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六章 夹缝中的德意志 德国是当今颇具影响力的世界大国，也是欧洲的核心国家之一。它地处欧洲中部，东邻波兰、捷克，西与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法国为伴，南接奥地利和瑞士，北与丹麦接壤，一直是联接东西欧之间，以及斯堪的那维亚与地中海地区之间的重要交通枢纽。历史上，德国曾产生过众多享誉世界的哲学泰斗、文学名宿、艺术奇才和科学巨匠，给人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也数次发动战争，企图称雄欧洲，争霸世界，给欧洲和世界造成了重大的灾难。恰如诗人歌德所说：“一想到德意志人民，我常常不免黯然神伤，他们作为个人，个个可贵，作为整体，却又那么可怜。”从德国历史发展的轨迹来看，它走过的是一条分裂、统一、崛起——冒险、失败——再分裂、再统一、再崛起的曲折前进的道路，既经历了中世纪的强盛、近代的骄傲、今天的重新崛起，也遭受过分裂带来的衰弱、饱受过战败后备受欺侮的痛苦。以史为鉴可知兴替，但愿我们能从德国历史发展的思考中有所获益。 一、这块土地上的1789个独立政权 德意志的名字是与“日耳曼”联系在一起的。古代日耳曼人大致分布在莱茵河以东，多瑙河以北，北海和波罗的海以南的广大地区。公元5世纪末期，日耳曼人在西罗马帝国灭亡的废墟上建立了一系列国家，其中以法兰克王国最为强盛。到了国王查理曼统治时期（768年~814年），法兰克王国达到了鼎盛，形成东自易北河和多瑙河，南至比利牛斯山和意大利，西起大西洋，北至北海的庞大的查理曼帝国。公元843年，查理曼大帝的三个孙子将法兰克王国划分为三部分，每人分得了其中的一份，这便构成了后来德、法、意三国的雏形。919年，三部分中的东法兰克王国改称为“德意志王国”（Regnum Teutonicun），由此开启了德意志各部落曲折而漫长的融合过程，这可以被视为是德意志历史的开端。 德意志的发展从一开始就带有一种模糊的悲剧色彩，因为它的肌体上似乎始终潜藏着强大的分裂因素。由于德意志地处欧洲的中央地带，素有“中央王国”之称，其东西两面都没有天然的屏障，又与多个强国为邻，安全环境极为恶劣。这不仅造成了德意志领土易于遭受外敌入侵的局面，而且也使德意志民族形成了追求对外扩张的战略传统。因此，对于德国的历代统治者来说，避免遭受来自四面的围攻，保卫德意志的领土安全都是极为严峻的战略任务。正如德国历史学家弗朗茨?施纳贝尔所说：“在欧洲所有的民族当中，德意志人由于他们居住空间上的地理条件，使他们成为了一个负担最为沉重的民族，特别是地理上的负担，造就了他们历史上的一种特别有负担的传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德意志人同欧洲东西部国家之间的严重冲突和历史恩怨，使德意志问题从一开始就成为一个“欧洲问题”，而欧洲国家特别是大国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往往站在反对德意志统一的立场上，目的是将德国永远作为周边各国冲突的缓冲地带和利益角逐的筹码。由于历史上战争不断，既造就了德意志民族果敢、坚韧和善战的特点，也使德意志的边界和领土几乎始终处于不断地变化之中。同时，由于历史的原因，德意志并不是一个单一民族聚居的地区，哥特人、汪达尔人、法兰克人、阿勒曼尼人等都生活在这里，再加上北欧的波美拉尼亚人、阿尔卑斯山北的巴伐利亚人、“肃漠”的普鲁士人和“热情”的莱茵兰人以及西里西亚人等等。这些民族尽管长期相处，但彼此之间存在的差异仍然对德意志各地区的政治理念、社会思想、文化艺术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制约德意志内部迅速融合为一个整体的主要障碍。 当然，无论是地缘政治因素，还是多民族的特性，都只是导致德意志长期分裂面貌的部分而非全部原因，而要回答造成这片国土上曾经产生多达1789个独立政权的具体原因，还必须到德意志遥远的历史中去寻找答案。 意大利政策的恶果 公元919年开始的萨克森王朝的统治（919年~1024年），创立了德意志的王权。这在德意志历史上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事件。国王亨利一世时期（815年~936年），无论对内对外，都在尽力巩固和扩展王室的权力。他力图把各地封建领主都置于国王的控制之下，巩固王国的疆域范围，还建立了一支训练有素的强大武装力量，用来保证国家政策的执行。经过几代国王的努力，到11世纪上半叶，帝国内部的封建无政府状态有所消除，各地封建领主的权力受到了一定程度的约束，德意志王权达到一个极盛时期。德意志王室为加强中央权力而进行的斗争，无论对于民族还是国家都具有进步的意义。 亨利一世的儿子奥托一世（936年~973年）虽然继续了父亲加强中央集权的政策，但他却把政策的侧重点放在了南方，即放在了意大利上。意大利在10世纪时尽管也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但却是欧洲经济最繁荣和最富有的地方。奥托一世对意大利采取掠夺性的扩张政策，就是为了猎取财物，增长权势和威望。遗憾的是，这种极为短视的战略决策造成了王朝后继者们过分强调向意大利扩张的倾向，对德意志的统一之路产生了相当大的负面影响。特别是到霍亨斯陶芬王朝（1138年~1254年）的弗里德里希一世（1152年~1190年）在位期间，更是把统治意大利当成了建立并巩固中央政权的基本国策。当时的意大利经济发达，城市富有，因此占有它不仅能使国库充盈，给国家维持雇佣军队提供足够的资金，从而可以避免受到封建主们的“兵援”挟制，而且还能在教权与皇权的激烈争夺中，有效地打击教皇的权势。 但弗里德里希一世的意大利政策却产生了始料不及的严重后果，造成了德意志王权彻底衰落和国家分崩离析的危险。由于德皇过分看重意大利的作用，把国家战略的关注重点过多地投入到许多与德意志民族利益不尽相符的事情上，结果导致对德意志内部事务无暇顾及，忽视了民族利益和内政的巩固等关键问题，从而对德国中央集权的加强和国家的统一构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同时，为了使这种掠夺性的政策在国内得到足够的支持，弗里德里希一世不得不向德意志大封建主们做出种种让步，这无疑给大封建主们放手追逐自己的政治目的，不断扩大独立性提供了可乘之机，使封建无政府状态的危险再度延续并产生破坏作用，最终摧毁了国家的内部团结，延误了统一的民族国家的形成。 皇权与教权之争 公元962年，教皇在罗马圣彼得大教堂为萨克森王朝的第二任国王奥托一世加冕，并授予他“罗马皇帝”的称号，这被看作是“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的开始。在“神圣罗马帝国”初期，统治者采取扶植教会压制世俗封建主的政策，将管理国家的大权，从一心想扩大世袭领地的世俗领主手中转移到没有血统关系的教会主教们手中。教会由于大得其利而支持和服从皇帝，世俗大封建主势力则受到抑制。这种饮鸩止渴的政策也酿成了苦果。虽然教会在平衡世俗封建主的势力方面发挥过一定的作用，有利于世俗王权的加强，但是，在世俗王权与教会神权发生冲突的情况下，拥有双重身份的领地主教（教会诸侯）就必须做出抉择。由于拥有严密的教会组织支持，因此一旦这些领地主教站在教皇一边，其危害性往往比世俗封建主更大。 国王奥托一世是有意去争取皇位的。他不仅使德意志王国罩上了罗马帝国的神圣光环，而且明确了教皇与皇帝之间的关系：皇帝宣誓保卫教皇，教皇宣誓效忠皇帝。这种共同协议成为教皇选举的通则之一：每个希望担任教皇者，都必须保证忠于德意志国王；一旦他被确认为教皇，就必须为德意志国王称帝进行加冕。此时的德意志皇帝已不再是罗马意义上的皇帝，而是西方最高的封建领主，上帝的封臣。这种加强德意志王权的努力，一直被其后的王朝所延续。到11世纪上半叶，皇权对教会的影响不断增长，教会的独立权受到了严格的约束，德意志皇帝甚至打算把教皇变成帝国的最高主教。倘若皇室能够继续强大并对教会施以影响，这种格局就能够得以维持，帝国的统一也许就可以得到保障。 可惜的是，这种局面并未真正出现。随着形势的发展，教廷势力也做出了调整，试图打破经济上依附于世俗统治的传统格局。从10世纪开始，在天主教会内部出现了加强教皇权力、扩大教会独立性的运动。1073年意大利人喜尔德布兰德不经皇帝同意就登上了教皇的宝座，称格雷戈利七世。在他的领导下，教廷开始与各国皇帝争夺对西方国家的最高统治和领导权。1075年，教皇格雷戈利七世与皇帝亨利四世（1056年~1106年）的权力争夺上升为公开的冲突。皇帝下达命令，宣布废黜教皇，称：“朕亨利，上帝恩宠的国王以及我们主教们全体都对你说，滚下来，滚下来！”但教皇在大封建主反对派的支持下，对皇帝提出了威胁和挑战，使亨利四世陷于困境。为了保住王位，皇帝最后不得不前往教皇住地，赤足披毡，在风雪中等候了三天，向教皇忏悔赎罪。这一事件标志着罗马教权达到了顶峰。 教权与皇权之争是中世纪两个最大的封建势力之间的斗争，实际上背后掩藏着大封建主反对中央王权的斗争。德意志的封建主，特别是教会的大封建主们纷纷策动独立。这些斗争的结局是德意志皇权不可避免地衰落了。尽管最终教皇没有实现“教权高于皇权”的目标，但世俗皇帝同样也未能恢复对教皇的控制，双方形成了某种均势。原先作为皇帝支柱的教会高级贵族们，也逐渐减少了对世俗皇权的依附。他们像封建主一样不断扩展自己的独立性，与这些封建主拥有越来越多的共同利益。这样就造成了一个严重的后果，在德意志王国内部，皇帝已经无法维持强有力的中央统治，难以有效抑制大封建主们的分离活动。皇权与教权的争夺耗尽了德意志王国的国力，而诸侯的势力和独立性却不断增大，德意志国家四分五裂的局面进一步加剧。 孤独的城市 城市的进步性首先在于它体现了一种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新的经济力量。在封建制度下，城市对于皇权的巩固与否具有特殊的意义。封建社会前期，城市是制约无政府状态、加强中央王权、促进民族融和的基本力量。到了封建社会后期，城市作为新产生的商品经济关系的载体，促成了自然经济的瓦解、专制王权的形成和民族国家的建立。城市的形成与发展是新兴的社会力量同封建世俗贵族进行艰苦斗争的结果。封建皇权在这场斗争中究竟采取怎样的态度，不仅关系到城市发展的命运，也关系到皇权本身的兴衰。遗憾的是，德意志皇权却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反而经常打击和掠夺城市，以达到聚敛财富的目的。 德意志城市的产生，可以追溯到中世纪初期。这些城市在发展之初大都紧紧依附于一定的封建主，后者占有城市的收入并执行城市的司法权。随着经济与财富的增长，城市逐渐产生了摆脱这种依附关系的动机和能力。一些城市以偿付大量金钱的方式来解除封建的束缚，而多数城市则不得不通过与封建主进行激烈的斗争，来争取自治权。但在德意志，城市的这种斗争却根本没有得到中央皇权的支持，这种情况反过来又对中央皇权造成了危害。 德意志城市的繁荣时期出现在12、13世纪，此后城市的意义有了进一步的增长。15世纪新航路开辟之前，欧洲有两大国际贸易区：地中海贸易区和波罗的海贸易区。德意志正好夹在这两大贸易区之间，成为国际贸易的必经之地。这种有利的地理条件，促进了德意志的商业发展和城市的繁荣，以市场需求为目标的商品经济逐渐替代了自然经济的地位和作用，并影响到全德的经济生活，当然也影响到封建主和农民的生活。但城市的发展不仅受到德意志内部支离破碎的现实环境的阻碍，而且还受到各种战乱纷争，甚至强盗抢劫的影响。而皇帝所推行的侵占意大利的政策虽有暂时的成就，也不利于形成一个巩固而统一的德意志帝国。因此繁荣起来的德意志城市从自身的利益出发，迫切希望形成一个统一的帝国，并拥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权。与此同时，德国封建割据的局面却更加严重，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在于德国经济发展的特殊性。德国大部分地区还在实行农村公社制，多数城市都分布在边境上，并且仍然从属于诸侯割据势力，而不是维持王权的支柱。为了弥补因缺少强大的中央皇权而带来的缺憾，许多城市联合起来，组成了城市同盟。但这种同盟由于过分强调自己城市的利益，又没有得到皇权的支持，因此无法长期发挥作用。到了15世纪初，欧洲各地的民族国家纷纷崛起。在这些国家的背后，几乎都有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作为支撑，并且对本国的贸易发展和经济的繁荣关心备至。相形之下，德意志的城市就越发显得孤独无助了。它们不仅无法取得任何反封建的成果，从而推动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反而在封建主们的联合势力打压下渐渐失去了活力和存在的意义。 “七选侯”当家 公元13世纪，霍亨斯陶芬王朝垮台之后，德意志皇权也彻底衰落了。从此，诸侯们不再相信中央皇权的作用，而是采取一切措施阻止加强皇权的任何企图和可能。德意志王国开始陷入极为不幸的小邦分裂状态，最终导致了神圣罗马帝国的没落。 1254年~1273年，在德意志历史上被称为“空位时期”。原先大封建主殊死争夺的帝位，居然一下子没有了皇帝。诗人席勒把它描绘成“没有皇帝的恐怖时期”。造成这种状况的首要原因是各邦之间的相互争斗。不仅帝国诸侯，而且连伯爵和贵族、修道院长和主教、乃至骑士和城市的领导者，都渴望夺得邦君的地位。在这种相互争夺中，逐渐形成了疆域完整的诸侯邦国，以及由各等级贵族代表组成的、负责处理本邦内部事务的邦国代表会议。在这种情况下，诸侯们在自己扩大的邦国领地内拥有许多特权，他们总是尽可能多地把土地据为己有，并竭力夺取邦国的司法权。邦国一般以邦君所在的城堡（特别是城市）为中心，划分为一些政区，由邦君任命的官吏负责管理这些地区的行政事务。在此基础上形成了邦国内部广泛的行政机构。一种诸侯邦国统治的局面开始形成，各分立政权的政治势力急速增长起来。 然而，诸侯们逐渐感到这种无政府状态阻碍了经济联系和贸易的发展，直接威胁到自身的利益，因此，没等“空位时期”持续多久，他们便不得不考虑推选一个新王。但同时，他们又担心王位世袭可能对自身权力带来危害，所以，他们采取选举国王（皇帝）的办法来代替传统的君主世袭制。1257年德意志选举国王时共有七大诸侯参加，他们包括三个教会选侯和四大世俗诸侯，参加选举的诸侯都被称为“选侯”。这是德意志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七大诸侯选举国王的事件。 此后，选侯们每次选举德意志国王或皇帝时，总是推选势力较小、不致危害自身权利的家族代表担当此任。在以后的一段时期内，德意志的国王（皇帝）如走马灯一样不停地更换，却始终没有一个王朝能强大到足以代表其他各邦的意志并进而统一整个国家的地步。在众多的德意志皇帝中，出身卢森堡家族的波希米亚国王查理四世（1346年~1378年）最值得一提。1356年查理四世加冕称帝，不久之后，便颁布了一项帝国立法，文本因用金印戳盖，后来被称为“金玺诏书”。它不仅承认德意志选侯拥有绝对的君主权力，有权选举国王或皇帝，而且还禁止了城市之间的相互联系，并且规定市民和农民都隶属于他们的君主。“金玺诏书”堪称是对德意志王国整整一百年来政治法权发展的总结，宣告了诸侯对以皇帝为代表的中央皇权的胜利。直到1648年，“金玺诏书”仍然具有法律效力，因此德意志王国作为一个国王（皇帝）由选举产生的国家，从未出现一个可以代表整个德意志民族利益的强大王朝。只要诸侯们感到皇帝的权力变得过于强大，就会策动王朝更替。 查理四世虽然用“金玺诏书”换得了由其子继承德意志皇位的允诺，但他却在事实上确认了德意志政治上分裂的局面，损害了统一的民族国家的形成。因此，尽管14、15世纪德意志出现经济高涨的局面，但由于帝国已经分裂为许多独立邦国，因而始终没有形成一个共同的经济中心。从此以后，同英、法这些已经发展为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相比，德意志的经济逐渐落后，而形成民族国家的进程也被大大延误了。 三十年战争的悲惨结局 1517年由德意志境内开始的路德宗教改革，虽然意味着民族力量的觉醒，但同时也造成德意志内部分裂为新教与天主教两大派系。17世纪初，皇帝鲁道夫试图利用教派之间的矛盾，通过限制新教来争取天主教诸侯的支持，加强中央集权。结果，在德意志境内形成了“新教同盟”和“天主教同盟”相互对抗的局面。而且，这种斗争已经超出德意志的范围，表现出复杂而深远的国际背景。当时“新教同盟”得到丹麦、瑞典等新教国家以及法国的支持。丹麦、瑞典不愿看到天主教势力深入新教控制的德意志北部，更担心出现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德国向北欧扩张；法国虽为天主教国家，却不希望看到一个强大统一的德国，因而也站在“新教同盟”一边反对德意志的“天主教皇帝”。“天主教同盟”则得到德意志皇帝、教皇和西班牙的支持。德意志两大宗教集团之间的斗争逐渐演变为欧洲两大国际集团之间的对抗，并最终导致欧洲历史上著名的三十年战争（1618年~1648年）。1648年，在经历了漫长而且消耗巨大的战争之后，法国和瑞典的联军攻入了巴伐利亚，德皇被迫求和，签订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 战争连同和约的签订对德意志历史的发展具有巨大影响。根据和约规定，德国失去了大片土地，重要的河流入海口被瑞典掌握，而法国则获得了阿尔萨斯和包括洛林在内的西南德一些地区，阿尔萨斯和洛林自此成为德法世代争执之地。和约还要求德皇承认德国诸侯在三十年战争中扩张的领土和在自己辖区内独立施政、进行外交活动甚至自由结盟、宣战、媾和等权力，这等于用法律的形式确保了帝国的无政府状态，皇帝不过成了一个拥有自己世袭领地的大诸侯。这无疑巩固了德意志帝国政治分裂的局面，使各地方诸侯成了完全独立的势力，致使皇权更加削弱。通过和约，法国还取得了参加德意志帝国会议的特权，从而可以随时干涉德意志的事务。三十年战争还给德国带来了惊人的破坏，这里“到处都遭到历史上最没有纪律的暴兵的蹂躏”。战争期间，德意志有5/6的乡村被摧毁，人口减少1/3以上，工商业急剧衰退，许多工场、矿山被毁，农民变得一无所有，在饥饿和死亡线上挣扎。 在这“白茫茫一片真干净”的德意志土地上，政治分散性和多元性进一步加剧了。据统计，三十年战争后德意志分裂为314个邦和1475个骑士庄园领，也就是说，在德意志满目疮痍的土地上，总共有1789个拥有主权的独立政权同时存在。尽管以往皇室那种“大一统主义”的思潮依然存在，但邦国分裂主义思潮却已大行其道。小诸侯仿效“伟大君主”法国路易十四的宫廷生活和奢华气派，虽然显得荒谬可笑，但却因此不得不对其臣民进行敲骨吸髓的搜括。所有这些情况使得德意志在三十年战争后依然还是欧洲冲突的战场。上起皇帝，下至各邦诸侯，几乎都被卷入欧洲的大小纷争之中，他们为了取得金钱而把自己“典”给外国强权。因此在17、18世纪的欧洲纷争中，“难得有一次没有德意志人反对德意志人的斗争”，二德意志民族的利益则显得一钱不值。正当专制主义在英国和法国促进民族统一，终结分离状态，推动工业革命到来的时候，德意志的专制主义却带上了诸侯小邦的分裂色彩，不仅加深了国家政治的分崩离析，而且阻碍民族经济的发展和民族市场的形成。恩格斯在《德国状况》一文中逼真地描述了17、18世纪德意志的可悲境况，他说：“这是一堆正在腐朽和解体的讨厌的东西。国内手工业、商业、工业和农业极端凋敝。农民、手工业者和企业主遭到双重的苦难——政府的搜括，商业的不景气。贵族和王公都感到尽管他们榨尽了臣民的膏血，他们的收入还是弥补不了他们日益庞大的支出。一切都很糟糕。不满情绪笼罩全国。没有教育，没有影响群众意识的工具，没有出版自由，没有社会舆论，甚至连比较大宗的对外贸易也没有，除了卑鄙和自私就什么也没有；一切都烂透了，动摇了，眼看就要倒塌了，简直没有好转的希望，因为这个民族连清除已经死亡了的制度的腐败尸骸的力量都没有。” “没有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央集权化的国家统治便成为无源之水，而一个稳定的、具有广泛有效的干预和保护功能的中央权力得力存在，是现代化发展的一个绝对必要的前提，也唯有它，才能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创造更好的框架条件。”这一规律对于过渡时期的所有欧洲国家来说几乎都是有效的，但在德意志的世界里，随着那些发达的工商业城市已经因欧洲经济中心的转移和三十年战争的破坏而衰落，这种转变就只能依靠农业领域中旧有的贵族资产阶级来领导和推动。正因如此，以普鲁士的崛起为标志，德意志走上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发展之路。 二、为什么是普鲁士 就在这样一个悲惨的时代，德意志东部“塞外”普鲁士邦的“骤然”崛起，不仅令德意志皇帝和诸侯们刮目相看，而且也使欧洲宫廷瞠目结舌。总的来看，普鲁士的发展史向人们展示了历史发展的辩证特征：一方面，它的发展是德意志分裂的产物，是作为德意志国家解体的因素崛起的，它的发展史本身就是德意志分裂的历史，没有德意志的分裂，就难以有普鲁士改变德意志民族和国家命运的机会；而另一方面，普鲁士的发展壮大，也包含和预示着德意志从分裂走向统一的历史趋势，或者说，普鲁士的发展史就是德意志从分裂走向统一的历史，这是它最终通过武力方式结束了德意志的分裂局面。 神圣罗马帝国的砂石罐头 普鲁士是从一个小小的、荒蛮的、穷困的东部边区“马克”注：马克指边疆的小邦。，一个被人轻蔑地叫做“神圣罗马帝国的砂石罐头”的地方发展起来的。普鲁士国家的核心细胞是勃兰登堡和普鲁士。勃兰登堡处在易北河和奥得河之间，是东西方的交界地。12世纪之后成为德意志帝国的边区殖民地。地处波罗的海沿岸的普鲁士，离勃兰登堡甚远，因其居民主要为普鲁士人而得名，当时普鲁士还并未完全独立，而是同波兰保持着宗主关系。应该说，勃兰登堡和普鲁士，在几个世纪内是并行和独立发展的，直到1618年，由于霍亨索伦家族的勃兰登堡选侯继承了普鲁士的王位，这两地才联成一气。霍亨索伦家族（1417年~1918年）是德意志的高级贵族和王家世系。1417年，德意志国王正式把勃兰登堡和选侯爵位一起赐给了霍亨索伦家族的弗里德里希一世（1417年~1440年），从此开始了霍亨索伦家族在勃兰登堡的统治。他们把勃兰登堡作为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利用婚姻关系、继承协定等手段悉心经营和扩张其统治范围。16世纪宗教改革时期，勃兰登堡和普鲁士两地的霍亨索伦人都相继改奉新教，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双方的亲和感。1618年，勃兰登堡—普鲁士公国正式形成。虽然这个邦国在地理上不是联成一片的，也并非由单一民族所构成，却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初步形成了后来普鲁士王国的规模。德国历史学家兰克认为：“这对于国家和民族来说，确实前进了一大步。” 1640年，弗里德里希?威廉即选侯位（1640年~1688年）。这是一位具有雄才大略的年轻君主，被后世成为“大选侯”，他是把普鲁士真正塑造成强权国家的奠基人。尽管初登王位之时，他面对的是残垣断壁，而且在本国贵族、容克注：容克原指无骑士称号的贵族子弟，后来泛指普鲁士贵族和大地主。在德国历史上，起到较大作用的是乡村容克以及普鲁士贵族庄园主。在当年的普鲁士，容克几乎垄断了国家行政和军队中的一切职位。、分离主义势力和国外强权面前，地位虚弱，但他决心打破这种局面。三十年战争留给这位“大选侯”两大教益：即必须拥有一支独立的、听命于自己的具有战斗力的常备军；还要利用帝国全面衰落、无中央皇权可言之机，建立勃兰登堡—普鲁士邦国专政体制，在本邦内部实行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主义的同时，在帝国范围内扩展势力和影响。为此，他建立了邦国君主专制政体，推行重商主义政策。为了建立一个稳定的官僚系统，并使普鲁士成为自立自主的富强国家。弗里德里希?威廉委派官吏，管理城市的行政事务，还增设税务专员，负责城市的税收工作。他还在农村设立了行政公署，在广大平原地区履行税收职能。这些人逐渐形成了一个官僚集团。另外，重商主义经济政策的推行，也促进了普鲁士的经济发展。世界商路向大西洋和北海的转移，并没有对勃兰登堡构成太大的威胁。不仅如此，勃兰登堡还利用有利的地理位置，向西欧各国输出谷物，使因三十年战争而受到严重削弱的经济逐渐得以恢复。 为了克服容克和贵族等级的反抗，给邦国带来效率与秩序，1653年，“大选侯”同容克之间达成了勃兰登堡邦《议会协定》。协定承认容克对农民有专门的特权，作为交换条件，容克贵族必须同意建立一支以选侯为最高统帅的常备军，并允许为维持和装备常备军而增加税收。这项协定是选侯同容克之间的一种妥协。邦议会协定使容克在政治和经济上的统治地位在普鲁士得以巩固，加之规定只有容克出身的人才有权担任常备军军官，因此使容克在军事方面具有了决定性的影响。容克阶级成了大选侯统治的阶级基础，也成为霍亨索伦家族在德意志的主要支柱和使德意志普鲁士化的主要力量。官僚集团和军官集团一起，成为普鲁士君主国的两大支柱。显然，普鲁士的专政体制，并非建立在社会内部资产阶级同封建贵族之间力量的均衡上，而是建立在君主同容克贵族相互妥协的基础之上。 给普鲁士经济发展带来巨大裨益的另一项重大举措是接收了大批移民。1685年大选侯在《波茨坦敕令》中，准许涌入普鲁士的2万余名被法国驱逐的胡格诺派新教徒居留避难。这批新教徒大部分是有资本、有实力、有技术的人，他们把极有价值的生产经验和资本，从经济上远为发达的法国带到勃兰登堡，在此开办各种工场和企业，促进了普鲁士经济的极大发展，结果使普鲁士的国家收入在30年内增加了七倍。 “大选侯”在位期间，尽管军队已初具规模，并开始显示威力，但他在更多的时候则是以实力为后盾，运用外交手段为本邦谋取利益的最大化。1688年，当他离开人世时，普鲁士已经从波兰的控制下解放出来，他还为继任者留下了“一支强大的军队，一个由若干零乱的领地聚合在一起、却井然有序的国家和一种因多次军事胜利的光荣赋予臣民的初步的民族生存意识”。在这样一个发展过程中，勃兰登堡－普鲁士公国越来越多地带上了典型的专制主义色彩，逐渐变成了一个军人和官僚的国家，其军事力量和版图已不亚于欧洲其他王国。 军队的国家 普鲁士王国的真正建筑师，是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1713年~1740年）。虽然他在历史上经常遭到诋毁，但这种诋毁多半是出于对他本性“吝啬”和行事“粗暴不文”的批评，而不是真正从他为政的客观作用出发做出的评价。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事必躬亲，勤奋工作。他一生都在致力于对普鲁士进行加强君主专制和军国主义的强制改造。他是欧洲历史上第一个穿军服的君主。在波茨坦欢乐宫的练兵场上，他提着棍棒亲自训练士兵，长此不懈，因此被称为“士兵王”。他几乎把全部身心都献给了他的军队，并把全国的居民生活不断纳入到军事形式之中。为了维持和加强军队，“士兵王”执政后立即削减了王室经费的3/4，用于军队的建设。除了军队，他对钱财极为吝啬。他仅用了2547个银币就完成了自己的加冕典礼，而他父亲为此所花费的则是整整500万个银币。 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的内政方针，就是依靠强大的军队打破容克在国内的独立地位。在他的苦心经营下，普鲁士军队的人数从3?8万扩充到8?3万，国家越来越具有军国主义性质。他的建军和扩军思想，虽然继承“大选侯”一脉，但与其不同的是，他坚决中止了外国的“补助费”，把军队全部置于本国经济供养的基础上，实行自主的方针。 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最初并不赞成某些欧洲国家采用义务兵役制来解决兵员不足的问题，认为只有完全与自己有关系的人组成的军队才放心满意，特别是在农民和市民对容克存在依附关系的情况下，雇佣部队更为合适。他的雇佣兵是靠买和抢的办法来补充的，因此募兵实际上变成了一种有组织的绑架人员活动。这种做法遭到了德意志其他邦国的反对，迫使普王采取了新的征兵制。1733年，国王发布了“征兵区条例”，规定每一个团划定一定的区域作为征兵的范围，此后每一个团都从自己的征兵区里补充兵员。当然，军队中的军官职位仍然是保留给贵族和容克的。征兵区条例打破了容克在乡村“一统天下”的局面，依附于容克的农民和市民都有了服兵役的义务，除了继承土地的长子以外，其余的容克子弟几乎都参加了军队。这就为实行全民兵役制铺平了道路。他还创办了贵族士官学校，专门为他的军队培养廉洁、高效和富有自信的军官队伍。这些都为他的继任者所仿效。 普鲁士规定士兵的服役期为25年。对于士兵来说，这段漫长的服役生活是极其艰苦的，需要常常忍受残酷的折磨。“士兵王”训练部队的方法，一是操练，二是体罚。训练的最高目标是把士兵变成没有意志、没有思想、对上级的命令盲目服从的工具。维持这样一支和国土大小不成比例的庞大的军队，需要一笔极其可观的经费。在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统治末期，国家岁入增大到约700万塔勒，而其中的600万塔勒被花费在了军队上。普鲁士军队不仅被置于国家的中心地位，而且成为“国中之国”。国王主要用这支军队来贯彻自己的专制统治，打破了容克的独立地位，削弱了贵族等级对政府事务的直接干预，无疑在内政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1740年，当这位“普鲁士国家的建筑大师”离开人世时，他给后人留下了一笔可观的“军事宝藏”：约1000万塔勒的钱财和一支训练有素、战斗力堪称当时欧洲之冠的强大军队，他还把整个国家生活都纳入了军国主义的轨道。 弗里德里希二世（1712年~1786年）是“士兵王”的次子，由于长兄早逝被立为王储。他一生追求“国家利益至上”，并且获得了“弗里德里希大王”的称号。他是一个复杂而充满矛盾的人物：表面上谦和、热情，但骨子里冷漠、严峻；一方面，他称自己是“国王哲学家”、“误生王家的艺术家”，提倡国家应实行理性主义的统治，但另一方面，他在恪守普鲁士传统方面又异常严格，要求臣民一丝不苟地遵守秩序和纪律，凡事无条件听从他的独断。 “士兵王”留下了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儿子“弗里德里希大王”就利用这支军队进行战争。对他而言，不需要任何借口，仅为了“国家利益”就可以破坏任何条约，也可以发起任意攻击。他曾对自己的继承人说：“要记住，任何一位伟大君主的脑子里都在想扩大自己的统治。”他奉行“强权即公理”的准则，即位伊始就发动了对奥地利的战争，目标是夺取奥地利最富饶的省份西里西亚。普鲁士成为西里西亚战争的最大获益者，不仅取得了西里西亚的巨大财富和众多人口，而且使普鲁士在德意志内部的地位大大加强。这场战争是普鲁士崛起以来，对德意志帝国的皇帝和哈布斯堡强权发起的第一次军事挑战，结果造成了普奥争霸、两强并立的局面。普鲁士和奥地利都成为欧洲政治多极世界中的一极，它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通过战争的方式，来达到称霸德意志的目的。 西里西亚战争后期，弗里德里希大王继续从事军事改革，以适应对外扩张的需要。他采取一种普遍的强制义务兵役制；还在军队中推行论功行赏、赏罚分明的原则。普鲁士的军事组织被认为是当时最好的范例，受到各国的纷纷效仿，“弗里德里希大王”在军事艺术上的最大创新是采用新的战略战术。他惯以突然的、出敌不意的进攻开始作战行动，在与数个敌手同时交战时，力图各个击破。作战中善于合理使用兵力，大胆实施机动。在此后欧洲爆发的“七年战争”（1756年~1763年）中，“弗里德里希大王”的国家和军队都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几乎单独抵挡了奥、俄、法三国的联合进攻，并且保住了富饶的西里西亚，使普鲁士的国际威望大增，他本人也赢得了“18世纪三大军事天才”之一的美誉。 1763年后，弗里德里希大王开始了国家的“重建”工作。他采取了一些列改革措施来恢复和发展国力，但这一切也依然是为军队建设服务的。到1780年，普军人数已扩充到24万，平均每32个居民中就有一个士兵。普鲁士变成了“和平时期的兵营”。法国政治家米拉波曾对此评价道：“其他西方国家有一支军队，普鲁士军队有一个国家。” 拿破仑战争的影响 1799年，拿破仑战争爆发，它“像霹雳一样击中了这个叫做德国的混乱世界。它的影响非常大”。对于德意志来说拿破仑战争无异于一柄历史的“双刃剑”，一方面，它对德意志人民的掠夺与镇压，抑制了德意志民族崛起的脚步，使其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和国内矛盾；另一方面，它也在德意志引起了革命性的巨变，激发了德意志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它充当了历史不自觉的工具，摧毁了古老德意志的旧的社会秩序，产生了新社会的基础和民族主义的活力。对于拿破仑战争的影响，尽管德意志人从感情上来说是难以接受的，但它带对德意志特别是普鲁士产生了极为有益的推动作用，不仅促成了普鲁士施泰茵—哈登堡改革，使普鲁士走上了现代化的发展道路，从此如同获得了新生，而且还激发了德意志民族的解放战争，使普鲁士有机会成为了这场战争的“希望之星”。正如著名诗人歌德在《给祖莱卡》一诗中所吟唱的：“既然痛苦是快乐的源泉，那又何必因痛苦而伤心？” 1806年，普鲁士在拿破仑战争中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被迫签订了《提尔西特和约》，从而面临着亡国的灾难。正当普鲁士王朝和容克阶级对自身的统治和生存自顾不暇之时，普鲁士的德意志自由主义贵族和政治民族主义者，却想利用这个时机，从基础上改革普鲁士，以拯救德意志。1807年9月30日，普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任命施泰茵为政府首席大臣，开始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改革。农业立法是施泰茵改革中最关键、也是最基础的部分，其影响也最为深远。它实际上是一场土地革命，把封建地产制转变为资本主义自由地产制，直接引发了普鲁士社会经济结构和社会性质的转变。在财政方面的改革同样也具有重大意义。1818年，政府颁布了新关税法，废除了普鲁士王国境内所有关卡和关税，实行对外关税统一，并规定由政府制定每种产品的出口税率。普鲁士工商业自此摆脱了内部重重关税的束缚，一个统一的国内市场开始形成，并对德意志关税同盟的最终建立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施泰茵—哈登堡改革也广泛涉及军事和教育领域。军事改革的主要目标是建立一支以法国国民军为楷模的、由爱国的自由公民组成的普鲁士国民军，以推翻异族统治。它废除了普军原有的封建等级制度，提高了士兵的地位。还新设陆军部作为军队行政和指挥的最高机构，便于军队指挥权的集中统一。军事改革不仅促进了军队的现代化建设，而且激发了普鲁士人的民族精神，出现了“全民皆兵”抗击拿破仑统治的局面。此外，教育改革也适应了新崛起的德意志工商资产阶级的需求，特别是对普鲁士的年轻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实现本民族的独立以及建立资产阶级民族国家产生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改革使普鲁士的经济迅速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但是由于封建势力在社会的转变过程中没有受到摧毁和打击，甚至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继续居于主导地位，这就使得普鲁士乃至日后统一的德意志，在其发展过程上都不可避免地打上了封建主义的烙印，始终呈现出一种保守的色彩。 19世纪初的德意志民族解放战争，是同欧洲的民族解放战争和以英俄为首的反法联盟发动的反法战争混为一体的，情况复杂，性质多重，但就德意志民族本身而言，要求解放，追求统一则是主流，是关乎德意志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大问题。一般认为，德意志民族解放战争是从拿破仑侵俄失败时开始的。1812年3月16日，普鲁士正式对法国宣战。翌日，普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发表《致人民公告》，呼吁人民参加战斗。普鲁士人民如潮水般应征入伍，拿起武器，为维护国家的独立和统一而战。到1813年5月，一场真正的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德意志民族解放运动已初具规模，并最终赢得了民族独立战争的胜利，为未来德意志民族和国家的统一创造了条件。战争的胜利，也极大地提高了普鲁士在德意志民族中的地位，为它日后担当起统一领袖的重任奠定了基础。但1815年反法战争胜利后，在“神圣罗马帝国”的废墟上站立起来的依然是一个由多达38个小邦组成的松散的德意志联邦，德意志由普鲁士和奥地利两强共同支配的分裂局面仍未改变。 统一的前奏 实际上，在由普鲁士领导的德意志民族解放战争所追逐的目标中，始终蕴藏着民族统一的内涵。但1814年，当整个反法战争胜利结束时，由于欧洲大国之间的利益之争，使它们更希望维持一种均势的状态，而不愿看到一个统一强大的德国出现在欧洲的中部。奥地利首相梅特涅就是这种思想的代表人物。他从心底里渴望恢复欧洲各国的封建专制制度，因而热衷于维护欧洲均势之下的“和平”，坚决反对一切革命运动，生怕由于打破了原有的封建秩序的平衡，而影响奥地利自身的地位。梅特涅把他的保守理念完全付诸行动中，在整个欧洲掀起了一股维护封建统治的反动逆流。19世纪上半叶的欧洲成了“梅特涅的时代”。这种力量尽管暂时抑制了德意志统一的脚步，但历史的潮流终究是不可阻挡的，几个世纪以来不断兴起的德意志政治的发展要求和经济、民心日趋融合的内在力量，必将把处于四分五裂的民族和国家统一为一个整体。 英国工业革命的影响和法国大革命的催化作用推动着古老的德意志进入了工业化发展的新时代。经济的发展和工业革命高潮的到来，为德意志的统一提供了动力和条件。19世纪20年代，是德意志现代工业真正起步的重要时期，工场手工业得到广泛发展，并很快向大机器生产过渡。1816年，不来梅建成了第一艘蒸汽动力船；30、40年代，机器纺织业开始在萨克森推广，形成了第一批工业企业；1835年，在巴伐利亚首次建成了德国境内的第一条铁路，不久又制造出德国第一台火车机车，从此全德兴起了修建铁路的热潮。到50、60年代，德意志已经实现了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并且被完全卷入了世界贸易圈，除了短期的萧条外，德意志的经济始终处在繁荣状态。据统计，从1850年~1870年的20年间，德意志邦联的煤产量从670万吨增至3400万吨，生铁产量从21万吨增至139万吨，铁路全长达到2万公里以上，超过了英、法两国的铁路里程。到19世纪60年代，德意志工业实力已接近法国；70年代，德意志的机器制造业已经超过英国，位居欧洲之冠。工业的发展使德意志社会的整个经济结构和阶级力量的配置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德意志的资产阶级力量增长最快，而普鲁士尤为显著。大部分容克开始向资产阶级转化。由于他们的经济利益同国内市场、关税和世界市场越来越多地联系在一起，因此德意志的统一对他们来说不再是无关紧要的事。到60年代，普鲁士已经从封建君主国变成资产阶级君主国，它虽然仍由容克把持，但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资产阶级的利益。这些转变无疑是普鲁士统一德国的重要前提。 关税同盟扩大成为国内市场，“小德意志”注：历史上，习惯将不包括奥地利在内的德意志称为“小德意志”地区，而包括奥地利的德意志则称为“大德意志”地区。在德意志统一的问题上，始终存在关于“小德意志”路线和“大德意志”路线的意见之争，而俾斯麦最终选择的是“小德意志”统一的道路。地区的经济同普鲁士逐渐“一体化”，奏响了德国统一的序曲。19世纪初，遍布德意志境内的关税和地区税边界线，如同束缚人手脚的绳索，使交通几乎陷于瘫痪。1819年4月，来自符腾堡一个工人家庭的年轻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1789年~1846年）就明确提出了建立关税同盟的建议，指出：只有废除内部关税，建立一个全联邦的统一税制，才能恢复国家贸易和民族工业，也有利于劳动阶级。他认为：不在德意志各邦人民之间实行自由交往，便不能有统一的德国；不建立共同的重商主义制度，便不可能有独立的德国。他的建议虽然遭到了以奥地利首相梅特涅为首的保守势力的反对和提防，但却得到了普鲁士的认可和支持，并很快组织建立了一个关税同盟条约。此后，周围的小邦都纷纷加入进来。到1834年1月1日，一个被称为“德意志关税同盟”的关税统一体正式宣告成立。它包括了德意志18个邦国、2300万人口和占全部领土3/4的土地。它的成立不仅促进了同盟内各国的商品和货币流通，而且有力地推动了整个德意志向全面的统一和协调方向发展。同时，关税同盟也使普鲁士在德意志诸邦中的经济和政治领导力更加突出，在与奥地利的竞争中抢占了先机。恩格斯曾说：关税同盟是普鲁士的一个巨大成就。它意味着战胜了奥地利的努力，这还算不了什么。主要的是它把中小邦的整个资产阶级都吸引到普鲁士一边来。 李斯特的另一贡献是提出了著名的“幼稚工业保护论”。当时欧洲最为盛行的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理论，反映的是以英国为代表的先发国家的经济发展需要，而作为“后发国家”的现实决定了，一味坚持自由贸易只能处在跟从的位置上，随时面临被“先发国家”掠夺的危险。因此，李斯特认为：后发国家应该首先采取自由贸易政策，依靠吸收引进发展生产力，尽快摆脱后发的困境；此后，应该利用国家政权的干预力量，采取贸易保护政策，保护本国工业的健康成长；等到发展成为经济强国之后，再回到自由贸易的规则中来。在普鲁士领导下的德意志关税同盟，有力促进了小德意志地区的经济发展。从40年代起，关税同盟为保护起步不久的工业，对内部采取自由贸易，对外采取统一的保护关税。这种被称为“相对的自由贸易”的政策，受到大部分资产阶级和容克的欢迎，也使普鲁士的工业飞速发展。李斯特的“幼稚工业保护论”不仅影响了19世纪的德国和美国，还影响到20世纪崛起的日本。直到今天，对于很多发展中国家而言，它依然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与此同时，以普鲁士为中心的铁路网也在德意志建立起来。铁路不仅把东部农业经济区同西部钢铁工业区紧紧联接起来，而且冲过各邦的边界伸向北海沿岸和南部山区，它以特有的威力闯入各种旧的生活习俗，使德意志的面貌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当时的诗人就把铁路称为“德意志统一的结婚绶带”。而铁路网建设的发起人也是李斯特。他把铁路系统和关税同盟形象地比喻成“连体的双胞胎”，认为两者“相互支持，追求同一个伟大的目标，把德意志各个部分统一成一个伟大、文明、富足、强大和不可侵犯的民族”。正如他所预想的那样，到19世纪60年代，关税同盟地区已经形成了共同的经济生活，完善了共同的语言和共同文化。经济的统一为政治的统一奠定了基础。德意志民族统一的核心力量日渐形成。 沙俄霸权的丧失和“俄普同盟”的形成为德意志的统一提供了有利的战略时机。1848年以后，沙皇俄国依然是德国统一的最大国际障碍，保持德意志的分裂是其既定方针。事情的转机发生在克里米亚战争之后。1853年~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是沙俄同英、法争夺巴尔干和近东霸权引起的一场火并，沙皇本以为能得到德意志邦联的支持，事实却大为不然。奥地利不仅不支持俄国，反而站在西方列强一边，踢了俄国一脚，使沙俄遭受了惨败。战后签订的巴黎和会协定规定了黑海中立、俄国军舰不得停泊等不利于俄国的条款，实际上堵截了沙俄向东南欧扩张的通道。这是沙俄在争霸欧洲道路上遭遇的重大挫折，不仅引发了俄国国内阶级矛盾的激化，而且动摇了它在德意志地区拥有的霸权地位和影响。深陷于内忧外患之中的沙皇政府，决心对奥地利的“忘恩负义”采取报复。19世纪50年代后期，沙俄对外政策发生变化，它在国际上勾结拿破仑三世，在德意志内部支持普鲁士，首先要打击的则是奥地利。沙俄在欧洲霸权的丧失和对德意志事务控制的松弛，客观上有利于德意志的民族统一运动，特别是给普鲁士统一德国创造了一个可以利用的外部环境。 总之，在法国大革命和英国工业革命所造成的弥漫于整个欧洲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鲜空气的熏陶下，在内部需要和外部力量的共同作用下，古老的德意志肌体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而普鲁士统一德国的时机也逐渐成熟，一个统一的强大的德国即将走上世界历史的舞台。 三、铁血宰相俾斯麦 19世纪50、60年代德意志的工业革命和经济发展，已经成为一种推动统一的强制力量，这是资产阶级的迫切需要，甚至连一些邦的诸侯贵族也感到，如果他们对抗统一的潮流，将会被德意志和历史所抛弃。当时统一德国的任务历史性地落在了容克的肩上，因为德国的资产阶级太不幸，它生来得太晚了。当它兴盛的时候，德国的无产阶级运动已经日趋活跃，这使它惧怕同无产阶级和人民结成同盟。因此，德国资产阶级手中既无有组织的国家暴力，又抛开了人民群众这一无组织的暴力，无力承担实现统一的领导重任，只能对统治阶级统一德国的道路报以热烈地支持。而对德国的无产阶级来说，它在政治上和组织上还不成熟，还不足以使德意志的民族运动转变为人民革命，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设想的无产阶级革命统一的道路还难以付诸实践。尽管在德意志，存在着统一的潮流和众多可能选择的道路，但根据当时的力量对比来看，只有普鲁士—俾斯麦的统一道路最有可能取得成功。而事实上，也正是俾斯麦通过发动王朝战争自上而下地完成了德国的统一。 一位资产阶级化的容克 俾斯麦出生在勃兰登堡阿尔特马克的一个世代容克的家庭，两岁时随家迁往波美拉尼亚的克尼帕霍夫庄园。就其财富和社会地位来说，俾斯麦的家族不是第一流的，但容克的那种专横暴戾作风在他身上却很明显。据说大学期间他曾与人进行过13次决斗。俾斯麦的母亲来自有名望的资产阶级家庭，给俾斯麦诸多的影响。他又在学习中进一步受到了资产阶级的教育和影响。但与此同时，他所处的容克阶级却正在“时代的双重革命”，即工业革命和思想革命面前急速地下沉。因此，新旧社会交替而迸发出来的历史、经济和政治的激烈冲突，在他身上表现得十分明显。到19世纪50年代初，俾斯麦已经认识到如果不采取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容克阶级就将完全破产。在此后的政治生涯中，俾斯麦同汉堡大富商的接近，远超过同其他容克同道的接近。俾斯麦的这种变化，也决定了他政治上的转变，他从一个与“宫廷党”立场一致的保守派，逐渐转变成一个主张由普鲁士掌握领导权、在一定程度上满足资产阶级利益的德意志统一论者。 总体来说，俾斯麦是一位非凡的人物，具有极为强烈的功名心，是一个重视行动，讲究现实，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意志坚强，富有感情，并且性情暴烈，干劲十足的人。他的军旅生涯并不成功，大学时光也都被花在酗酒和女人上，他的外交经历也没有为他赢得什么朋友，但他的确拥有那个时代很少有人拥有的才能：他具有估量对手的超凡能力，是一位第一流的政治家；他还有一个赌徒的直觉，知道何时下注，何时离桌。与大多数普鲁士保守主义者不同，他了解德国民族主义的暗潮涌动，并看到了普鲁士或者顺潮流而昌，或者逆潮流而亡的历史命运。 1862年9月，俾斯麦出任普鲁士首相。他当时就已认定，德国统一已是无法阻挡的历史潮流。在这种形势下，由普鲁士掌握统一运动的领导权不仅可以阻止“自下而上”的革命威胁，保存普鲁士君主政体，而且可以保证容克地主的特权地位，因此是顺应这一历史潮流的最有利的方式。同时，俾斯麦还清楚地看到，无论是德意志各邦的统治者，还是俄、法两个大国，都不愿看到德国实现政治上的统一，前者惧怕丧失自己的政治特权，后者则把保持德国的分裂当成自己在欧洲事务中取得政治优势的重要条件。有鉴于此，俾斯麦特别欣赏著名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的观点，认为实现德国统一的道路只有一条，那就是：“通过剑，由一个邦支配其余各邦。”1862年9月30日，出任首相不久的俾斯麦在普鲁士议会上发表了著名的“铁血演说”，他声称：“当代的重大问题不是通过演说和多数人的决议所能够解决的，而是要通过铁和血。”正是沿着他所指引的方向，德意志发动了三场王朝战争，开始了实现统一的历程。 一石二鸟的德丹战争 俾斯麦上台以前，普奥之间的关系就已经日趋紧张。俾斯麦力图把德意志两大强权之间纯粹的权力和利益之争尽可能同德意志民族问题联系在一起，把奥地利突出成阻碍和破坏德意志民族统一的力量，而把自己充作民族运动的“矛尖”。 1863年秋，当俾斯麦发现重新激化了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坦因问题，是同德意志民族运动和自由主义的努力紧密联系在一起时，他就立即介入了这场民族运动。问题涉及的是石勒苏益格、荷尔斯坦因和劳恩堡三个易北河公国地区，后两个地区的居民基本上是德意志人，而前一个地区却杂居着德意志人和丹麦人。根据1852年由英、俄、法、瑞典、丹、奥和普共同签订的《伦敦议定书》，这三个公国同丹麦结成同盟，而荷尔斯坦因和劳恩堡同时也是德意志联邦的成员。但丹麦的民族运动却力图将这些公国纳入丹麦的版图，而德意志联邦则要求按照德意志的意愿解决石勒苏益格—荷尔斯坦因问题。1863年11月，丹麦议会通过新宪法，加快推行合并石勒苏益格的计划。这无疑将两国民族运动的矛盾冲突推上了新的高峰。就在丹麦新宪法通过两天后，丹麦国王去世，新王签署批准《丹麦—石勒苏益格新宪法》。但他对石勒苏益格—荷尔斯坦因的继承权却没有得到当地社会各阶层的承认，于是引发了关于公国王位继承权的争执。这激起了整个德意志民族感情的巨大浪潮，要求对丹麦采取强有力的行动。在这种形势下，俾斯麦采取了明智的策略。他打出维护1852年《伦敦议定书》的旗帜，堂而皇之地避免了英、法、俄等国的干涉。他还拉着奥地利一起行动，既可以掩饰普鲁士吞并两公国的野心，又能使奥地利紧随普鲁士的政策，从而使普鲁士掌握德国统一运动的领导权，也为日后发动对奥战争埋下了引线，真可谓一举三得。经过周密策划，普奥两国于1864年2月联合进攻石勒苏益格，迅速击败了丹麦军队。丹麦政府在求援无望的情况下，被迫签订了《维也纳和约》，将三个公国交给了普奥两国。 对于一个面临历史性机遇与挑战的大国而言，对与错往往只在一隙之间。开辟一条道路的过程并不难，难的是要选择一个正确的方向；选择一个正确的方向固然很难，但更难的是一旦选错了方向，能够反思错误，及时做出更正和补救，纵然羊已亡矣，然时犹未晚。甚至可以说，后面一种能力是作为自强的大国和民族，在寻求发展和崛起的道路上更需必备的素质和意识。 E?维歇尔特说：“别相信千年古老的谎言：耻辱可以用鲜血洗刷掉；要相信新的真理：耻辱能用荣誉洗刷掉，用赔偿、转变，用迷失了的儿子的话来洗刷：父亲，我犯过罪，今后我将不再犯罪。”唯愿统一的德意志民族能够吸取历史教训，永远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发扬其民族心理中的优势特点，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和进步，做出自己的贡献！也希望德意志成长的经历能够对我们今天的发展提供更多的历史经验和启迪。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