恩、安茹、普瓦图和布列塔尼陆续纳入王室领地之内，这样英国在大陆的领地就只剩下吉埃内了。在北面，佛兰德尔伯国具有很强的离心倾向并与英国保持密切的往来，1214年英王失地约翰联合佛兰德尔伯爵以及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奥托一世、布洛涅伯爵共同向法王进攻，菲利浦二世率领法国军民在布汶战役中打败了声势浩大的敌军，佛兰德尔由此也成为王室的领地。此役堪称决定法国王权乃至法国民族存亡与否的生死之战。也正是这一战役，首次真正激起了法兰西民族感情的高涨。由于布汶大捷，法国王权大为巩固，菲利浦二世也被誉为“奥古斯都”。在南面，图卢兹伯国独立色彩十分浓厚，其政治军事势力也比较强大，而且这里的宗教问题也远比其他地区复杂。因此到路易八世（1223年~1226年）时才将南部的朗格多克地区并入王室领地，但图卢兹伯国仍与法国王室保持分离状态。 路易九世（1226年~1270年）在寻求领土归并问题上与其先王大相异趣。以“圣徒”形象闻名于世的路易九世在基督教内部大力宣扬和解精神，如他与阿拉冈国王达成协议，即法国王室放弃对巴塞罗那和鲁西永等地的宗主权，而阿拉冈方面则彻底放弃对图卢兹伯国的权力要求；1259年，路易九世又与英国方面签订领土和约，英王除了保有阿奎丹（吉埃内）之外还获得利穆赞、佩里戈尔、凯尔西以及圣日通等原属英王但后被菲利浦二世剥夺的领地，作为交换，英王承认自己是路易九世的附庸并且完全认可法王对诺曼底、安茹和普瓦图的占有权。 1285年菲利浦四世登上王位，在他统治时期，国土归并又取得一些进展，他迎娶香槟伯国及那瓦尔王国女继承人约安娜为王后，从而使王权在法国东部有了较为稳定的基础，同时又使法国与西南方的那瓦尔王国产生了数百年难以割断的联系。虽说菲利浦四世在拓展领土方面成果颇丰，但后代史学家对此似乎并不热心，人们倒是更关注他对金钱的钟爱以及为钱不择手段的作风：1306年菲利浦四世把腰缠万贯的犹太商人们剥夺全部财产后驱逐出境，随后来自意大利的伦巴德银行家们也遭到同样的命运，其财富均无条件地成为菲利浦四世的囊中之物，1307年，通过参加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以及放高利贷而暴富的圣殿骑士团成员，被菲利浦四世冠以滥施巫术、生活淫荡以及信奉异端等罪名，有36人在这一年被拷打致死，1310年又有67名成员被判有罪烧死在火刑柱上，1312年教皇克勒芒五世正式下令取缔圣殿骑士团，其财产除少量划归教会外，大部被菲利浦四世占有（这也是小说《达?芬奇密码》的历史背景之一）。 路易十一：国土聚合者 菲利浦四世以后的一个多世纪里，法国的领土及疆界继续处于不断变动之中，法国王室的领土归并历程仍然充满着各种棘手难题。与前几个世纪稍有不同的是，已经完成约70%领土归并进程的法国王室在这一时期的最主要竞争对手基本局限于英国王室这一具有特殊身份的政治势力，也就是说，从14世纪前期至15世纪中叶，英法领土纠纷成为这一时期法国统一过程的基本线索。英法之间的领土纷争由来已久，自11世纪中叶诺曼底公爵威廉征服英国之日起，这一纷争就一直没有断绝。虽然英王以法王附庸身份在法国大陆领有的土地不断萎缩，但一直没有彻底丧失，在14世纪初，英王仍然领有法国西南部的吉耶讷和加斯科尼以及英吉利海峡沿岸的蓬蒂约等小片领土。对于这些领土，法国王室力图将之完全收回；而英国王室则试图将之永久占领，而且还希望能够恢复以前被法王剥夺的领地。可以说，这种矛盾是英法王室长期冲突的最主要原因。当然这一矛盾中也夹杂着一些经济方面的因素，其焦点主要集中在佛兰德尔。佛兰德尔隶属于法国王室，但却是英国羊毛出口的最重要市场。英法领土的争端最终酿成了绵延百年的战争冲突。 作为百年战争最后的胜利者，法王查理七世虽收复了英王室在法国的所有领地（但加来港仍被英国人所占领），并由此排除了法国领土统一的最大障碍，不过国内仍有一些法国贵族尚保持着相对的独立，统一大业远未完成。这一任务由查理七世的儿子、人称“国土聚合者”的路易十一来完成。路易十一统治时期（1461年~1483年），以勃艮第公爵大胆查理为首的封建贵族结成“公益同盟”，对抗王室。1477年，大胆查理在南锡战役中阵亡，路易十一趁机从其女继承人那里收回了勃艮第公爵国和皮卡尔迪。法国统一的另一大障碍由此清除。在此前后，路易十一先后收回了阿郎松公爵领地、阿曼雅克伯爵领地、普罗旺斯伯爵领地等贵族领地。就这样，路易十一很有耐心地，并且几乎是不声不响地勾画出了今日法国版图的轮廓，只有布列塔尼等几个地区未被包括在内（布列塔尼在1491年被路易十一的继承人查理八世通过联姻并入法国版图）。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米盖尔如此评价路易十一对法国统一的功绩：“路易十一采取征战和继承的手段，在封建的基础上，然而以崭新的精神缔造了自己的王国。至于如何在已经奠定统一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国家，这个功业就要靠他的后代去完成了。” 统一民族国家：法国崛起的基础 对于中世纪法国来说，由封建割据到政治统一是一个漫长且不断反复的过程，如果从卡佩王朝最初几个君主的徒劳尝试算起到15世纪晚期最后一个大型独立领地布列塔尼的归并，其间历时长达约5个世纪之久。考虑到法国国土的广大、宗教信仰的多样、民族有名的不团结以及德意志、意大利等国家还要在分裂中等待数百年的事实，法国的统一实在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奇迹。当然法国的统一并不是单纯依靠军事征服或军事占领来完成的，甚至可以说，军事行动并不是法国得以实现国家统一的最主要手段。在领土归并过程中，法国王室除了采取必要的军事征服措施之外，它更多的是借助于继承、婚姻等非军事手段。也正因为如此，领土的转移和归并呈现出较大的不确定性，一份婚约可以将数万平方公里的领地以嫁妆的名义纳入王室的控制之中，而一纸离婚协议又可在顷刻之间将此前的成果化为乌有。当然，随着王室威信的日益提高和王室实力的不断增强，不论是通过军事手段豪夺来的领土还是通过继承、婚姻手段巧取到的产业，其对王权的向心趋势从总体上来说还是不断强化的。 以王权为中心的领土归并运动使法国乃至欧洲的政治地理在中世纪临近结束时逐渐显现出近代格局，这种近代格局主要表现在欧洲一统性的瓦解以及近代民族国家的诞生。从整个“基督教国度”的层面上来说，中世纪秩序的崩溃是一个从政治“一统性”向“多元性”演化的历程，也即教会帝国的主权分裂成诸多民族或国家的主权的进程；而从民族或国家层面上来说，中世纪秩序的崩溃又是一个从“多元性”向“一统性”转变的过程，即封建领主的政治独立性逐渐衰落，权力向主要是以王权为代表的国家权威集中。对于导致中世纪秩序最终崩溃的主权国家来说，既要向上反对教会帝国的权威，也要对下削弱封建领主的自主权利。法国王室与教会之间的争斗也是十分激烈的。在长达数百年的中世纪，教会与世俗政权之间的关系虽不像教会史学家所说的那样“晴空万里”，但其总体关系毕竟是以合作与相互吹捧为主。然而，随着民族国家观念的初步萌生，罗马天主教会的霸权观念开始受到质疑并遭到挑战，法国在这一方面表现得尤为激进。13世纪末，为了筹措战争经费并为了满足王室各种日益增大的财政需求，菲利浦四世下令向一直享有各种免税特权的法国教士开征俗世什一税，此举遭到以天主教世界首脑自居并以教权至上论为最高宗旨的教皇卜尼法斯八世（1294年~1303年）的强烈抨击和抵制，教俗之间的矛盾由此彻底公开化并日趋走向激烈。这一矛盾的进一步发展最终导致两个重要后果：其一，教会的威势急转直下。为了激起法国人的反教会情绪，菲利浦四世首先在舆论上对教皇展开道德方面的讨伐；随后派宫廷大臣诺加莱南下意大利，将教皇捕获并大加凌辱。尽管教皇随即被其支持者救出，但不久忧愤而死。1305年，在法王压力下，波尔多主教被任命为新教皇，称克勒芒五世，1309年，唯法王之命是从的克勒芒五世将教廷由罗马迁往法国南部的阿维农，在此后的70年间，被称为“阿维农之囚”（1309年~1378年）的教廷一直具有浓厚的法国色彩，此间教皇委派的134名阁员中，法国人占113名。教廷被打上“法国制造”的烙印后，其对天主教世界的号召力已趋向虚无。从世俗国家的发展趋势来说，以维持神权一统性为己任的教廷走向衰败实属必然。其二，法国的政治结构出现新变化。在与教皇斗争的过程中，为了制造一种全民授权、全民支持的氛围，菲利浦四世于1302年在巴黎圣母院召开了由神职人员、世俗贵族和富裕市民代表参加的国务会议。这次会议被认为是三级会议的始祖，是法国由割据君主制转向等级君主制的标志。诚如恩格斯所言：日益明显日益自觉地建立民族国家的趋向，是中世纪进步的最重要杠杆之一。正是因为在欧洲较早地实现了领土统一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近代民族国家，这就为法国成长为欧洲强国奠定了十分坚实的基础。 三、王权的绝对与相对 法国从中世纪向近代国家演变过程中，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就是王权越来越趋于集中。西方学者（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在内）称之为绝对主义的倾向。绝对主义原本特指欧洲近代历史上继等级君主制之后发展起来的中央集权的“新君主国”(马基雅维利的用语)，它是近代欧洲民族国家的初级阶段。《不列颠百科全书》认为，16 世纪君主绝对主义在西欧一些国家开始占据主导地位、鼎盛于17 、18 世纪。路易十四统治的法国是绝对主义的标本，另外，绝对主义一词也适用于西班牙、普鲁士和奥地利。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佩里?安德森在其所著的《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中这样说：“自卡佩王朝在中世纪的法国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以后，没有出现线性的体制发展。相反，法国绝对主义的形成史就是向着中央集权君主制国家‘痉挛性’渐进的历史，反复打断这一进程的是一再出现的外省割据以及无政府状态，随之而来的是对王权集权化更强烈的反弹，直到极其坚硬、稳固的机构最后形成。政治秩序的三次大断裂当然是15世纪的百年战争、16世纪的宗教战争以及17世纪的福隆德运动。每一次的危机总是先使王朝从中世纪形态向绝对主义的转变停顿下来，然后又刺激了其向前发展。危机的最终结果是在路易十四时代确立了在西欧无与伦比的对王权的崇拜。” 百年战争：王权集中的第一次断裂与反弹 从1337年至1453年，英法两国时断时续地进行了116年的战争。在战争中法国被分裂成为几个互不隶属的部分，用皮埃尔?米盖尔的话说：“从此就有了三个法国。一个是英国人的法国，疆界从吉埃内到加莱，包括诺曼底、韦克森、曼恩、皮尔卡迪、香槟、法兰西岛；一个是勃艮第的法国，除勃艮第公爵国之外，包括内韦尔伯爵国、佛兰德尔和北方的阿图瓦，不久又包括巴伐利亚的雅克琳让予的弗里兹和布拉邦特；第三个是太子查理的法国，偏安一隅，国土只限于布尔日附近地区。” 百年战争晚期，在圣女贞德爱国主义的感召下，法国人民的民族意识持续高涨，爱国勤王成为时代的主旋律，因此王权的伸张也就具备了较为坚实的社会基础。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法王查理七世（1422年~1461年）在王权发展上取得了其先辈们梦寐以求而不可得的战果，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征税权和常备军。路易十一（1461年~1483年）统治时期，在加强王权方面也是不遗余力：其一，整顿行政机构，从忠实于自己的朋友中挑选有才干的人担任顾问，而不问是否贵族出身；并在同大封建主的斗争中，得到城市的支持，城市资产阶级拥护王权，开始参与国家管理，以金钱资助国王，从国王手中买得财政和司法官职，广置土地，成为“穿袍贵族”。其二，加强对地方行省的控制，设立11个军政府管理各行省；重新任命大法官和总督；建立常备军和王家炮队。从此，国王不必求助于领主和骑士便可独立作战。其三，建立了正规的税收制度，设立间接税法庭，把全国分为四大财政区，国王不通过领主，自己派官吏直接征收间接税、人头税、盐税等。其四，采取许多措施，发展城市工商业，国库日益充实。因此不必为征税而召开三级会议。从路易十一至亨利二世的90年间（1468年~1558年），三级会议只开过6次。 15世纪晚期，法国经济已从战争的破坏中复苏，进入16世纪后资本主义手工业有了十分迅速的发展，特别是呢绒、纺织、印刷、玻璃、制陶等行业更是令人瞩目。在“地理大发现”和新航路开辟的刺激下，法国商业也迅速繁荣。在工商业兴旺发达的同时，法国农村封建领主制解体与封建地主制建立的进程也明显加速。而15世纪末开始的“价格革命”则直接导致了“穿袍贵族”的崛起和“佩剑贵族”的没落。新航路开辟后，大量贵重金属涌入欧洲，在西欧引起了“价格革命”，金银贬值，货价上涨。而这又刺激着社会上层阶级追求生活的奢华。由于王公贵族挥霍无度，政府债台高筑，政府不得不在发行公债的同时也公开卖官鬻爵。由此，一个官吏阶层逐渐在殷实的资产者中间产生，由于这些贵族化了的资产者任职时必须穿一种袍服，故称“穿袍贵族”。面对这些新兴贵族的挑战，日趋没落的封建贵族（佩剑贵族）希望有强大的王权来保护他们手中尚存的经济和政治上的特权，并把宫廷作为追逐名利、获取高官厚禄的最主要场所；而对于新兴贵族来说，为了抑制封建贵族，镇压城乡民众对资本原始积累残酷掠夺的反抗，保持国内的统一市场，也拥护强化君主的权力。由于新旧贵族都对王权有所乞求，国王正好左右逢源，并成为凌驾于两大政治力量之上的最高仲裁者。自法兰西斯一世开始，国王的诏书以“此乃朕意”结尾，这表明，国王已凌驾于咨询、司法机构之上，国王的命令成为必须遵守的法律。在意大利战争期间，法国还形成了欧洲各国中最庞大和最有效的行政机构，地方贵族的势力被进一步钳制、削弱，君主制度下的中央集权得以强化。 宗教战争：王权集中的第二次断裂与反弹 在历史上，法国只有很少几次曾经一分为二，分裂成两个互相残杀的敌对集团，宗教战争就是最早的一次。它造成第一次全民族的大对抗，引起两个法兰西之间的剧烈冲突，这种冲突在法国大革命时期，以及很久以后德国占领期间再次发生。在文艺复兴的16世纪，宗教改革是一种新思想，这大概是当时唯一不是发源于意大利人的思想。但法国新教的势力远不及同时期的德意志，这并非是因为法国人思想保守，而在于法国王权相对充分发展以及王权对法国教会的直接控制。因此法国新教传播呈现出这样一种发展轨迹：当新教斗争矛头指向教皇时，王权持默许甚至同情态度；当新教斗争指向天主教本身而有可能危及王室统治时，王权则会对它采取排斥立场。因此法国宗教信仰和封建王权之间的关系可以概括为：信仰事小，王权事大。 法国绝大多数的新教徒都信奉加尔文派，他们后来被称作“胡格诺派”。其主体是资产阶级分子，同时还有一些南部的大贵族。到16世纪中叶，法国围绕天主教和新教的斗争形成了两大互相敌视的集团，不久两个教派之间的争斗演变成封建贵族争夺权利的宗教战争。而在法国王室的心目当中，集中王权远比宗教信仰来得更为重要。1593年7月，亨利四世在圣德尼大教堂正式宣布放弃新教信仰，1594年3月他在欢呼中进入巴黎，并成为全国公认的国王。至此，持续32年之久的胡格诺战争基本画上了句号。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对法国造成的损害与百年战争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以至亨利四世（1589年~1610年）在即位后说：“交到我手中的法兰西已近乎毁灭，对法国人而言，法兰西可以说已不复存在。”他在1596年甚至悲叹：“与继续活下去并在更长时期里去忍受这个国家的苦难相比，去死倒显得更为容易一些。”不过这位新国王自有他的勃勃雄心，他要成为“这个国家的复兴者和解放者”。这位被后人誉为“亨利大王”的君主确实文治武功兼备。 由于国家的统一与王权的威望在宗教战争期间严重受损，亨利四世十分重视恢复和强化中央集权的君主制度，并采取一切措施来巩固他的权威：其一，在宗教方面，于1598年颁布了著名的“南特敕令”，宣布天主教为法国国教，同时又规定在法国全境有信仰新教的自由，新教徒在民事和担任公职方面享有与天主教徒同等的权利；赦免教派冲突中的一切战争行为。南特敕令堪称基督教欧洲国家实行宗教宽容政策的第一个范例。其二，在政治方面，亨利四世的首要目标是稳定社会秩序，他用巨资将反对派首领收买过来，并把大批不驯服的贵族笼络到王宫，这既满足了这些贵族对名利的欲望，同时也使外省局势得以相对缓和。除了收买笼络外，亨利四世必要时也会采取强硬手段，当听说波尔多即将发生叛乱时，他如此告诫他们：“我是你们的合法国王，你们的首脑。我的王国是身躯，你们的荣誉就是充当四肢，服从身躯，并且添上血肉、骨头以及一切有关的东西。”其三，在行政方面，将国王参政院分解为国务会议和财政会议等数个分支机构，其中国务会议处于核心地位，由它负责处理内政和外交大事，成员一直限定为12人，并且将一切王室宗亲排除在外。亨利四世还要求司法机关绝对服从王权。当国王颁布南特敕令时，高等法院曾提出抗议，亨利四世便召集法官并告诫他们说：“现在我要当名副其实的国王，我以国王的身份说话；我要求顺从。是的，司法官是我的右臂，但是，如果右臂长了坏疽，左臂就应该把它砍掉。”在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方面，亨利四世承袭了向各地派遣“督办官”的做法，他们负责处理暴乱事件，保证税收，或核查某些特殊的民怨，目的是提醒人们王权近在咫尺。其四，在经济方面，他有幸得到昔日密友苏利公爵的鼎力协助。苏利出任财政总监后，将发展农牧业视为一切经济活动之首，他有一句传之后世的名言：“耕地和牧场是哺育法兰西的双乳，是真正的秘鲁金矿和宝藏。”另外他也非常重视奖掖工商，保护关税以及海外殖民活动。例如1595年的一份诏书写道：“经验告诉我们，各王国人民和臣民同邻国和外国人民进行自由贸易，乃是使自己生活达到小康、富裕和殷实的主要手段之一。有鉴于此，我们不愿阻止任何人靠经商来保本求利。”正是在这一思想推动下，1602年、1604年和1607年，法国分别与汉撒同盟、英国和西班牙签订了商贸条约，1608年又在北美建立了魁北克殖民地。 福隆德运动：王权集中的第三次断裂与反弹 亨利四世之后，从1610年起的约半个世纪中，以王权为旗号的集权制度虽然屡遭挫折、甚至在福隆德运动中出现国王及其支持者被迫狼狈逃窜的局面，但王权在曲折中终究还是得到了进一步伸张。而将王权推向光荣与伟大地位的则是两位红衣主教。一位就是后来被人称为法国历史上最伟大、最具谋略、也最无情的政治家——红衣主教黎塞留。从1624年至1642年，黎塞留担任路易十三（1610年~1643年）的首相达18年之久。黎塞留自幼体弱多病，但性情刚烈，且具有铁的手腕。黎塞留把巩固与发展法国的绝对君主制作为自己的头等大事。对此，他在总结其一生政治活动的回忆录《政治遗嘱》中明确宣称：“我的第一个目的是使国王崇高”，“我的第二个目的是使王国荣耀”。纵观黎塞留执政时期的所作所为，应该说他很好地完成了自定的使命。 其一，使国王崇高。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黎塞留执政期间，几乎一直处于宫廷争斗的阴谋与叛乱的旋涡之中。要使国王高于一切，就必须与那些不肯服膺王权的王公显贵进行长期不懈的斗争，1626年，一些贵族图谋架空路易十三并暗杀黎塞留，但阴谋败露了。为使这些高官显贵们付出血的代价，于是找到了一只替罪羊：可怜的夏莱伯爵，他被斩于斧铖之下。1630年又有一场阴谋，这次太后玛丽是主谋。由母后出面向路易十三哭诉黎塞留是个无情无义的小人，要国王将其革职。可惜她们挑错了日子（这天是11月11日愚人日，愚人指太后玛丽和皇后安娜，她们误以为黎塞留失去了国王的宠爱，这也是愚人节的起源）。结果太后被流放到贡比涅，掌玺大臣马里亚克锒铛入狱，王弟加斯东处以大不敬之罪。此事在法国史上被称为“愚人日事件”。在打击图谋不轨的王公显贵的同时，黎塞留还不得不与日益蔓延的新教徒叛乱作斗争。路易十三根据黎塞留的建议，颁布“阿莱斯恩典敕令”，该敕令虽在名义上承认南特敕令，但规定拆除胡格诺教徒的一切要塞，解散其军队和组织。从此，胡格诺派建立的“国中之国”被根除，法王的权威受到了充分尊重，法国的统一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黎塞留还积极加强国家政权建设，为此在中央设立各部大臣，后者在首相领导下掌握实权，此举使贵族权力机构“国务会议”形同虚设。他还把16世纪以来向地方临时派遣的钦差大臣变为总督，由国王任免，其官职不得买卖、转让或世袭。各省的司法、行政、财政大权均在总督的掌控之下，而他们又完全听命于中央。通过这种体制，中央对地方的约束力大大强化。为了便于对地方的控制，黎塞留还在全国各地设立驿站。 在思想文化方面，他首次建立了出版检查制度，并在1630年创办了法国历史上最早的报纸《法兰西报》，用它作为集权政治的舆论工具。黎塞留控制思想文化的另一项重要行动是建立法兰西研究院。该院是法国有史以来第一个试图对文化领域的活动进行规范的官方文化机构。 为了增加国库资金，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的经济基础，黎塞留大力推进扶植工商业、海外贸易和殖民活动的政策。如他以发放补助金、授予特权、减免租税等手段鼓励资本主义手工业的发展，支持海外贸易公司，扩大加拿大殖民地，并通过外交途径扩大法国商人在土耳其、伊朗和俄国的市场。对于黎塞留在治国方面取得的成就，路易十三曾由衷地表示感激：“你一天所做的事比其他人一个星期所做的事还要多。” 其二，使王国荣耀。即提高法国在欧洲的地位。而在当时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突破哈布斯堡家族通过“婚姻外交”对法国形成的包围。大致浏览当时欧洲的地图即可看出，法国的四周均被哈布斯堡的领土所包围：南边是西班牙；西南边是意大利北部城邦，多为西班牙控制；东边是法朗奇康德区，也在西班牙控制之下；北边则是西属尼德兰。少数不为西班牙哈布斯堡家族所控制的边疆，也受制于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家族。洛林公国仍对奥地利的神圣罗马皇帝效忠，今日阿尔萨斯境内的莱茵河沿岸各战略要地也同样效忠。一旦北德也落入哈布斯堡手中，则法国的劣势将更加明显。不过按当时人的道德准则看，黎塞留纯属杞人忧天，因为西班牙和奥地利，与法国一样都信奉天主教。在黎塞留上台之前，欧洲已发生天主教与新教国家之间的30年战争，黎塞留在天主教会内位高权重，理应支持斐迪南致力于恢复天主教为正统的做法。但他把法国的国家利益看得比任何宗教目标更重要。他枢机主教的身份，并未使他不将哈布斯堡王朝重建天主教权威的企图，视为地缘政治上对法国安全的威胁。对他而言，这不是宗教行动，而是奥地利的政治运作，目的在称霸中欧，从而将法国降至二流国家的地位。而黎塞留要一心防止的正是反宗教改革势力的胜利。为追求现代人所谓的国家安全利益，即在当时，也是首度被称为国家至上的政策，他打算站在新教各诸侯这一边，并利用教会世界内部的分裂。30年战争虽然要到1648年才结束，但实际上在1642年黎塞留去世时，法国一方已经稳操胜券。法国利用这场战争，终于完成了推翻哈布斯堡王朝在欧洲的霸权，提高法国在欧洲地位的任务。 亨利?基辛格如此评价黎塞留：少有政治家能像他一样对历史造成如此大的影响。黎塞留是现代国家制度之父。他提倡国家至上的观念，并为了法国的利益义无反顾地付诸实施。在他的倡导之下，这个观念取代中世纪的世界道德观成为法国国家政策的指导原则。他的初衷是着眼于防止哈布斯堡王朝独霸欧洲，留给后世的却是一段传奇，引起后两世纪继他而起的君主企图建立法国在欧洲霸权的野心。这些企图一一失败后，均势逐渐成型，最初是事实如此，后来则成为建构国际关系的一种理论体系。 黎塞留1642年去世，享年57岁。在其弥留之际，神父问他，“要不要宽恕你的敌人？”这位一生严于执法因而树敌甚多的政治家坦然回答：“除了公敌之外，我没有敌人。”他还在遗嘱中对路易十三说：“严惩那些以藐视国家法令为荣的个人，就是对公众做好事。” 黎塞留去世后，其权力由他的忠实接班人、同样为红衣主教的意大利人马扎然继任，其未竟之事业亦由后者较为圆满地完成。马扎然的政治成果首先是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这一和约对于法国来说具有重大意义，它不仅标志着法国对神圣罗马帝国实行肢解政策的成功，而且使得法国领土范围首次跨越了莱茵河。其次是1659年与西班牙签署的《比利牛斯和约》，法国永久收回了法王查理八世在15世纪末割让出去的鲁西永等地，并在北部边境地区获得了一系列具有战略意义的城镇。和约还规定，西班牙国王之女玛丽?泰雷兹嫁给法王路易十四，法国王室为此可获得200万锂的巨额彩礼（最终未兑现），但前提是玛丽?泰雷兹必须放弃西班牙王位继承方面的一切要求。马扎然这一外交努力使得法国与西班牙紧张的关系暂时缓和下来。但在内政方面，此时在理论上已十分绝对的“绝对君主制”在现实中却难免还要碰到不少麻烦，甚至出现让太后、首相及国王丢盔弃甲、颜面全无的尴尬局面，其中最为严重的一场遭遇就是著称的“投石党人运动”（音译为福隆德运动）。这场动乱对法国王室的影响不容忽视，因为自此以后，路易十四再也提不起对巴黎的兴趣，他转而开始在巴黎周围的几个王室行宫轮流居住，亨利四世当年对巴黎表现出的一往情深就此在波旁王室中烟消云散。 路易十四：王权集中的顶峰 1661年3月马扎然去世，他在遗嘱中向已23岁的路易十四传授黎塞留的教诲：独揽大权，国王要统治一切。由于当年王室在“福隆德运动”中被迫外逃的惨况给路易十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这位年轻的国王早就有意凭借君权神授观念强化绝对君主制。马扎然刚一去世，路易十四即向大臣们宣布：“此后，我就是我自己的首相。”在他亲政的54年中，路易十四从未委任过首相。所有朝中诸事，不分大小，概由他乾纲独断。对此，他一再宣称，亲自理政乃是“国王的职业”。路易十四最著名的治国名言就是“朕即国家”。他的意志就是法律，从中央到地方的庞大官僚机构，都不过是其旨意付诸实施的工具。无疑，路易十四使法国绝对君主制度达到了极盛。 自诩为“上帝在人间的代表”，并被廷臣们谀称为“太阳王”的路易十四为大权独揽，粗暴地剥夺了巴黎高等法院、全国三级会议等机构对王权的制衡作用。1665年路易十四亲自下令巴黎高等法院停止讨论国王颁布的敕令；3年后，他又命令掌玺大臣毁掉福隆德运动期间巴黎高等法院的3本议事记录。凡是不顺从的法官，路易十四一概予以免职或流放。根据他的意志，全国三级会议在他在位期间停止召开。为了加强对外省的统治，路易十四迅速恢复了在福隆德运动期间被取消的向各省派遣巡视稽查的司法、治安、财产监督官的制度。这些钦差大臣将通常由显贵或元帅担任的各省地方长官置于严密的监视之下。路易十四还极力加强对教会的控制和利用。在他亲政期间，形成已有几个世纪的天主教“高卢主义”发展到了顶峰，1682年路易十四召集法国的高级教士会议，并通过《四条款宣言》重申王权独立于教权，教皇不得做出任何侵害法国教会自由和权利的事情。 为了体现王权的威严，使宫廷真正成为国家的政治中心，路易十四斥巨资在巴黎西南郊建造凡尔赛宫，建立了极其严格的宫廷礼仪制度，并因此而设立了一系列荣誉职位。由于荣膺这些职位就能够接近国王，并可由此得到丰厚的俸禄和赏赐，于是，谒见国王，进入宫廷成为贵族们朝思暮想的政治目标和生活追求。宫廷的魅力在于装饰的豪华、在于衣着的华丽、在于宴饮的奢侈、在于男人的名望、女人的美丽，贵族们被金钱、名望与权势所吸引，如磁石吸铁般被吸往宫廷，很快便丧失了对抗王权的能力。而路易宫廷的礼仪与娱乐，使法国式的礼节、仪态与欣赏的标准，逐渐传遍各国中上层阶级，成为欧洲传统的一部分。 如果说路易十四国内政策的要旨是极度强化王权，那么，他的对外政策的目标就是使他和他的法国在国际上受人尊敬。为了扩大法兰西的疆域和法国在欧洲的霸权，路易十四在其亲政的54年中，竟有31年让法国处于战争状态之中。伏尔泰在《路易十四时代》中如此评论这位国王在欧洲的征服及其后果：“欧洲各国目睹法国这个强国向四面八方大事扩张，在和平时期征服的土地比路易十四以前的十个国王通过战争征服的土地还多，于是又惊恐起来。德意志帝国、荷兰，甚至对法国国王不满的瑞典，缔结了一项联合条约。英国人咄咄逼人。西班牙人渴求战争。奥伦治亲王千方百计促使这场战争爆发。但尽管如此，却没有一个强国敢于率先发难。”伏尔泰所说的这项联合条约，就是1686年7月神圣罗马帝国、西班牙、荷兰和瑞典结成针对法国的奥格斯堡联盟，1688年荷兰执政奥伦治亲王在“光荣革命”中登上英国王位，于是英国也加入这一联盟。同年，联盟开始与法国交战，在战争进行近10年之后，路易十四眼看取胜无望，更何况法国已难以与几乎整个欧洲继续对抗，遂罢战求和。于1697年签订《里斯维克和约》，法国退出在尼姆维根条约以后占据的所有领土，不过斯特拉斯堡仍由法国保留。奥格斯堡联盟战争的结局使路易十四在国际舞台大失颜面，它同时也是路易十四时代盛极而衰的征兆。然而路易十四仍以执欧洲牛耳的霸主自居，并在18世纪之初又挑起了“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这场持续了13年的战争使法国元气大伤，最终结果是路易十四的孙子继续拥有西班牙王位，但法西两国不得合并，更得不偿失的是，本属法国的大片海外殖民地因这次战争落入英国之手，奥地利也因这次战争而获得西属尼德兰、卢森堡、米兰、那不勒斯和撒丁岛等地。法国在欧洲世界的竞争力由此相形见绌。虽然路易十四统治前期，法国经济曾出现繁荣局面，国库也一度充实。但路易十四无休止的征战，不仅使国库空虚，而且还给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在其统治后期，人民完全可以说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而且路易十四废除南特敕令之举对法国经济、政治、宗教以及民族心态产生的消极影响也是极其深刻持久的。当时或后来与法国角逐争霸的一些欧洲国家其实都受益于大量接纳从法国逃出的、富有技术资金的新教工商业者。 可以说1661年以后的二三十年时间里，王权的扩张在路易十四时代达到了顶峰。 三级会议：能否成为限制王权的工具？ 菲利浦四世在1302年首开召开三级会议的先河。此后，国王常常借等级代表会议来提高自己的权威，扩大王权的社会基础。那么三级会议能否像英国议会一样成为限制王权的工具呢？答案是否定的。这是因为在法国存在近5个世纪之久的三级会议与英国的议会有着不同的性质和特点： 其一，三级会议是法国中世纪的等级代表会议，不是立法机构，而是咨询机构。三级会议也并不像英国议会那样是由王室会议演化而成，而完全是一个独立的外在的组织。会议是应国王的要求而召开的，目的是听取国王的决定，使这些决定具有普遍意义；它只能顺从国王，不能自己作出限制王权的决定。虽然国王有时为了征收新税，以对行政和司法做些改良为交换条件，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它很难改变国王的决定，一旦会议违背国王的意志，国王便可以随时将其解散。因此，它不具有英国等级议会的征税决定权与立法权，也没有制定过英国那种限制王权的“自由大宪章”和“牛津条例”之类的文件。 其二，三级会议不是常设机构，无固定的会期。通常是在国家局势出现困难或财政发生危机时，国王为寻求支援和征收新税而召开。会议的召集与闭会，开会的时间与地点，代表的数目与选举方式，全由国王决定。一旦危机消除，财政好转，王权得到加强，三级会议便长期停开，如1506年~1588年的82年中及1614年~1789年的175年中，就没有召开过。 其三，三级会议没有形成英国式的上下两院。虽然它也像英国那样由教士、贵族和市民代表组成，但始终未形成英国自13世纪起就有的贵族院和平民院。法国的僧侣和贵族未组成上议院，第三等级也不是下议院。两个特权等级与第三等级分开集会，但不是作为两院分别进行讨论，而是出于封建等级与特权观念。确切说，三级会议是由三个不同的会议构成的，僧侣、贵族、第三等级都有自己的会场、办公室、主席、秘书和发言人，各自开会，分别审查代表资格，彼此没有联系。 其四，三个等级的地位与权力极不平等。占全国人口95%的第三等级的代表名额只有两个特权等级的一半，代表的产生也不一样，所有僧侣和贵族聚集在司法区首府，各自召开等级选举会议，直接选出代表。第三等级代表的选举则分阶段进行：首先由第三等级选民在各乡村和城市的教堂区选出一些代表，然后这些代表再从中选出一定数量的代表，最后在司法区首府组成第三等级选举会议，选举出席全国三级会议的代表。表决按等级，一个等级一票，第三等级总是处于2∶1的不利地位。 其五，三级会议不具有英国革命前那种议会的性质，甚至也没有使用议会这个名称。法文“三级会议”是社会各等级之意；法文“议会”一词，在大革命前是指封建时代的高等法院，设于巴黎及外省一些大城市，主要行使司法职能。巴黎高等法院虽有进谏权，可对国王的敕令、法令提出异议，对征收新税有注册权，但自投石党运动失败之后，这项权利已丧失。 其六，法国历代国王都是敌视三级会议的。特别是波旁王朝建立以后，三级会议几乎被取消。首先，国王认为三级会议这种制度是同绝对君主专制的原则相抵触的。国王的权力来自上帝，他只对上帝负责。其次，国王认为三级会议对王权构成威胁，因此总是力图取消它。即使被迫召开，也要利用三级会议在组织上的各种缺陷，在三个等级之间制造纠纷，阻止它们采取行动，使之不能取得任何有损于王权的结果。 可以说，自三级会议诞生之日起，法国就走上了一条与英国不同的政治路径，18世纪末法国的政治动荡局面在这里已经埋下了一条草蛇灰线式的伏笔。 四、启蒙运动的兴起与法国大革命 路易十四于1715年去世以后，波旁王朝又继续在法国不间断地统治了70余年。在这段岁月中，凡尔赛照旧是舞会不断，一两万大小贵族照旧围在宫廷四周，国王的起居生活照旧是供人瞻仰的盛大仪典，但就在这一如往昔的虚光幻影中，历经了三四百年的绝对君主制大厦却在顷刻之间轰然坍塌，有着千余年悠久文明史的法兰西大地却突然间成为喊杀声震天、断头台遍地的战场与刑场。这其中的缘由，非常值得我们总结与深思。 启蒙运动：书斋里的革命火种 路易十四的法国之所以能够在欧洲占据优势地位，不仅在于其军队的强大与武力的显赫，更重要的是法国为欧洲树立了一种文明的标准。伏尔泰将其列为世界历史上四个文化技艺臻于完美的典范时代之一，而且是四者中最伟大崇高的一个。而按照19世纪法国著名作家龚古尔兄弟的说法:“(那个法兰西)是如此之以其声誉为荣,如此之充满了优雅和一种稀世的美妙——那个18世纪文质彬彬的法兰西——以至于它变成了一个社交的世界,影响了全欧洲,成为一切民族的一所礼仪学校,成为社会风尚的准则,直到1789年。”在路易十四时代之后，法国能够继续走在欧洲和世界各国的前列，也与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适时进行一系列思想创新和制度创新有着很大关系。讲到这一点，人们往往会想到启蒙运动与法国大革命。确实这两个事件不仅使法国的社会面貌发生了令人难以置信但却无可置疑的变化，而且还为法国后来的兴盛奠定了坚实的思想与制度的基础。 如果说大革命是一场使法国社会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政治革命的话，那么在此前发生的启蒙运动则是一场触及法国人灵魂深处的思想革命。可以说历史很少有别的运动像启蒙运动那样对人的思想和他的行动发生如此深刻的影响。而当18世纪想用一个词（来概括这场运动）来表述这种力量的特征时，就称之为理性。理性成了18 世纪的汇聚点和中心,它表达了该世纪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那么何谓“理性”？狄德罗在《百科全书》的“理性”一条中指出,理性除了其他含义外,有两种含义是与宗教信仰相对而言的,即一是指“人类认识真理的能力”,一是指“人类的精神不靠信仰的光亮的帮助而能够自然达到一系列真理”。启蒙学者所谓的理性就是在这两种含义上使用的。在他们看来,理性是一种“自然的光亮”,他们的使命就是要用这种理性之光去启迪人类,去照亮中世纪宗教神学布下的黑暗和愚昧。康德发表于1784年的《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一文中指出:“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所谓“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也就是像恩格斯所说的那样：“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 启蒙运动是大革命的火种，而且启蒙思想家们也确实早已预见到这场革命的来临。例如卢梭于1762年在《爱弥儿》一书中写道：“我们正接近危机状态和革命时代，那时候谁知道你会变成什么样子呢?”伏尔泰于1764年致肖夫兰的信中说：“种种迹象表明，种子已经播下，革命必将到来，但我大概不能是目击者了。”哲学家们和政治家们都曾隐约地看到、甚至希望革命的发生，但应该说革命的进程大大偏离了这些启蒙思想家的最初设想。法国著名大革命史专家阿?索布尔这样评价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现在，革命终于从观念的范畴转变成为现实。但革命一旦脱离了思辨的领域进入了形成的生活和历史的领域，这个词便具有了崭新的意义：它激动着人们的心，使一些人产生希望和信念，使另一些人怀有恐惧和仇恨。对长期生计艰难的人民来说，那整整五年是充满着期待或威胁的活生生的现实，它以不可抗拒的威力，使所有的人不能不接受它。从那以后，革命这个词始终没有丧失其价值和力量。它引起狂热或仇恨、恐惧或希望，它一直活在我们时代的人的意识里。而大多数启蒙思想家（卢梭除外）所热望的革命却只是一种彻底的人类思想的革命，是以科学理性取代宗教狂热和政治拼杀的革命；他们的主张是在理性的原则下和平地实行社会政治改革，而不是那种将王权一笔勾销的血腥屠杀，更不是那种导致秩序崩溃的“恐怖政治”。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启蒙思想与大革命无关，可以说正是由于启蒙思想的传播，人们才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智，让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 双元革命：为法国在近现代强盛奠基的大革命 如果说19世纪的世界经济主要是在英国工业革命的影响之下发展起来的话，那么它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则主要是受到法国大革命的影响。英国为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提供了范例，它所推动的工业化进程破坏了非欧洲世界的传统经济和社会结构；而法国则引发了世界范围内的革命活动，并赋予其思想，以至于自由、平等、博爱等思想成为每一个新生国家建国所必须遵循的原则。列宁如此评价大革命对于19世纪的意义所在：这次革命给本阶级，给它所服务的那个阶级，给资产阶级做了很多事情，以至整个19世纪，即给予全人类以文明和文化的世纪，都是在法国革命的标志下度过的。19世纪在世界各个角落里只是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实行了、分别地实现了、做到了伟大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家们所创始的事情。也正是由于大革命在人类历史上所起的重要作用，英国历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把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和同时期发生的（英国）工业革命称之为“双元革命”。并认为虽然这场双元革命的主要载体和象征是法、英两国，但是，我们不应把这场革命看成是属于这两个国家的历史事件，而应看作是一座覆盖了更广泛地区的火山的孪生喷发口，位于法国和英国的火山口同时爆发，并且各具特色，这既不是偶然，也不是没有意义的事件。对于世界历史而言，它最引人注目的后果就是几个西方政权（特别是英国）建立了对全球的统治，这是史无前例的事件。在西方的商人、蒸汽机和坚船利炮面前，以及在西方的思想面前，世界上的古老文明和帝国都投降了、崩溃了。 七、启示 要理解法国的崛起，也许大国的统一、权力的集中以及政治思想制度的创新是其中的关键。但法国留给人们的印象实在是过于纷繁深厚、斑驳庞杂了，这或许是因为法国历史与欧洲和世界的命运犬牙交错而在局部的表层和内涵造成的混淆。在历史学家看来，理解法国需要超乎其外，入乎其中。所谓超乎其外，就是布罗代尔在《法兰西的特性》中曾引用夏尔?贝居伊的话：“观察法国，就要置身法国之外。”或者如布罗代尔自己所说：“从蒙巴纳斯塔楼和巴黎圣母院的高处鸟瞰巴黎，并不是为了发现地平线，而是为了展望城市的全貌。”所谓入乎其中，就是要找寻法兰西的特性，布罗代尔称之为“试图搜索和追踪……这些来自法国历史深层的涌泉，进而判断它们怎样像江河汇入大海一样汇合到现时中来。”作者竭尽全力去探寻了，但是也正如布罗代尔所说，这是一系列的质询，你刚回答完其中的一个问题，新的提问就接踵而至，而且永无止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