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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东方列强日本 沿地球上最深的马里亚纳海沟北上，在浩瀚无际的太平洋西北角处，自东北至西南分布着一列弧形的岛屿，与亚洲大陆隔海相望。这就是日本——“太阳最先升起的地方”。 日本历史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地理位置的影响，这一点与不列颠群岛颇为相似。但日本比不列颠群岛更加与世隔绝：日本列岛离大陆115英里，而英吉利海峡却只有21英里宽。因此有人说，日本既离大陆非常近，近到足以从伟大的中华文明中得到益处；又离大陆非常远，远到可以随意选择和拒绝。在近现代世界大舞台上，最早实现工业现代化的西方国家是不列颠群岛上的英国，而在东方，最先成为工业化国家的恰恰正是地处欧亚大陆东北端的日本。两个同为孤悬海外的列岛国家，创造了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的又一个惊人巧合。 日本的地理条件并不优越，国土面积仅37万多平方公里，不仅矿产贫乏，而且经常遭受地震、火山和台风的袭击。同时它又是一个封建色彩浓重的典型东方国家。因此，日本能在西方列强的冲击下，在很短的时间内脱颖而出、后来居上，迅速具备足以同世界强国抗衡的实力，成为成功实现现代化目标的唯一一个东方国家，确实令世界为之震惊，也着实值得世人认真思考和深入研究。 一、中国的学生 日本的源起 据地质学家和考古学家研究认为，日本列岛曾与亚洲大陆相连，原始人类与动物可以自由来往。直到1万多年前，由于地壳变动，海面上升，日本列岛才逐渐成为今天与大陆隔海相望的岛屿。但那时，大陆上的人类仍然可以借助季风的帮助横渡海峡，往来于大陆与日本列岛之间。他们很可能成为了日本列岛上最早的居民，在这片原本荒凉的岛屿上开始播撒文明的种子。 公元1万年前至公元前3世纪左右，日本进入绳纹文化时代。这时的日本处于母系氏族社会阶段，以母系血缘为纽带的氏族成员，共同居住在洞穴之中，他们依靠集体协作从事采集、狩猎、捕捞等生产活动。一般认为这是日本文明的起始阶段。此后日本进入弥生时代。这一时期的重要特征就是水稻种植和铁制工具的出现。据考证，这两项重大突破都与当时以中华文明为核心的大陆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技术的进步使得以农耕为主的生产方式，取代了以采集、狩猎、捕捞为主的自然经济，从根本上改变了日本列岛的文明景观。与此相伴，逐渐产生了原始的村落并发展为原始的部落和国家。到弥生时代的中后期，约公元1、2世纪时，在九州北部出现了日本最早的政权国家——邪马台国。从公元3世纪中叶开始，日本列岛进入了诸国纷争的时代，兼并统一的步伐由此加快。到3世纪末期，本州中部兴起了一个大国，名为大和国。在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兼并和争霸斗争之后，大和国基本统一了日本国土。 关于日本国产生的历史，也出现在一些传说之中。相传最早的创世神兄妹创造了日本列岛以及山川草木，并生育了治理国土的众神。众神中最高的统帅是天照大神。她的后人彦火火出见被日本统治者奉为开国之王，称为“神武天皇”。传说他自北九州东征，最后在大和橿原即位，建立大和国。这些传说虽然明显缺乏科学的根据，但也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大和国政权统一列岛的情况。同时，这也成为日本神道教产生的重要基础。日本人特别崇拜天照大神，将天皇看成是天照大神的后裔，依“神敕”实行世袭统治；视自身为天照大神属下诸神的后裔；将日本称为“神国”；而祭祀场所则被称为“神社”或“神宫”。 海对面的“心之故乡” 由于日本与大陆隔绝，孤立闭塞，来往困难，因此其文明的开化时间要晚于临近的大陆民族。尽管日本人被普遍认为是一个善于学习和借鉴的民族，但与其他民族相比，日本文化中还是具有更多的具有本民族特色的东西。这不单纯缘于地域上的与世隔绝，也因为日本民族对外来事物具有特殊的敏感和警惕。尽管如此，一衣带水、两千多年的友好往来，这种由地缘和历史融合而成的厚厚的积淀，使中日两大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宗教、风俗等方面，相互影响，彼此滋润。特别是在漫长的古代岁月里，日本只同近邻的中国和朝鲜保持了较多的联系。直到日本的明治维新之前，中国始终是东亚乃至整个亚洲最先进的国家。中华悠久的文明如同一块巨大的磁石，强烈地吸引着周边的众多国家和民族，其中当然也包括居于亚洲东北一隅的日本。日本被长期笼罩在中华文明的光环之下，中华文明成为它汲取智慧和养分的重要源泉。那时的日本人称中国为“心之故乡”。 日本对中华文明的吸收和融合是多方面的、长期的历史过程。汉字和汉文、儒学、佛教、律令制度和生产技术都是日本学习和借鉴的主要内容。中日文化交流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至少有两千多年。中国最早的地理名著《山海经》中已有“倭属燕”的记载，写于公元1世纪的《汉书?地理志》有中日交往的最早记载，公元3世纪的《三国志》更包含了日本列传，详细记述了日本列岛风俗人情和中日往来的史实。 3世纪末期，中国的儒学思想和佛教文化先后传入日本，对日本以后的发展起到了文化启蒙的重要作用。如太宰春台所说，日本从儒学中懂得了先进文明的道德准则，“中华圣人之道行于我国，天下万事皆学中华，我国人始知礼仪，悟人伦之道，弃禽兽之行”。4世纪中叶，为了掠夺财富和扩张疆域，日本开始涉足朝鲜半岛，但多次出兵尝试均遭失败。这使日本朝廷认识到了自身的差距，从而更加坚定了通过吸收先进文明以壮大本国实力的决心。于是从公元4、5世纪之交的应神天皇时代开始，日本加紧了学习中华文化和引进物质文明成果的步伐。在此阶段，大量大陆移民在日本政府的招请下来到日本，使得中华文化得以广泛传播。无数事实证明，日本国家统治机构的完备、经济的发展、国力的增强，无不与这些大陆移民有密切关系。也正是在中华文明的巨大影响下，日本到公元4至5世纪渡过了野蛮阶段，进入了文明阶段。 公元589年，隋朝统一了中国，结束了自东汉末年以来中国近4个世纪的分裂动乱，社会经济文化迅速发展。当时日本正值推古天皇在位(593年~629年)，摄政的圣德太子励精图治，锐意改革，为了直接吸取中国的先进文化，他先后4次向中国直接派出“遣隋使”，充分显示了积极主动的态度和以人为师的诚意。日本也因此成为最早派人到中国留学的国家。公元618年，随着唐朝灭隋，中华帝国进入了鼎盛时期，迅速呈现出经济文化空前繁荣的景象，令东亚各国羡慕不已，对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各国都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日本朝野上下对中华文明更加仰慕向往，出现全面学习模仿中国的热潮。据记载，公元630年~894年，在大约两个半世纪的时间里，日本共向唐朝派遣了十几次遣唐使，随行的还有众多留学生和留学僧。其次数之多、规模之大、时间之久、内容之丰富，可谓中日两国交流史上的空前盛举。为了更好地达到学习中国的目的，保证最大限度地完成使命，遣唐使团集中了当时日本外交、科技、艺术、宗教、军事等方面的优秀人才，每个成员都是经过严格选拔的饱学之士或有高超技艺者。他们把从大唐学得的先进文化和技术带回日本。多数人回国后都被委以重任，尽其所学，对日本的政治制度、法律、宗教、教育、文学、艺术、历法以及衣食风俗等各方面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为推动日本社会的发展和促进中日友好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 公元645年，日本孝德天皇重用从唐朝归来的留学生高向玄理、留学僧僧旻、灵云、惠云等人，仿照中国唐朝的政治制度，在日本实行改革，史称“大化改新”。这是日本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革新之一。经过大化改新之后，日本确立了以唐朝三省六部制和郡县制为蓝本的中央官制和国、郡、县三级地方行政体系，以均田制为蓝本的“班田收授法”，以府兵制为蓝本的“防人制”军事体制和以唐律为蓝本的律令体系，形成了以天皇制为核心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体制。特别是此后颁布的《大宝律令》，在法律上肯定了大化改新的成果，被认为是日本史上趋于完备的一部成文法典，在以后的数百年间一直得以沿用。据考察，在大化改新所颁布的律令中，与唐朝律令相同、相似的条文多达420余条。难怪日本学者桑原骘藏认为：“奈良至平安时期，吾国王朝时代之法律无论形式与精神上，皆依据唐律。”所谓“奈良至平安时期”，也就是公元8世纪至12世纪末期左右，大致相当于唐玄宗至南宋孝宗前后。 在众多的日本留学生中，吉备真备和阿倍仲麻吕堪称是最杰出的代表。吉备真备在唐留学17年，精研经史，博学多闻。734年他携带中国典籍1700多部归国，在太学教授中国律令和典章制度，深受日本圣武天皇的重视，官至右大臣。吉备真备最重要的历史功绩之一是利用汉字偏旁创造了日本表音文字——片假名，从此，日本有了自己的文字。后来，留学僧空海(弘法)又利用汉字行书体创造了日本行书假名——平假名。这对于日本的文化传承无疑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阿倍仲麻吕19岁赴唐进国子监学习，因成绩优异而中进士，被唐玄宗赐以“朝衡”之名，即为晁衡。他毕生致力于研究中国文化，精通汉学，尤其擅长诗文，与大诗人李白、王维交往甚密。在惊闻晁衡突然去世的消息后，李白悲痛不已，做诗《哭晁卿衡》以示悼念，字里行间无不流露出李白对异国友人的无限哀思： 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 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 在日本大批留学生前往中国求学的同时，也有不少中国学者、高僧、商人和工匠到日本去传播中华文化，他们同样为推动日本的社会进步做出了难以磨灭的贡献。他们之中最著名的莫过于鉴真大师。他以66岁的高龄，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历尽艰辛，仍然顽强实现了东渡扶桑的愿望，给日本带去了佛教经典和汉学知识，被日本人民赞誉为“禅光耀百倍，戒月照千乡”。正是在这种密切交往的气氛中，中日之间的交流在日本奈良时代（710年~789年）达到了一个高潮。在日本，不仅穿唐服、品香茶成为时尚，而且连唐人喜欢的马毬、相扑、围棋等体育活动，也为日本人所喜爱。日本学习中国之全面，由此可见一斑。 到了中国宋代，儒学经程颐、朱熹的发展逐渐成为宋学，并影响到日本。由于宋学侧重伦理道德的“大义名分”之说，符合刚刚建立的日本幕府统治的政治需要，因而受到统治阶级的推崇，在上升为官方的意识形态的同时，也被推广到民间。一时间，日本各地出现了众多指定教授宋学的“藩校”机构，使程朱理学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对于稳定幕府时代的封建社会秩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至日本平安时代（794年~1185年），日本文化开始摆脱对中国文化的简单模仿，由所谓“唐风文化”转化为具有日本自身特色的“国风文化”。正如日本学者木宫泰彦在总结７至10世纪唐朝文化对日本文化发展的影响时所说：唐朝三百年间，由于学生、学问僧学来和带回的中国文化产物，不断给予日本新的启迪，中国前进，日本也前进。因此，日本的文化一刻也没有停滞，不断吸收中国的优点，经过整理提炼，咀嚼消化，终于在平安朝中期以后，在各个方面都逐渐摆脱了唐风，产生了优美、典雅的日本文化。 宋、元时代，中国曾出现铜钱大量外流的现象。而在当时的日本，中国钱币的流传是非常广泛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那一时期中日两国贸易联系和民间往来的密切程度。即使是元代，在蒙古大军发动了两次侵日战争（1247年、1281年），导致两国官方断绝往来的情况下，民间的商贸联系依然相当频繁，甚至超过了宋朝。 1368年明朝建立后，中日两国的正常关系得到了恢复。从1401年第一艘“遣明船”出发赴明，到1547年最后一次为止，在近一个半世纪里，日本相继派出19次遣明使团。这些遣明使者主要由精通汉学的高僧担任。他们不仅完成了对明的朝贡任务，而且在两国的文化交流史上也留下了不少佳话，尤其是与同时期出没于明朝沿海的倭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此期间，大量汉文书籍被带回日本，给日本的汉文化发展注入了清新的刺激与活力。据说，崇尚“和敬清寂”之境界的日本茶道艺术就是在这时最终形成的。此外，明朝的印刷术、医学、礼仪、美术工艺、美食等等众多领域也都对日本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16世纪末期，丰臣秀吉对中国的入侵中断了两国的官方往来。此后尽管德川幕府曾为恢复国交而进行过努力，但都遭到了明政府的拒绝。但是，即便是在德川幕府锁国最为严厉的时期，中日民间的贸易和文化往来也从未彻底割断。那时，在允许中国商船停靠的长崎港专门建有“唐人坊”。中国商人就住在那里，用中国文化点缀着那里的特殊情调。长崎的异国情调实际就是中国情调。祭祀、节庆、饮食等都受到江户时代中国贸易的影响。然而，随着17世纪以来商品经济的发展，日本封建社会出现了种种矛盾，而作为幕藩体制理论的朱子学在克服现实社会的矛盾时却显得无能为力。在这种情况下，程朱理学的“官学”地位受到动摇，逐渐为重实践、贵实证的西学所替代，儒家思想的影响越来越被削弱。到德川时代后期，程朱理学的地位逐渐衰弱，沉寂一时的中国阳明学思想出现了复苏。由于它提倡实践精神，适应了变革形势的需要，因此鼓舞了日本的一批社会革命家。大盐平八郎、吉田松阴，以及后来明治维新运动的主要领导人高杉晋作、西乡隆盛等，都深受阳明学的影响，成为日本社会进步的有力推动者。 二、布国威于四方 幕府统治与锁国政策 从9世纪中叶起，日本历史进入了长达200多年的藤原氏外戚专政时代。这是日本历史上朝廷斗争激烈、变乱不断的时期。1190年11月，关东武士集团的首领源赖朝再次统一全国，强迫天皇授予其“征夷大将军”称号，在镰仓设立幕府掌控国家政权。以源赖朝建立镰仓幕府为标志，日本历史上的幕府时代正式到来。从此日本政坛出现了双重政权体制并存的局面：在仍然保存天皇政权的同时，出现了另一个平行的武士政权，利用天皇精神权威号令天下。这是日本封建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特征。直到明治维新前，日本先后经历了镰仓、室町、德川（江户）三个幕府、共约700年的漫长统治。 镰仓幕府赖以建立的经济基础是遍布全国的庄园，而其阶级基础则是新兴的军事贵族阶层——武士。幕府实行封建统治的重要支柱正是直属于将军的武士，称为“御家人”。武士享有将军赏赐的土地，但并不从事耕作劳动，平时的生活费用由幕府分担，武士为将军服役，对将军尽忠。将军和武士之间以土地为媒介结成了主从关系，这构成了幕府时代日本封建制度的另一个重要的特征。在镰仓时代，以皇室为核心的所谓“公家”政权开始衰落，而以幕府为中心的“武家”政权和武士阶层则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镰仓幕府末期，即12~13世纪，日本进入了内乱不断、纷争频仍的时期。直到16世纪，日本历史的发展才又一次从分裂割据走向了统一。 1590年，丰臣秀吉完成了统一大业。他上得皇室宠信，下控诸国大名，推行了一系列巩固统治的措施，对于稳定和发展日本国内社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丰臣秀吉也向海外迈出了侵略扩张的脚步。他于1592年、1597年两次出兵朝鲜，觊觎中国，公然挑衅中华帝国的权威，结果均遭到惨败，秀吉本人最终也落得郁郁而亡的下场。总结丰臣秀吉一生的成败，应该说是强于内政而输于外交。他在日本战略能力还很低下的情况下，就妄图实现侵占朝鲜、占领中国，进而称霸亚洲的战略目标，这种目标选择与现实能力的严重不符必然导致失败的结局。可惜的是，许多日本人并未能从秀吉的失败中真正吸取教训，以至于历史的悲剧在300多年以后又再度重演。 1603年，德川家康接替已故的丰臣秀吉成为新的掌权者。他在江户（今东京）建立幕府，史称德川（江户）幕府。经过苦心经营，德川幕府彻底清除了国内的威胁，将江户建成了日本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德川时代初期，为了强化幕府统治，巩固中央政权，德川家康把全国1/4的土地作为幕府的直辖领地，将其余3/4的土地分别交给260多个“大名”全权支配，称为“藩领”，以此为基础建立了“幕藩体制”。这种体制由幕府把持中央大权，地方各藩则由“大名”来管理。“大名”的权利首先要以对幕府的绝对支持为前提，而幕府则通过各种措施规范和限制“大名”及下属武士的权利与义务。这样，将军通过分封领地和提供俸禄，与各地“大名”、武士结成了牢固的君臣、主从关系，“大名”及其下属武士则向将军宣誓效忠，并担负一定的义务。“大名”与其下属的关系也基本与之相似。德川幕府还实行了严格的封建等级制度。将军是绝对的中心，具有不可动摇的地位。将军之下设有“大老”、“老中”等职。对于他们的选用除考虑个人能力之外，与德川家族的亲疏关系也是重要的条件之一。对于社会其他阶层，则按“士农工商”的身份加以区别，并规定各等级一般世袭不变，互不通婚。这样处于最高等级的武士阶层虽然仅占全国人口的10%，却统治着占人口80%的农民和10%左右的商人以及手工业者。在四民之下还有“秽多”、“非人”等，仅从称谓上就可以看出他们居于社会的最底层。 16、17世纪，世界范围内的航海贸易广泛开展。这一浪潮也冲击着幕府统治下的日本。它在给日本带来各种商品贸易的同时，也带来了越来越多的传教士。出于对西方宗教特别是天主教的担忧和畏惧，幕府采取了一系列以“禁教”为主要目的锁国措施，加紧了闭关自守的脚步。从1633年2月至1639年7月，德川幕府连下五道“锁国令”，从开始的单纯以禁教为目的最终发展到全面的闭关锁国，不但禁止除中国和荷兰以外的任何外国船只进入日本，而且也禁止本国人出国，甚至不准海外的日本人归国，违者将被处以死刑。这一系列极端的锁国政策，使日本彻底地与世隔绝，成为生活在另一个世界的国家。事实上，幕府对锁国政策寄予了厚望，希望借此实现抵御外侮、维护国家安全和封建统治的目的，也的确取得了一定的效果，至少是在一定时期内保证了日本的和平局面，使遭受列强殖民统治的噩运没有过早降临。 尽管德川幕府的封建统治是极为落后和不稳定的，但是依靠幕府的绝对支配地位和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以及推行锁国的对外政策，使得幕藩体制得以安全运行了近两个半世纪。但历史的车轮不会因一国的落后而放慢前行的速度。封建保守、闭关锁国的消极理念和做法尽管可能发挥一时的作用，但从根本上不符合历史发展的进步要求，因此必然被日益进步和开放的国际潮流打得落花流水。 17世纪后半期开始，日本国内商品经济的发展已势不可挡，封建经济危机丛生。商人阶层崛起，出现了“大阪商人一怒，天下诸侯惊惧”的局面，而与商人日渐富足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下层武士和普通平民生活的日益贫困。幕府对此毫无解决办法。而其自身的财政危机和统治集团内部的纷争，使社会矛盾进一步加剧，农民、城市贫民和中下级武士的反抗运动不断涌现。到德川幕府中后期，商品经济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全国形成了以大阪、江户、京都为中心的商品经济圈，各地都出现了相对独立的市场，资本主义萌芽在城市和农村都陆续出现。旧的封建等级制度开始打破，原有的封建统治秩序受到了动摇。1837年，在大阪发生了著名的大盐平八郎领导的市民暴动。暴动队伍走上街头，烧毁店宅，分取店主的财物。由于这一暴动发生在日本的经济中心大阪，因此极大地震撼了幕府统治。此后，幕府尽管采取了一定的措施，但都未能达到彻底挽救社会危机的目的，各地的农民起义与市民运动愈演愈烈，幕府统治已经走到了历史的尽头。 “黑船”惊醒众人梦 直到19世纪中叶，历经了两百多年锁国政策的日本仍然是一个落后的封建农业国。而就在它闭关自守、止步不前的时候，西方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迅速崛起的资本主义列强早已将恍如隔世的东方小国远远地甩在了后面。清代著名诗人黄遵宪曾任驻日使馆参赞。他写的《樱花歌》，将幕末日本孤芳自赏的心理刻画得入木三分： 承平以来二百年，不闻鼙鼓闻管弦。 呼作花王齐下拜，至夸神国尊如天。 芙蓉毒雾海漫漫，我自闭关眠不动。 一朝枪舶炮声来，惊破看花众人梦。 17世纪之后，率先发展资本主义工业的西方列强纷纷崛起。为了争夺海外市场和原料产地，它们将殖民扩张的触角伸向远东。而地处东方航线末端、战略地理位置十分重要的日本自然而然地进入了列强的视野。最先叩响日本锁国之门的是充满占有欲的俄国人。从1711年起，沙皇俄国先后派人到千岛、择捉等岛进行“探险”，并企图据为己有，由此埋下了日俄北方岛屿之争的祸根。1792年，俄国轮船“卡塔琳娜号”奉女皇叶卡特琳娜二世之命，携带着价值两千卢布的“礼物”，以护送海难中获救的日本人回国为由，抵达日本的北海道，要求日本开港通商，终因幕府的拒绝而未能如愿。此后，英、美舰船也曾多次前来交涉通商事宜，但均无功而返。 外国军舰的频繁滋扰使幕府更加惊恐，于是发布了更加严厉驱逐外国船只的命令，具体行动就是加紧修筑海岸要塞和炮台，对近岸的外国船只一律进行炮击。1840年中国鸦片战争爆发，日本举国震惊。天朝大国顷刻崩塌的命运使日本充分认识了欧美列强的威力和锁国政策的局限。许多有识之士疾呼：鸦片战争“虽为外国之事，但足为我国之戒”。两年后，幕府废除了“异国船只驱逐令”，并吸收改革派的意见改进炮术，加强武备。鸦片战争给日本民众敲响了警钟，他们积极寻求维新图存的良方。在中国几乎无人问津的《海国图志》却在日本备受推崇。正如梁启超所感叹：“其术在今日之中国，不过束阁覆瓿之价值。然日本之佐久间象山、吉田松阴、西乡隆盛辈，皆为此书所刺激，间接以演尊攘维新之活剧。” 但日本寻求自保的脚步还是慢了许多。4条美国黑船的不期而至，扣开了日本紧闭的大门，也惊破了看花众人的美梦。原来，在多次通商请求均遭拒绝之后，美国决定借助武力打开日本的国门。1853年6月3日，受美国政府委派，东印度舰队司令官佩里率4艘军舰、士兵560人，闯入日本浦贺港。他在递交国书的同时以武力相要挟，要求日本开港通商。佩里声称：“若不受理国书，舰队就开进江户与将军直接谈判，否则万一开战，美国必胜，那时可执白旗来见。”幕府官员怯于4艘从未见过的像山一样的庞然大物，迫不得已收下了美国国书，声明第二年春天予以答复。由于美国军舰船身漆成黑色，以蒸汽为动力，冒着黑烟，因此佩里舰队叩关被形象地称为“黑船事件”。第二年春天，佩里率领7艘大船如约而至，以武力威慑迫使幕府于3月31日签订了《日美亲善条约》。这是近代日本同外国签订的第一个国际条约。条约规定：日本对美开放下田、箱馆两港；供应美国船只水、燃料、粮食及其他必需品；给予美国最惠国待遇等。条约的签订无论对于美国还是日本都具有重大意义：通过这一条约，美国成功地为海上航线开辟了重要的补给基地，“虽然是初步的，但对于今后将与日本政府建立的通商协定，却是最重要的一步”；而日本则在列强炮舰的逼迫下，痛苦而艰难地迈出了开国的第一步。这一步对于日本来说既是噩梦的开始，更是衰弱到极点后再度走向强大的重要转折。 《日美亲善条约》签订之后，英、俄、法、荷等国也竞相涌来，如法炮制了类似的“亲善条约”。日本至此彻底告别了锁国的时代。对于日本开国的历史，明治初年的著名思想家福泽谕吉从积极的角度给予了评价，他认为：“嘉永年间美国人跨海而来，仿佛在我国人民的心头燃起了一把烈火，这把烈火一经燃烧起来便永不熄灭。”其中“烈火”所指的正是“汲取西洋文明的热情”。 1858年，在美国第一任驻日总领事哈里斯的努力下，日美又签订了《日美友好通商条约》（亦称《江户条约》）。接着幕府又毫无例外地相继与荷、俄、英、法签订了同样的通商条约。以上条约统称为《安政五国条约》。根据条约规定，日本不仅进一步加大了对列强的开放程度，而且丧失了制定本国税率的自主权和独立的司法权。在“亲善”、“友好”名义的掩盖下，日本的封建社会制度面临全面解体，国家主权遭到损害，陷入了半殖民地的危机之中。 从“尊王攘夷”到“倒幕开国” 开国之初的日本，幕府的昏庸无能以及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相继签订，使原本就十分严重的社会矛盾更加激化，各地农民起义和城市贫民的反抗斗争日趋激烈。在民族危机和内部矛盾的双重作用下，早已走到尽头的幕府统治被推到了历史的悬崖边。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一大批改革派武士挺身而出，为国家的命运奔走呼号，逐渐成为改革运动的领导力量。这些革新势力的代表人物包括吉田松阴、高杉晋作、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等，主要集中在长州（今山口县）、萨摩（今鹿儿岛县）、土佐（今高知县）、肥前（今佐贺县和长崎县）等西南诸藩。在他们的推动下，这些藩通过改革迅速崛起，逐渐成为能够与幕府对抗的强大力量，在后来的倒幕维新运动中扮演了主力军的角色。 起初，改革志士还对幕府抱有幻想，提出了“尊王攘夷”的口号，希望借助天皇的权威，改革幕府政治的落后状况，唤起人们抵御外侮的勇气和热情。但是随着精神权威天皇和政治权威幕府之间分立的加深，改革幕府的企图招致了幕府保守势力的反对和镇压。1858年9月，幕府突然采取行动，大肆搜捕、迫害尊攘派领袖，制造了所谓“安政大狱”，使“尊王攘夷”运动遭受沉重打击，并由此转入了低潮。这一事件让许多尊攘志士在充分认清了幕府反动面目的同时，开始认真反思改革运动存在的一系列问题。正如在“安政大狱”中被捕的吉田松阴所说：今日之幕府、诸侯皆已为醉人，无扶持之术，非草莽崛起之人无所望矣。刑场上，他慷慨陈词： 吾今为国死，死不负亲君。 悠悠天地事，鉴照在明神。 就义时，他年仅29岁。 正当“尊王攘夷”运动陷入低潮之时，一些眼界开阔的改革派志士通过对世界形势的深入了解，慢慢认识了日本与西方的差距所在，领悟到只有推翻落后的幕府统治，走学习西方、富国强兵之路，才能使日本摆脱被列强奴役的命运。在他们的竭力劝说下，改革派逐渐摒弃了盲目排外的思想，将斗争目标由“尊王攘夷”演变成“倒幕开国”，而西南强藩也成为倒幕运动的根据地。 1865年春，长州藩尊攘派领袖高杉晋作提出了武装倒幕的决定。在倒幕维新的大旗下，以长州、萨摩为首的西南强藩捐弃前嫌，很快结成了军事同盟，掀起了武装倒幕的高潮。他们的行动不仅得到了即位不久的天皇睦仁(1867年~1912年)和广大群众的支持，也得到了英国等列强的默许或援助。1868年1月3日，睦仁天皇发布《王政复古大号令》，宣布废除幕府，一切权力归天皇，并成立新的天皇政府。《大号令》对倒幕斗争的公开支持，无疑加速了倒幕形势的发展。1月27日，以萨、长两藩为主力的天皇军在西乡隆盛的指挥下，于京都附近的伏见、鸟羽与幕府军展开激战。结果以少胜多，大败幕府军队，取得了武装倒幕的关键胜利。经过1年零5个月的战争，倒幕运动取得了最后的成功。这场倒幕战争历史上称为“戊辰战争”。经过戊辰战争，日本彻底结束了延续700多年的幕府统治，打击了封建保守势力，清除了维新道路上的最大障碍。同时，改革派武士在新政府中的领导地位得以巩固和加强，为下一步明治维新的顺利进行创造了必备的条件。 1868年4月6日，睦仁天皇率公卿百官，在京都御所的紫宸殿祭祀天地众神，以神前宣誓的形式发表了《五条誓文》，即：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上下一心，大展经纶；官武一途，以至庶民，须使各遂其志，人心不倦；破历来之陋习，立基于天地之公道；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作为新政府的开国宣言，《五条誓文》昭示了推行公议政治、开明进取的施政纲领和方针。尽管其中明显包含了封建保守思想，但其历史作用更为突出，它为日本走上资本主义强国之路指明了基本的方向。 在宣读《五条誓文》的同时，还向全国发布了天皇的亲笔诏书，进一步清楚地表明了新政府的远大抱负。诏书宣称：“朕与百官诸侯相誓，意欲继承列祖伟业，不问一身艰难，亲营四方，安抚汝等亿兆，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这一番豪言壮语不仅代表了天皇个人的心声，也代表了整个日本民族的呼喊。所谓“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既反映出民族意识高涨的日本国民奋发进取的精神面貌和渴望国家强大的迫切心态，同时也表达了他们对于国际强权政治现实的理解以及扩展势力和影响的勃勃野心。自此以后，这一主张基本成为了日本对外政策的主导思想，并且在明治年代之后，为大正、昭和两代天皇所沿用。在当时的多数日本人看来，唯有实力和强权才是最重要的。正如木户孝允所说：“皇国兵力不足以与西洋强国相匹敌，兵力未整之时，万国公法固不可信也。以公法为名向弱国谋利者不鲜也。故余曰：万国公法者，侵夺弱国之工具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明治初年，日本就相继出兵台湾（1874年），并吞琉球（1879年），还把侵略的矛头指向同自己有着相似遭遇的朝鲜（1875年）。 1868年9月8日，日本新政府改年号为“明治”，定都江户，并改称为东京。“明治”二字取自中国《易经》中“圣人南面听天下，向明而治”的句子。这似乎预示着一个沉寂多年的东方岛国将以新的面貌出现在世界历史的舞台上。从此，日本开始了“明治维新”的历史。 明治初期的破旧之举 就在戊辰战争爆发之时，日本新政府以颁布《王政复古大号令》为起点，迈出了维新变革的步伐。当时，新政府中的改革派武士大都非常年轻，在著名的“维新三杰”之中，西乡隆盛年近40岁，大久保利通37岁，而木户孝允仅有34岁。他们凭借年轻人的热情和胆识，以积极进取、勤奋好学的精神克服了治国经验不足的缺陷。新政府实行太政官制度，确保天皇拥有无限的权力，明确规定：“天下之权力皆归太政官，使政令无出于二途之患。太政官之权力分为立法、行政、司法三权，使无偏重之患。”由此建立了日本的君主专制制度。直到1885年，太政官制才被内阁制所取代。 早在倒幕战争进行当中，新政府已经开始了没收幕府封建领地的工作，为废除封建领主制度、建立现代国家进行积极的准备。在以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为首的改革派推动下，西南强藩率先提出了“奉还版籍”的请求。“版”指土地，“籍”指户籍（人口），“奉还版籍”就是把对藩属领地和人民的控制权交还天皇。1869年，明治政府宣布接受各藩奉还版籍的请求，并不再予以封授，同时任命原藩主为藩知事，负责掌管地方事务。在此基础上，明治政府于1871年发出了“废藩置县”的命令，将全国划分为3府302县，后又改为3府72县，至1888年并为3府43县。按照规定，府、县知事由中央任命；旧藩主一律迁居东京，享受国家的俸禄。这样一来，就完全剥夺了封建藩主所保留的对藩领的控制权，消除了长期的封建割据，实现了中央集权在政治上的统一，为继续推进改革创造了条件。1872年，在“废藩置县”的基础上，明治政府实行了土地改革，使更多的农民成为了真正的土地所有者；解除了长期以来禁止土地买卖的禁令，促进了新兴地主阶级的发展。同时，明治政府还统一了全国的货币，废除了各藩之间设立的关卡。这些措施无疑为日本国内商品经济的繁荣和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帮助。 幕府时代以来延续多年的封建等级制度，早已成为制约日本社会进步的积弊。因此，在进行“废藩置县”改革的同时，明治政府也逐渐废除了封建身份等级制度，比如废除武士的称号和武士阶层曾经拥有的特权，改称他们为“士族”；将藩主、公卿改称“华族”；取消在通婚、迁徙、征兵和职业选择等方面存在的种种限制等等，由此建立起较为平等的身份制。这些措施，不仅有利于移风易俗，而且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劳动力资源。经过改革以后，华族和上层士族日益转化为近代资产阶级或官僚，而日趋没落的下层士族，则逐渐成为了无产阶级。 封建等级制度的改革对武士阶层冲击最大。明治初年，日本约有武士40万户，武士连同家属有近200万人。每年支付武士薪俸的消耗约占政府财政支出的30%，成为政府的经济负担。同时，这一封建阶层本身也早已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因此，明治政府采取了渐进手段，取消了武士薪俸，彻底清除了武士阶层赖以存在的经济支柱。改革触动了武士阶层的根本利益，引发了不满武士的多次叛乱。就连西乡隆盛、江藤新平这样的倒幕维新骨干人物，也加入了叛乱的行列。对于这些叛乱，明治政权给予了毫不留情的镇压。在平定西乡隆盛叛乱的过程中，政府军的伤亡人数甚至超过了戊辰战争的损失，足见改革代价之巨大，也显见明治政府破除旧制、锐意改革的决心之巨大。素有“维新三杰”之称的一代英豪西乡隆盛最终战死沙场，倒在了不断前进的改革车轮之下。他个人的悲哀也恰恰反衬出明治维新时代的日本迅速崛起的脚步。 废藩置县的顺利进行推动了日本的地税改革。1873年7月，日本颁布了《地税改革条例》等一系列改革地税的法令，但却遭到了广大农民的强烈反对。一时间各地农民起义不断。开始，明治政府企图通过暴力镇压，推行新税制，但收效甚微，于是被迫做出了大幅度的调整，才暂时满足了农民的要求。到1881年，日本的地税改革已基本完成，这对日本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实现了实物地租向货币地租的转变，确立了日本近代土地所有制；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和资本积累，为政府发展工业和军事提供了重要的资金来源；提高了地主和自耕农、半自耕农从事农业生产与经营的积极性，促进了日本农业和工商业的发展；同时也稳定了天皇统治的社会基础。地税改革也给地主加大剥削量和兼并土地提供了有利条件，因而从中受益的不是广大农民，而是新兴的寄生地主阶级，农民们的租税负担却是有增无减。 总之，从新政府成立到地税改革的完成，明治政府仅用了10年左右的时间就基本实现了对封建幕府体制的破旧改革。尽管这些改革还不够彻底，也遗留了很多问题，但对于日本自身的发展而言，其积极因素无疑是占主要方面的。它为日本迅速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扫清了障碍。日本的改革者深知破旧更需立新的道理，因此，在打破旧体制的同时，这些民族的精英分子也开始了探索强国之路的新的实践。 三、上下一致学西方 求知识于世界 戊辰战争结束之时，日本可谓百废待兴。尽管一系列破除旧制度的改革都相继展开，使政府对于国家政权的掌控能力逐渐恢复，但日本如何实现强国梦想的问题，一时却难以回答。关键时刻，“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的誓文解决了人们心中的迷惑，学习西方迅速成为日本精英阶层的共识。在他们的全力推动之下，日本国内掀起了一场上下一致学习西方的热潮。 经过精心准备之后，1871年12月23日，以太政大臣岩仓具视为特命全权大使的日本使节团登上了美国公司的轮船，从横滨出发奔赴美国和欧洲。使节团成员共有48人，几乎涉及政府机构中的每个重要部门，其中包括了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山口尚芳这样的重量级人物。此外，随使节团出行的还有一支由近60人组成的留学生团队。临行前，明确规定了使节团出访的目的：一是交涉修改不平等条约；二是考察各国情况，学习治国经验和各种优长。当轮船在礼炮声中渐渐离开海岸的时候，出访的人们长久地伫立在甲板上，远眺着美丽的富士山，心中充满了对获取知识的渴望和对日本未来的美好憧憬。 岩仓使节团先后访问了美、英、法、比、荷、奥、德、俄、丹、意、瑞士、瑞典等12个国家，历时22个月。每到一国，团员们都本着认真学习的态度，对该国的情况进行细致的研究，并把搜集的信息和心得感受通过书信及时发回国内。岩仓使节团的规模之大，周期之长，考察之详细的确世所罕见。使节团回国之后，根据他们的日记、书信和整理的资料，编辑了长达100卷、共2110页的《美欧回览实记》，于1878年出版发行，在日本民众中起到了很好的介绍和宣传作用。 尽管原定的修改条约的设想因阻力巨大而未能实现，但岩仓使节团还是收获丰富：不仅使明治政府的领导层开阔了眼界，更新了观念，认识了日本与欧美的差距，从而坚定了全面学习西方的决心，而且通过亲身接触，确实学到了许多有价值的具体而实用的经验，寻找到了适合日本自身条件的切实可行的方法。在考察过程中,使节团对普鲁士由小变大、由弱变强的经验尤感兴趣。特别是“铁血宰相”俾斯麦和参谋总长老毛奇所说的“方今世界各国,虽以亲睦礼仪相交,但皆是表面名义,于其阴私之处,则是强弱相凌,大小相欺”，“万国公法,也是系于国力强弱,局外中立而唯守公法者,乃是小国之事,至于大国则无不以其国力来实现其权力”等言论,更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使他们认为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中,以实力求强权才是唯一正确的逻辑和法则。 以欧美之行的收获为基础，木户孝允等人提出了“文明开化”、“殖产兴业”、“富国强兵”三大政策，作为指导国家建设的总方针。这无疑给日本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一幅精心描绘的宏伟蓝图就此展现在日本的面前。 师从西方，文明开化 所谓文明开化，也就是提高国民的知识水平，按照当时的理解就是要以西方为师，在教育、思想、观念甚至生活习惯等方面进行全面彻底的变革。事实证明，这的确是明治政府最具战略眼光的决策之一。 日本历来重视对先进文化的学习和引进，这一点在中日两国古代的交往史上有深刻的体现。到了近代，儒学地位不断降低，使得日本逐渐加强了对洋学的引进。对日本影响较早的洋学主要是“兰学”，即以荷兰语为媒介的西方近代文化。因其主要涉及自然科学和实用科学，适应了当时日本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兰学”受到人们的重视，“兰学”书籍大量流入了日本。通过“兰学”，日本人的视野日趋转向了西方，大规模地吸收先进的西方文化，开始了近代化的历程。可以说，明治时代日本掀起全面学习西方的热潮本身就是文明开化的重要表现。 要文明开化，首先就要抓好教育。明治时代日本的迅速崛起，离不开近代日本教育改革的成功。早在幕府末年，日本的教育就已具有一定的普及程度，那时已经有专门以平民百姓为传授对象的“教谕所”、“寺子屋”，甚至还有教授洋学的学校。这些都为明治教育改革打下了基础。 岩仓使节团在赴欧美考察期间，倍感培养人才的重要。木户孝允在给国内写信时说：“吾人今日之开化非真正之开化，为防十年后之弊病，唯在于兴办真正之学校”，“而期望人才千载相继无穷者，唯真正在于教育而已”。1871年7月，明治政府设立文部省，全面推行国家的教育改革，参照欧洲国家的教育体制逐步建立起比较完备的近代教育体系：重点实施中小学义务教育，还大力兴办中等教育、师范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同时也非常注重高等教育，到1918年，日本全国共有大学和专门技术院校118所；改变以儒学为主的教育内容和传统的教育理念，重视普及具有实用性的先进的科技知识，强调学问为立身之本，在《关于奖励学业的告谕》中明确批判了认为“学问系士人以上之事，至于农工商以及妇女则置之度外，不知学问为何物”和“士人以上之少数学者，动辄谓为国而学，不知其为立身之基”的错误观点，大力提倡“邑无不学之户，家无不学之人”。通过教育改革，完成了从“士人教育”向“国民教育”的重大转变。对出国留学制度也进行了多次调整，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为日本近代化发展培养了急需的优秀人才。明治初期，政府还不惜重金聘请外籍教授，弥补本国教育资源的不足。1877年东京大学初建时，39名教授中有外籍教授27名。当时东京大学的经费占文部省总经费的40?9%，而外籍教授的工资就占了其中1/3左右，有的外籍教授工资甚至远远超过政府大臣的薪金。日本政府对于教育和人才的渴求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日本近代教育改革的成功，是与明治政府的高度重视与大力支持分不开的。据统计，明治维新所颁布的各种法令中，内容有关教育的数量最多。更重要的是，这种尊重知识、重视教育的良好风气得到了发扬，到1910年，小学教育经费已占地方政府预算的40%，明治末年，全国教育经费已占至国民收入的3%。日本于1872年开始实行义务教育制，比许多先进国家还要早。最初普及义务教育的时候，一些地方政府甚至动用警察督促家长送儿童上学。这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国家对于教育的重视。经过35年的不懈努力，日本实现了6年义务教育制。1908年，日本小学的入学率已达到97?8%。 文明开化之风也带动了日本近代新闻出版业的蓬勃发展，各类报纸、杂志层出不穷。现在依然畅销的《读卖新闻》、《朝日新闻》等报纸都是在这时创刊的。1897年，日本发行的报纸杂志共计已达745种，1912年上升到2227种。这不仅有利于推动日本国民整体文化水平的提高，同时也促进了信息、通讯和交通事业的迅速发展。 明治时期，学习西式的生活习惯也成为文明开化的重要内容和标志。在这方面明治政府的做法与俄国沙皇彼得一世颇有几分相似，比如颁布《断发脱刀令》，要求武士剪掉长发，除去佩刀；提倡穿着西式服装；禁止男女共浴；改行阳历等等。特别是井上馨任外务卿期间，采取了极端的欧化主义政策，希望以此改变欧美列强对日本的态度。当时，政府在东京耗巨资建造了一座高档的交际场所，取名“鹿鸣馆”，专门用作接待外国贵宾。日本的达官显贵们经常携妻带女、洋装革履，来此参加为西洋客人举办的舞会、宴会等社交活动，史称“鹿鸣馆外交”。但是，这一做法招致了民众的极大反感，并最终随井上馨的辞职而宣告破产。有趣的是，当时很多日本人学习西方人吃牛肉、喝牛奶，以为牛性格迟重，可以增强人的耐力。由此可见，尽管当时的日本民众对于许多社会变化还是一知半解，因此参与变革带有盲从性，但上下一致学习西方的目的性却十分明确，其热情更是达到了近乎疯狂的程度。 文明开化也带来了自由民权运动的兴起，终于引起了保守势力的担忧和反感。他们以文明开化伤风败俗为由，提出加强“忠孝仁义”教育的主张，使得以强调“忠君爱国”为核心理念的国家主义教育逐渐占据了支配地位。很快，连发给小学生使用的《幼学纲要》中都充斥了忠孝仁义的学说。 1890年，天皇颁布了《关于教育之敕语》。这是一个集儒家礼仪道德和日本传统神道思想于一体的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产物，核心思想就是造就所谓的忠孝良民。此后规定，每当节日庆典，全国学校都需集体宣读《教育敕语》，播放歌颂天皇统治的歌曲《君之代》，同时向天皇、皇后的“御影”鞠躬行礼。它使得一代代日本人从少年时开始就深受忠君思想的影响，成为忠实履行天皇使命的工具。《教育敕语》的颁布表明，文明开化尽管使日本成为了知识上和技术上先进的现代化国家，但在思想上的某些方面，封建落后的种子却并未得到真正根除。 内治优先，殖产兴业 如果说贯彻“文明开化”的方针主要从精神层面推动了日本的进步，那么“殖产兴业”则更多地是从物质层面使日本的实力得到了加强。工业的发展、经济的振兴是国家兴盛的基础，这是岩仓使节团欧美之行的最深感受。他们把欧美国家“内治优先”的发展经验带回了国内。1874年，考察归来的大久保利通在《殖产兴业建议书》中强调发展工业、增加物产是政府最紧迫的任务，指出：“大凡国之强弱，决定于人民之贫富，人民之贫富则系于物产之多寡，而物产之多寡又起因于是否鼓励人民之工业。因此，归根到底，是依据政府官吏之诱导鼓励之力。” “如果时间不足，上下为衣食奔走，无暇顾及其他，即使有海陆军备之严，学校教育之盛，但徒属虚美，国非其国。”根据这一建议，明治政府制定了殖产兴业的政策，主要发挥国家干预的力量，发展资本主义经济。 为了推行殖产兴业的政策，明治政府首先根据考察得到的经验，设立了内务部，全面统领经济建设。将原属大藏省负责的资金筹措和调配，工部省主导的铁路、矿山和机械加工业，以及司法省的安保等机构划归内务省，内务卿由大久保利通担任，而大隈重信和伊藤博文则作为他的左膀右臂。在如此强大的领导班子指挥下，日本的殖产兴业政策克服重重困难，得以顺利进行。 筹措资金是发展经济面临的首要问题。从欧洲国家发展起步阶段的情况看，其工业发展的大部分资金都来自国外，但日本直到20世纪初入侵亚洲之前，主要依靠的是国内资本。这一方面是因为当时的日本缺乏对外资的吸引力，另一方面也有政府出于维护国家安全的考虑。1868年~1885年间，明治政府用于殖产兴业的资金，约占财政支出的1/5左右，但仍然难以满足经济发展对于资金的需要。尽管政府采取发行公债、税费改革、广设银行、大量发行纸币等措施，提高了国家的资本积累，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资金紧缺的问题，这也是导致日本走上侵略道路的重要原因之一。 为了在资金有限的条件下发展经济，大久保利通建议以传统产业为基础，以农牧业、轻工业和海运为中心，推行经济建设，调整殖产兴业政策开始前以发展重工业为主的模式，同时加大对民间资本投资的鼓励和支持，大力扶持私营企业的发展。1875年~1880年期间，政府为私营企业提供补助资金5000万日元，而同期平均每年的正常财政支出仅为6000万日元，足见政府扶持私营企业的决心和力度之大。同时，政府还采取了出售官营企业，使之私营化的措施，也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如三菱仅以官办投资额1/7的价格就购买了长崎造船厂，川崎仅以官办投资额1/10的价格就收购了兵库造船厂。 对于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先进技术、设备和人才问题，明治政府施行了“拿来主义”的做法，通过从欧美先进国家引进技术、设备、聘请专家和派出留学人员，迅速提高了本国的工农业生产水平。改革初期，日本聘请外国专家、技师和技工，最多时达400多人，其中尤以工部省最多。1880年起，随着归国留学生和本国的高等学校毕业生的日益增多，日本遂逐年减少了外国专家的数量。总的来看，日本在其发展过程中贯彻的方针主要是利用外国专利和技术来进行模仿性生产，而不是依靠自己的力量来研发全新的科技产品。日本始终把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和本土化作为引进技术的最终目标。这种廉价的应用外国智力的方针，显然比直接引进外国的资金进行生产有效得多。直到今天，日本依然是一个技术方面的进口大国。 1936年8月，广田弘毅召开会议，制定了新的《国策大纲》，提出以“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的地位，同时向南方海洋发展”为日本的根本国策。根据这一决策，1937年日本昭和政府以“七七事变”和“八一三事变”为开端，向中国发动了全面战争，希望由此走上“大东亚共荣圈”的创建之路。此后，随着日本实力的增强和军部法西斯势力的掌权，日本与德、意结成了法西斯反动同盟，并最终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侵华战争初期，日本侵略者们从以往的经验出发，狂妄地认为：两个月内就可以结束战争。但毛泽东则指出：时至20世纪30年代的日本帝国主义，由于内外矛盾，不但使得它不得不举行空前大规模的冒险战争，而且使得它临到最后的前夜。战争的结果，灭亡的不会是中国而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集团，这是无可逃避的必然性。事实正如毛泽东所预见的那样，日本的侵略激发了中华民族蕴藏的巨大潜能，为了挽救民族的危亡，千百万中华儿女展开了艰苦卓绝的8年抗战，把日本侵占中国、称霸东亚的美梦打得粉碎。在亚洲广大受侵略国家掀起反抗高潮、世界反法西斯形势风起云涌、而美国在珍珠港事件后坚决地加入到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更加速了日本帝国主义灭亡的进程。 六、启示 在国家大战略的缔造中，地理要素和精神文化因素向来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国家战略目标和实现手段的选择。就日本而言，地缘政治要素对于其战略的影响力是如此巨大，以至于常常体现为一种极为严厉的束缚；而精神文化传统的势力也是如此强大，以至于它经常性地介入日本大战略的缔造并对战略目标的界定产生极大的影响。这两种因素是如此强烈和与众不同，它们时而冲突，又时而交织在一起。在它们的共同作用和引导下，曾给日本的特定历史时期带来变革的动力与崛起的契机，也使日本的大战略表现出众多的非理性成分，在很多情况下做出了违背日本自身根本战略利益的选择。根据保罗?肯尼迪的观点，一项合理的大战略“关乎的是目的与手段的平衡”。就近代日本大战略的缔造而言，在日本的地缘政治条件给其战略手段与资源牢牢地带上物质性枷锁的同时，日本的精神文化因素却以近乎先验性的方式决定了其战略目标的形成。而目标同手段和资源之间的相互矛盾甚至失衡，始终是令日本大战略的缔造者们最为困惑和百思不得其解的难题。近代日本的崛起反映出日本民族良好的应变性与变革意识。特别是在外强入侵的危机面前，日本的领导层往往能正视地缘上和传统制度中的不足，勇于割除积弊，积极接受新事物，从而形成一股自上而下的废旧出新的强大推动力量，这是日本战略文化的突出优点，也是日本大战略的成功之处。但在自身变革成功之后，日本民族传统的优越性与危机意识的矛盾结合又会再度打破维持战略目的与手段平衡的理性思维，从而引导日本走向歧途。 日本历来是一个喜欢与强者为伍的国度。早在1885年，日本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在《脱亚论》中就提出：“我日本国虽地处亚细亚东陲，但其国民精神却已摆脱亚细亚的固陋，而移向西洋的文明。”他呼吁：“为今之谋，我国不可犹豫，与其坐待邻邦之进步而与之共兴亚洲，不若脱其行伍，与西洋文明国共进退。对待支那、朝鲜之方法，不因邻国之故而彬彬有礼，只能按西洋人待其之方法处理之。”他的言论表达了近代日本在发展道路的问题上做出的选择，也是日本崛起过程中基本战略谋划的一个缩影。可以说，“脱亚入欧”的观念既推动着近代日本实现了成为亚洲乃至世界强国的梦想，也使日本逐渐偏离和平发展的目标，逐渐走向以邻为壑、侵略扩张的帝国主义侵略之路。 但不管怎样，日本是第一个受到强烈的异质文明冲击而开始现代化，并大体取得成功的国家，也是第一个基本实现了现代化目标的亚洲国家。正如陈晓律先生所说，日本的崛起过程呈现出所有后现代国家的一般特征，即：变革的压力来自外部，而不是本国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变革是由精英阶层推动的，自上而下进行的；在变革当中，国家政权起到了异乎寻常的作用，而建立一个愿意推动变革的强大的政权是实现现代化的主要任务。特别是最后一个特征正是日本成功的关键。建立一个愿意推动变革的强有力的国家政权，这样一个看似简单的条件，却是包括中国在内的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经历了多少年的艰苦努力才达到甚至尚未达到的。其中的成功经验如同日本速兴骤亡的历史所给予我们的教训一样都是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借鉴的宝贵财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