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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好霸争强的俄罗斯 广袤的俄罗斯帝国以及有近70年历史的苏联，在地理位置上横跨欧亚大陆，并且正处在东西方的接合部。它北起波罗的海，南至小亚细亚和地中海，西部与波兰、德国、捷克、匈牙利等国接壤，东至乌拉尔山脉一线。尽管其发源地、政治文化和领土的重心都在欧洲部分，但它同时又占据了亚洲约1/3的陆地。也许正是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决定了俄罗斯“特殊”的国家身份。这里不仅成为一个众多民族、语言和宗教长期冲突、融合的地区，而且其传统的形成过程也体现了多种文明共同作用的结果：西北方是“东方化的希腊文明”；南方是以穆斯林为主体的民族所构成的伊斯兰文化边缘地带；东南方是以蒙古—鞑靼人为中介的亚洲文化伸入欧洲的前哨。正如俄国著名思想家别林斯基所说：俄国的历史既是一部不同于西欧国家的历史，也是一部不同于东方国家的历史，它是一部在东西方之间探寻、徘徊，以及东西方文化在俄国斗争融合的历史。动摇于东西方之间，是俄罗斯历史最重要的特点。宋瑞芝：《俄罗斯精神》，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正因如此，西方人常把俄罗斯人看作是“东方人”，而亚洲人又常把俄罗斯人当做是西方人。清楚这一特点，是深入了解俄罗斯的民族特性、历史文化及其发展演变的基本出发点和先决条件。 一、 由莫斯科公国到莫斯科王国 留里克王朝与“基辅罗斯受洗” 俄罗斯人的祖先——古斯拉夫人是现代各斯拉夫民族的共同祖先。大约公元1世纪前，古斯拉夫人就生活在中、东欧的奥得河、维斯瓦河、第聂伯河和布格河流域的广大地区。他们身材高大强壮，能忍受寒冷和饥饿，并且能征善战。在此后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由于受到从欧洲南下的日耳曼人和从蒙古草原上迁徙而至的匈奴族人的冲击，古斯拉夫人被迫迁移，并逐渐分裂成三个大的分支，其中东部的一支被称为东斯拉夫人，成为后来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民族的祖先。相近的血缘、地缘关系和长期的共同生活为上述三个民族奠定了历史、语言和文化相互亲近的基础。 东斯拉夫人居住在西起德涅斯特河和喀尔巴阡山脉、东至伏尔加河流域、北达拉多加湖、南抵黑海的广大区域内。他们以农业生产为主，同时从事畜牧业、渔业和养蜂业。由于他们长期像飞鸟一样迁居各地，因此，直到8世纪仍处在原始公社阶段，各部落彼此分散而没有形成国家。 公元9世纪，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剩余产品的增加，东斯拉夫人的氏族制度日趋解体，形成了若干向阶级社会过渡的部落联盟，称为部落公国，其中主要的两个一个叫库雅巴，以基辅为中心，另一个叫斯拉雅亚，以诺夫哥德为中心。公元862年，斯拉维亚各部落之间由于争夺权利而发生了内乱，结果给外敌入侵创造了机会，而这个渔翁得利者就是诺曼人的首领——留里克。诺曼人并非斯拉夫人，他们原先居住在北斯堪的那维亚半岛上，主要以商业为生。因此东斯拉夫人称他们为瓦格良人，意为商人，芬兰语则称之为罗斯人。 留里克是罗斯人的酋长，以凶狠、善战和好色而闻名四方。他及时抓住有利时机，占领了诺夫哥罗德城，宣布自己是城市的最高统治者。他在俄罗斯平原上建立了第一个封建性质的国家——罗斯，从此开始了长达700年的留里克王朝的统治。公元882年，留里克的继任者将统治中心迁到基辅。此后的数代大公经过多年征战，相继征服了绝大多数东斯拉夫部落，逐渐形成了一个以东斯拉夫人为主体的大公国“基辅罗斯”。至公元1000年左右时，基辅罗斯已成为面积约100万平方公里，人口约500万的大国。未来俄罗斯中央集权制国家的雏形已初步构成。 公元988年，基辅罗斯大公弗拉基米尔与拜占庭帝国联姻，并将希腊正教即后来的东正教定为罗斯的国教，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强制罗斯人接受基督教的洗礼。“基辅罗斯受洗”使罗斯人与西方文化有了实质性的接触，对罗斯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都具有深远的意义和影响。但是由于不久后发生了基督教分裂，使得信奉东正教的俄罗斯从一开始就与笃信天主教的欧洲大多数国家形成了某种差别，而这种宗教上的差别也成为他们彼此间在身份认同上始终难以跨越的障碍。 从公元11世纪中期开始，由于内部纷争不断，基辅罗斯走上了逐渐衰落的道路。公元12世纪，成吉思汗的蒙古大军远征西亚和东欧，所到之处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成为基辅罗斯最大的威胁。此时的基辅罗斯已经分裂为许多小公国，无力抵抗蒙古铁骑的进攻。1237年~1240年，成吉思汗之孙拔都先后攻陷基辅等若干罗斯公国，在原来基辅罗斯的领土上建立了“金帐汗国”，并定都在伏尔加河畔的萨莱，开始了蒙古鞑靼对罗斯达240余年的统治。然而就在异族暴政的统治之下，东北罗斯的一个小公国不仅得以生存，而且悄然崛起，最终成为东斯拉夫人抗衡外族入侵的中坚力量。这个公国就是莫斯科。 克里姆林宫大门上的双头鹰 莫斯科本是一个偏僻的小乡村，1147年开始建城，13世纪末成为东北罗斯的公国。对于莫斯科名字的来历，一直众说纷纭。有人说它来自芬兰语，意为“潮湿之地”；也有人说它得名于流经城边的莫斯科河。莫斯科地处东北罗斯中心地带，是水陆交通枢纽，因此凭借向过往客商征收的过境商品贸易税，使经济实力得以迅速壮大起来。同时，由于四周有众多小国和茂密的森林作屏障，有效地减少了外敌入侵的袭扰，因而有利于莫斯科的稳定发展，还吸进了大批逃难的罗斯人来此落户，从而促进了人口的增长和城市的繁荣。 莫斯科公国的真正崛起是在伊凡?卡里达（史称伊凡一世）统治时期（1325年~1341年）。据说伊凡一世非常贪婪，喜欢聚敛钱财，因此获得了“钱袋”的绰号。“钱袋”也十分善于使用钱财，他将大量金银珠宝献给金帐汗及其妻妾子女，博得了汗的信任，终于在1328年获得了金帐汗册封的“弗拉基米尔大公”称号，意即“全罗斯的大公”，有权代理金帐汗国征收全罗斯的贡赋。与此同时，他还不惜重金修建了大主教公署，将全俄大主教的驻节地由基辅迁至莫斯科。这一举动不仅使莫斯科成为罗斯的政权中心，也成为罗斯人心中的信仰圣地和精神家园。在此后莫斯科与外界的争斗中，东正教会始终站在莫斯科大公一边，利用其控制的宣传工具和精神武器为莫斯科鼓噪，通过信仰的威力提供有力的支持。 1359年，“钱袋”伊凡一世的孙子季米特里即位。虽然这位年幼的大公仅仅10岁，却立志领导罗斯人摆脱蒙古人的统治。在他的统治下，莫斯科公国迎来了极盛时期。1380年9月，季米特里率领莫斯科公国的军队与金帐汗国的马麦汗军队在顿河之滨的库里科沃原野上展开了激战。后人对这场战争作了这样的描述：镀金的头盔叮叮响，深红色的盾咚咚响。宝剑呼啸，锐利的军刀在好汉们的头旁闪烁，勇士的鲜血沿着包铁皮的马鞍流淌，镀金的头盔在马蹄旁滚动。经过激战，幸存下来的罗斯勇士们聚集到大旗下，“乌拉”的欢呼声在原野上久久回荡。库里科沃大战不仅为莫斯科大公季米特里赢得了“顿斯科伊”即顿河之王的美誉，更为罗斯人增添了战胜蒙古人的信心。季米特里在遗嘱中向子孙和臣民郑重宣告：“我的子孙将不再向金帐汗国缴纳贡赋。” 从14世纪末到15世纪，东北罗斯社会不断发展，各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日益加强，莫斯科成为最重要的商业中心。1462年，伊凡三世即位（1462年~1505年），成为莫斯科新一代大公。10年后，他娶拜占庭帝国末代皇帝的侄女为妻。由于这个缘故，他自然而然地将自己看作是拜占庭帝国皇位的合法继承人和东正教世界的领袖。他还把拜占庭帝国的双头鹰标志作为俄罗斯帝国的徽章，永久地镶嵌在克里姆林宫的大门上。从此，这种帝国崇拜的情结也深深地融入到俄罗斯民族的血液之中。 1480年11月，伊凡三世率领罗斯军队在乌格拉河结冰的河面上大败蒙古军队，从此彻底结束了蒙古鞑靼人对罗斯的统治。此后，伊凡三世又相继吞并了几个公国，于1485年基本统一了东北罗斯。此时的莫斯科公国边界东抵达鄂毕河，西到芬兰湾，北起北冰洋和北海，南达黑海附近，领土面积280万平方公里，足足比原来扩大了两倍。按照恩格斯的说法：在俄国，在征服了诸侯的同时，又摆脱了鞑靼人的压迫，这种局面由伊凡三世最后固定下来。如此辉煌的功绩，使伊凡三世拥有了更加至高无上的宗教权威和政治地位。而这种权威和地位最终演化为一种专制权力，在他身后历任统治者的身上得到传承和延续。可以说，伊凡三世时代奠定了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的基石，一个独立、统一的莫斯科公国已经为俄罗斯帝国的建立做好了准备。 伊凡三世之子瓦西里（1503年~1533年）统治时期，已经自称是“统治全俄罗斯领土的君主之君主”。他公开宣称：“君主的意志便是上帝的意志”，还指使修道院长臆造出“三个罗马帝国”的理论，并把自己描绘成了第三罗马帝国（即俄罗斯）乃至整个基督教世界和西方文化的合法继承人。所有这些都推动了沙皇专制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在他统治之下，东北罗斯结束了长期分割的局面，建立了统一的国家——俄罗斯。 “伊凡雷帝”治下的封建王国 1547年1月，伊凡四世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了拜占庭式的加冕仪式，成为俄国历史上第一位“沙皇”。据说“沙皇”一词的俄语写法与“恺撒”相似，以此表明伊凡四世是罗马皇帝恺撒的继承人和上帝派到人间的君主。相传他降生之时，天空中的雷声响彻云霄，连附近的群山都随之动摇，因此，历史上也称他为“伊凡雷帝”。在他执政期间，俄罗斯开展了以司法、行政和军事为主的全面改革。 为推行新政，加强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必须削弱大贵族的势力，争取中小贵族的支持。因此，伊凡四世在全国实行特辖区制度，将土地富饶、商业发达、具有军事价值的地方定为沙皇特辖区，收回特辖区内大贵族的世袭领地，将其分给中小贵族。为推行特辖制，伊凡四世专门成立了一支“特辖军”，用来镇压大贵族的反抗。据说这些特辖军身穿特制的黑袍，骑黑马，马鞍上挂一个狗头和一把扫帚，表示他们要像狗一样忠实，把敢于违令者清扫干净。据统计，在特辖制实行的7年时间里，有4000名大贵族被杀，还有万名无辜百姓丧命。由于嗜杀成性，手段残暴，伊凡四世又获得了“恐怖伊凡”的绰号。通过特辖制的实行，伊凡四世沉重打击了大贵族的割据势力，巩固和加强了中央集权制，将国家政治、经济的控制权牢牢地掌握在沙皇手中，使俄国的君主专制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刚刚统一的国家需要整合各地区的力量以加强皇权，更需要为满足贵族和商人对土地、农奴和财富的渴求而积极地对外扩张。在这种背景下，伊凡四世不惜国力，连年发动对外侵略和兼并战争。由于北方海域封冻期长，此时的俄国还基本算作内陆国家。为了获得出海口，伊凡四世采取了向南防御、东西进攻的方针，即先征服东部的喀山和阿斯特拉罕两个较大的汗国，接着转向西线，大举进攻立沃尼亚。立沃尼亚是控制波罗的海的要地，因此一直是周边众多国家竞相角逐的舞台。俄罗斯的加入，使这场争夺最终演化为一场几乎席卷所有波罗的海国家的长达25年的混战。1583年，立沃尼亚战争结束，俄国企图夺取出海口的初次尝试宣告失败，仅仅保住了芬兰湾沿岸一小块地方和涅瓦河河口。但是经过战争，俄罗斯的版图有所扩大，发展成为一个以莫斯科为中心，地域广袤，民族众多的中央集权制封建王国。 晚年的伊凡四世性情更加暴躁。一次他竟在盛怒之下失手打死了自己的亲生儿子。不久，他因悲伤过度不治而亡。 1598年，伊凡四世的儿子沙皇责多尔病逝。由于他没有子女，皇位无人继承，使得绵延700余年的留里克王朝世系至此终结。此后，俄罗斯经历了近百年的内部动荡。直到有一天，一位年轻的沙皇登上历史舞台，揭开了俄罗斯历史上新的更加辉煌的一页。这个人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彼得大帝。 二、“西化”的彼得大帝 寻师问道的小学生 1613年2月27日，经全俄缙绅会议选举产生的俄罗斯沙皇米哈伊尔?费多罗维奇?罗曼诺夫在克里姆林宫圣母升天大教堂正式加冕。从此，开始了俄国历史上的罗曼诺夫王朝统治。1689年，米哈伊尔沙皇的孙子年仅17岁的彼得，依靠禁卫军的帮助发动政变，软禁了与他发生权力之争的姐姐和兄长，宣布亲政，称为彼得一世（1689年~1725年）。 当时的俄罗斯领土面积已达1400万平方公里，虽拥有巨人的身躯，却少了往日大国的荣光。由于世袭贵族弄权，教会势力干政，封建思想严重，阶级矛盾加剧，致使国家内乱不断。而此时的欧洲列强正满载着航海大发现的丰厚收益，步入经济和工业飞速发展的时代。相比之下，俄国无论在经济、政治，还是军事、文化方面都已远远落在后面，还经常遭到波兰、土耳其等强邻的袭扰。真可谓：内忧不少，外患不断。面对这样一幅景象，年轻的彼得一世下定决心，要改变俄国的面貌。 经过反复研究和思考，彼得一世决定选择一条学习西方、西化兴国的道路。在彼得看来，内陆国家的现实是制约俄国崛起的根本因素，因为交通不便严重阻碍了农业和商业的发展，导致经济的落后。要改变这种现实，就必须首先打通出海口；要打通出海口，唯一的方法就是借助战争；这就必须建立强大的军队，还要寻求更多的欧洲盟友以减小阻力；而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就必须接触西方、学习西方。 对于俄国来说，通往出海口的道路有两种选择：一条是向北打败瑞典，夺取通往波罗的海的通道；另一条是向南战胜土耳其，强占黑海北岸和克里米亚半岛，控制通往黑海的通道。在彼得眼里，这两种选择同样重要，都是必须实现的战略目标。1695、1696年彼得一世两次亲自率军远征亚速要塞，发动对土耳其的进攻，希望率先打开黑海的通道，但未能如愿。经历了失败的彼得，亲眼目睹了俄国陆军的腐败和落后，认识到：“俄国军事组织状况同俄国面临的任务不相适应。必须清除军队中一切过时的制度，把它变成正规的常备军队。”同时，他也强烈地感受到建设一支强大海军的必要。 为了向西方学习，1697年3月，彼得一世组织了一个庞大的出使团，开始了周游欧洲列国的旅程。这支出使团成员人数多达250人，包括了大使、牧师、医生、留学生、厨师等若干职业，甚至还有4名侏儒。在出使的人流中，一名身着陆军下士军装的普通军人并未引起人们太多的注意，他正是乔装改扮的年轻沙皇彼得一世。临出发前，他为出使团确定了多重使命：第一是游说欧洲宫廷，建立广泛的联盟，共同对付俄国南部的主要敌人——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第二是广纳贤士，为己所用；第三是购买新式武器和造船、航海设备，依照西方创办新式的海军和陆军；第四是派留学生学习各国的先进技术和军事科学。他还特意让工匠制作了一枚沙皇印章，上面刻着这样一句话：我是寻师问道的小学生。由此不难看出他对欧洲之行的认真态度和重视程度。 1697年8月，出使团来到荷兰。很快，赞丹造船厂里出现了一位俄国留学生——陆军下士彼得勤奋工作的身影。一个月的学徒期满，彼得凭借优异的表现被荷兰师傅和工友们评选为“优秀工匠”。后来当地人才得知，这位优秀工匠竟然是俄国的最高统治者。俄国出使团的访欧之旅整整持续了18个月，行程达数千公里，先后到达了瑞典、普鲁士、荷兰、英国、神圣罗马帝国、波兰等国，基本完成了事先制定的任务。在与欧洲先进国家的接触中，彼得一世真正看到了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等方面存在的巨大差距，认为西方国家之所以富强，就在于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发达的工农业生产和先进的科学技术。因此，更加坚定了通过效法西方，推行改革，来改变俄国落后面貌的设想和决心。这次出访还加强了彼得与欧洲各国上层人物的交往，从而对欧洲的形势有了新的了解。他敏锐地感到，波罗的海的周边局势对俄国非常有利，夺取波罗的海出海口的时机正在到来。于是，他果断地确定了俄国新的对外方针，开始着手建立反对瑞典的同盟，把一直指向黑海的箭头迅速转向了波罗的海。 用野蛮制服俄国的野蛮 从欧洲归来的彼得马不停蹄地将自己学到的知识和思索的收获统统付诸到大刀阔斧的改革行动中。彼得一世的改革重点首推军事。他从改革兵役制度入手，废除了传统的封建贵族服军役制，不是盲目采用西欧通行的雇佣兵制，而是根据俄国具体情况实行了征兵制，将征召的主要对象面向了广大农民，从而保证了俄军拥有充沛的兵源。据统计，从1699年下达第一份征召新兵的敕令至1725年间，俄国共征兵53次，有近30万人应征入伍，其中绝大多数都来自农民。 当军队的数量得到保证之后，质量问题就成为彼得一世关注的重点。为此，他一方面采取兴办军事学校、聘请外国军事顾问、选派军官出国留学等措施，大力加强军官素质；另一方面，他非常重视提高士兵的训练水平，明确要求每个新兵在分配到军队之前必须经过外国军事教练的培训。他亲自起草了《陆军条例》，对士兵的训练和作战做出详细的规定。这一条例也是俄国历史上第一部较为科学成型的军事法规。 在加强陆军建设的同时，彼得一世仍念念不忘对大海的痴迷以及远征亚速失败的遗憾。他凭着执著的信念和从西方学来的经验，创建了俄国历史上第一支海军。从1706年4月，俄国第一艘军舰下水，到1725年成为拥有战列舰40艘、其他各型舰只近千艘、作战人员28000余人的庞大海上力量，彼得用不到20年的时间创造了一个不小的奇迹。他把俄罗斯从一个“跛足巨人”变成了“双手俱全的君主”。他的努力不仅使俄国迅速缩小了同西欧强国的军事差距，而且也为自己赢得了“俄国海军之父”的美誉。 为了适应发展军事力量的强烈要求，彼得一世对俄国的工业尤其是军事工业进行了必要的改革。在他统治期间，俄国的工业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手工工场的规模、数量和生产能力都发展较快，特别是金属冶炼、造船等行业更得到重点发展。这无疑对军事力量的提升起到了明显的促进作用。 彼得一世还进行了一系列政治改革，借此加强了对国家权力的掌控。1708年，他在全俄设立8个省，各省设总督，负责统治地方军事、政治和税收大权。这一措施有效打击了地方大贵族的割据势力。1711年，彼得下令设立政务院，取代原有的大贵族杜马。政务院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受沙皇委任的监察官领导，既是国家立法机关，又享有行政监察权，因而事实上削弱了贵族势力对沙皇权力的影响。与此同时，彼得一世还通过推行宗教改革，沉重打击了东正教势力，结束了持续多年的教权与皇权之争，将教权置于了皇权之下，从而加强了世俗政权对东正教会的控制，使教会成为服务于沙皇统治的工具。经过了这一系列改革之后，俄国完成了由等级代表君主制向专制君主制的过渡，沙皇成为名副其实的独裁者。从当时的历史来看，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专制统治的加强有利于消除割据势力的不良影响，整合国家力量，以统一的意志推动国家内外战略的顺利实施。 在国家硬实力大为增强的同时，彼得一世在社会习俗、教育文化和政治宗教等领域也进行了一系列的“西化”改革，有力地强化了俄国的软实力。为了尽快改变俄国社会愚昧陈腐的社会状况，彼得采取了标本兼治的措施。他首先从铲除俄国社会长期流行的陈规陋习入手，先后颁布数条法令，要求所有俄罗斯男子必须刮掉长胡须，对保持胡须者征收所谓“胡须税”，甚至派专人到大街上、居民家强迫百姓剪掉胡子；要求上至贵族，下至普通农民的所有俄国人，一律穿着欧式服装，违令者将受到处罚；命令贵族大臣及他们的随从携妻女参加宫廷舞会等交际活动，规定他们必须“习法式之宫廷礼仪，行欧洲流行之风尚”。这些措施尽管从表面看来仅仅是对人们外表和细节的改变，似乎有些吹毛求疵、小题大做的味道，但事实上它却是对人们头脑中最顽固的保守意识和腐朽思想的挑战，是同落后观念的一次彻底的决裂。 如果说彼得一世移风易俗的行动重在“治标”，那么他对文化教育的改革则具有“治本”的意义。出访之旅使他不仅看到了欧洲发达的教育和科研水平，也认识到了发展文化教育对于推动社会进步的巨大作用。于是，他充分借鉴并且推行西方的做法，在俄国教育发展的历史上留下了众多的开山之作：1703年，出版俄国第一份正式印刷的报纸——《新闻报》，并由彼得亲自担任了第一期稿件的选择和编辑工作；1708年，下令以笔画简单方便、适于书籍印刷的世俗字体代替旧的教会斯拉夫字体；1714年，在全国各省建立初等算数学校，招收10~15岁的少年学习算数几何，成为俄国历史上第一批世俗学校；1718年，建立俄国最早的博物馆和图书馆，并且向社会各界免费开放；1725年12月，正式建立俄罗斯科学院，下设数学、物理和人文三个学部，以优厚的待遇聘请了大批外国学者和科学家，并授予他们俄国第一批科学院院士称号；此外，他还建立了第一批公园、第一批公众剧院等等。 彼得一世的改革前后持续了26年。尽管有些做法难免有些极端甚至滑稽，但也恰恰显示了他实行改革的坚定决心。正如马克思所评价的那样：“彼得大帝用野蛮制服了俄国的野蛮。”或许正是这样的方法才是对俄国最为行之有效的。 总之，彼得一世以欧洲发达国家为师，在学习借鉴的基础上对俄国社会进行了全面的改革，使俄国的社会生活和文化面貌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军事力量和工业水平在短时间内有了明显的提高。通过改革，不仅为俄国步入欧洲强国之列奠定了实力基础，也为其继续实施侵略扩张提供了必要的保障。经历了彼得一世改革的俄罗斯，“开始告别东方，走向西方；告别中古，走向近代；告别愚昧与落后，迈进现代化的门槛。” 驶向欧洲列强大家庭的新船 1700年，当彼得一世改革刚刚起步之时，他就发动了对瑞典的侵略战争，目的就是夺取波罗的海出海口。这场战争共持续了21年，史称“北方大战”。当时的瑞典是欧洲军事强国之一。单凭俄国自身的实力，还不足以战胜对手。为此，彼得一世在开战之前进行了认真的外交准备，建立了阵容强大的反瑞集团——北方同盟，使瑞典陷入了孤军作战的境地。1714年夏，俄军波罗的海舰队在芬兰海域全歼瑞典舰队，获得自建立以来的首次胜利。它表明俄国海军已经具有了相当强的实力。1721年，北方大战以俄国的胜利画上了句号，彼得一世如愿以偿地获得了梦寐以求的出海口。在他面前，俄国通往世界的海上之门就此打开。北方战争的胜利，使俄国由一个内陆国家扩张成为一个濒临海洋的欧洲强国，也为俄国在国际舞台上赢得了前所未有的地位。俄国“如同一只新下水的船只，在斧子的敲击和大炮的轰隆之中，驶向欧洲列强的大家庭。” 1703年，就在北方战争进行之时，彼得一世做出决定，将俄罗斯的首都从世代沿用的莫斯科城迁往波罗的海岸边一座刚刚夺取的小岛。经过10年的建设，新都城拔地而起，这就是著名的彼得堡。彼得一世这个颇具创新精神的举措，被后人评价为俄国历史上富有决定意义的行动，标志着俄国的战略重心开始转向海洋。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彼得堡是彼得大帝有意创造出来的外偏中心，以此表明，“一个圆周尚有待划定”。这是一个“为进行世界性阴谋而精心选中的巢穴”。 今天，在俄罗斯圣彼得堡的扎亚奇岛仍然保留着一座被称为“彼得小屋”的木质建筑。离它不远就是素有“北欧地中海”之称的波罗的海，也是当时俄国通往西欧的最短的海上通道。 1721年10 月22日，俄国政务院举行隆重仪式，授予彼得一世“全俄罗斯大帝”的称号。在大臣的贺词当中，有这样一段话：“只是由于您夙夜匪解地操劳和领导，我们，您忠实的奴仆，才从愚昧无知的深渊登上世界光荣的舞台，因而从空虚走向充实，归入文明民族之林。”这些溢美之词用在彼得一世身上却并不为过。正是彼得大帝的开明思想和亲力亲为的改革作风，打破了长期制约俄国发展的落后观念的束缚，成功地唤起了俄罗斯民族压抑已久的民族自尊和自强意识，使俄罗斯走上了崛起之路。从此俄国开始被人们称作俄罗斯帝国。 三、东征西讨的叶卡特琳娜二世 来自普鲁士的俄国女皇 “迟早我要达到目的，我要做俄国的女皇。”这是一位新婚不久的俄国王妃在自己日记中表露的心声，她的名字叫做叶卡特琳娜?阿列克谢伊芙娜。1762年7月的一个凌晨，在经历了俄罗斯宫廷18年的风雨洗礼之后，33岁的叶卡特琳娜在近卫军的拥护下发动政变，推翻了登基还不满一年的丈夫彼得三世，亲自登上了俄国沙皇的宝座，史称叶卡特琳娜二世（1762年~1796年）。 叶卡特琳娜二世并非是俄罗斯人。她原名索菲亚?奥古斯特，1729年出生在普鲁士什切青市一个贵族家庭。她自小接受良好的欧式教育，还随父母游历过欧洲许多地方。1745年8月，索菲亚与俄国皇位继承人结婚。为了能成为一个称职的皇后，她不仅勤奋学习俄文，阅读大量书籍，还改信东正教，取教名为叶卡特琳娜。年轻的叶卡特琳娜对权力表现出极大的渴望，加之因夫妻感情不睦而对彼得三世产生的厌恶乃至憎恨，最终将她推上了俄罗斯帝国的权力之巅。 然而，就在叶卡特琳娜二世即位之时，俄国以及欧洲各国的政治家们都纷纷预言，断定她的统治将是短命的。这不仅仅是对新女皇个人能力的怀疑，也客观上反映了她当时面临的艰难处境。自彼得一世1725年病逝到1762年的短短37年间，俄国先后更替了6个沙皇，内政陷入长期的混乱之中，阶级矛盾激化，社会危机严重，削弱了俄罗斯帝国的实力。1756年，被内忧外患长期困扰的俄国又卷入了因英法争夺世界霸权而引发的“七年战争”。为了能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战胜强邻普鲁士，俄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财政负债累累，军队疲惫不堪，加剧了国内的阶级矛盾，造成各地农民起义如风卷潮涌般此起彼伏。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叶卡特琳娜二世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尽管她的出现曾引发权贵们的怀疑和俄国国内的动荡，但她迅速稳定了局势，扭转了人们的看法，并且维持了长达34年的统治，成为18世纪俄国统治最久的沙皇。 18世纪下半叶，“开明专制”的政治思潮风行于欧洲。“开明专制”也被称为“开明君主专制”，是以孟德斯鸠、伏尔泰和狄德罗等为代表的法国启蒙思想家提出的政治主张。这种思想反对封建专制，主张自由、平等、博爱，呼吁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推行法制，建立资产阶级的君主立宪制度。尽管它包含浓厚的空想主义色彩，但却迎合了正处在上升时期的新兴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口味。正因如此，欧洲各宫廷封建势力纷纷打出“开明专制”的幌子，借此麻痹群众，稳定资产阶级力量，达到巩固专制统治的目的。初登王位的叶卡特琳娜二世及时顺应形势，在立足未稳之际就迫不及待地提出了实行“开明专制”的口号。而事实上，她却自觉地担当了封建贵族地主阶级利益保护者和代言人的角色。为了捍卫封建专制政权，她想方设法地将土地分配到地主贵族手中，以博得他们的赞赏和支持，同时血腥镇压全国各地的农民起义。她还熟练运用外交手段和技巧，与欧洲列强建立友好关系，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在“七年战争”末期，俄国在与普鲁士的交战中占据了优势。但叶卡特琳娜二世认为：击溃普鲁士不符合俄国的利益，因为这将消除普鲁士对法国和奥地利的威胁，使他们从中获益，而俄国在土耳其、瑞典和波兰问题上又必然与法、奥两国发生利益冲突，因此，拉拢普鲁士以牵制法、奥最符合俄国的利益。所以，在继续保持与法、奥关系的同时，叶卡特琳娜二世果断撤回了军队，结束了战争，恢复了俄普两国签订的和约。这为俄国的发展赢得了宝贵的和平时间。总之，叶卡特琳娜二世成功地获得了贵族地主和新兴资产阶级的信任，为她接下来推行的一系列改革铺平了道路。 身披“开明君主”外衣的“贵族总代表” 1763年，叶卡特琳娜二世颁布法令，将参政院划分为六个委员会，由她自己亲自把持其中最重要的陆军、海军和外交三个委员会。后来她又陆续撤销了其他三个委员会，将其职能下放至省级政权。1768年，她设立最高宫廷会议，作为沙皇讨论重要法律和政策的最高咨询机构，从而进一步削弱了参政院的功能。1775年11月，叶卡特琳娜二世又颁布敕令，取消了以前的省、州、县三级行政管理体制，代之以省、县两级体制。按照规定，全国共划分50个省，省下直接设县，省长由沙皇亲自任命并向沙皇负责。通过以上改革措施大大强化了沙皇个人的独裁统治和以封建贵族阶级为主导的中央集权体制。 1767年，叶卡特琳娜二世推出了一部有关法律的著作，名为《圣谕》，成为她实行“开明专制”的最鲜明的标志。《圣谕》的内容大量抄袭了孟德斯鸠等启蒙思想家的学说，因此具有明显的进步性，以至于在当时的俄国国内和欧洲思想界都赢得了一片赞誉之声。连法国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都称赞其“是一部详尽、完整、业已生效的法典”。但《圣谕》最终并未成为正式的法典，连传播范围都受到了严格的限制。这不仅仅是因为它本身充满空想的色彩和不切实际的目标，也因为它在本质上是与当时沙皇俄国的封建制度水火不相容的，因此不可能指望封建君主会将它真正落实到具体的行动中。可以说，《圣谕》中闪动的自由民主之光连同那些华美的辞藻，不过是给叶卡特琳娜女皇披上了一件“开明君主”的外衣，而对于那些抱有期待的人来说，却不过是一个美丽的肥皂泡而已。 叶卡特琳娜二世比较重视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她鼓励兴办学校，倡导文学创作，还取消国家对出版业的垄断，允许私人开办印刷所和出版社。尤其是在“开明专制”时期，书报检查制度一度颇为宽松。此外，她还取消对贸易的限制，给工商业以较大的自由，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俄国工商业的快速发展。与她的前辈彼得一世一样，叶卡特琳娜二世也非常重视军队特别是海军的发展。在她统治时期，不仅使俄国陆军成为了欧陆上最强大的军队之一，而且还建立了俄国历史上第二支舰队——黑海舰队。 尽管叶卡特琳娜执政前期实行的“开明专制”带有很强的虚伪性和欺骗性，但在客观上对俄国的发展还是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使国力和军力都得到增强，国际地位和影响都有所提高。为表彰女皇的功劳，新法典编纂委员会授予叶卡特琳娜二世“英明伟大的皇帝和国母”称号，她也因此成为继彼得一世之后第二个获得“大帝”封号的沙皇。然而，《圣谕》也好，改革也罢，都没能真正缓解日益激化的社会阶级矛盾，大帝的殊荣也无法掩盖人民心中的愤怒和不满。随着俄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普加乔夫起义的爆发，“英明国母”收敛了“开明君主”的笑容，露出了“贵族阶级总代表”的本来面目。 1773年，号称“顿河格萨克”的叶美连?伊凡诺维奇?普加乔夫发动了反抗农奴制压迫的武装起义。这次起义历时两年，范围波及60万平方公里的广阔地域，几乎席卷了俄国东南部的半壁江山。最多时起义人数达到5万之众，其规模之大超过了俄国历次农民战争。当时的贵族地主只要一提到普加乔夫的名字，就会闻风丧胆、不寒而栗。虽然在沙皇军队的疯狂镇压下普加乔夫起义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成千上万的起义者或被残忍杀害，或遭到流放。但这次起义彻底戳穿了“开明专制”的幌子，沉重打击了俄国的封建统治，显示了广大农民群众对土地、自由的渴望和反抗剥削与压迫的决心。 “欧洲宪兵”与女皇的嫁妆 南方进入黑海，西方兼并波兰，北方夺取芬兰作为彼得堡的屏障，巩固俄国在彼得一世时所占领的波罗的海沿岸的地位，这是18世纪后半期俄国扩张的主要目标。对于俄国来说，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障碍除了土耳其、波兰和瑞典以外，还有英国、法国、普鲁士和奥地利四强。而“七年战争”结束时的欧洲形势是：英法矛盾尚未消解，都想拉拢俄国；奥地利也因战争消耗而精疲力竭，并且对瓜分波兰早已垂涎三尺；普鲁士则刚刚与俄国缔结了战后和约。这样的形势对于俄国来说无疑是十分有利的。为了保险起见，叶卡特琳娜二世又先后同普鲁士、丹麦缔结盟约，同英国缔结商约，目的是利用北方列强的支持制约法、奥、土的力量，巩固俄国在波兰和近东的势力。待一切准备就绪之后，俄国就又一次迈出了侵略扩张的脚步。 18世纪中期的波兰，地处波罗的海和黑海之间，是一个地域辽阔的多民族国家，面积达73万平方公里，占当时欧洲的第三位。由于它的位置正好阻隔了俄国通向西欧的道路，因此成为俄国历代君主竭力削弱和侵蚀的主要对象。北方战争后，波兰实际上已经沦为俄国的附庸。但俄国并未就此满足，而是伙同奥地利、普鲁士一起，分别于1772、1793和1795年三次迫使波兰签署割让领土的协定，最终导致波兰的灭亡，直到1918年才重新恢复了独立。 三次瓜分行动使俄国获得了46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占波兰原有领土的62%，比普、奥两国的所得之和还要多。作为瓜分波兰的罪魁祸首，叶卡特琳娜也成为欧洲反动势力的代表。与此同时，她还以武力吞并了整个立陶宛、白俄罗斯和大部分乌克兰，将俄国西部边界从第聂伯河推进到涅曼河和布格河一线，从而与普鲁士和奥地利两个强邻接壤。但这实际上给俄普、俄奥之间的关系埋下了不安全的隐患。 自18世纪起日渐衰落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成为欧洲列强窥伺的目标，而俄国自然是其中最为踊跃的争夺者之一。为了打通南方出海口，实现彼得大帝的夙愿，一代代俄罗斯人进行着不懈的尝试却始终未能如愿。到了叶卡特琳娜二世的时代，这个机会终于来了。 1767年，叶卡特琳娜武装入侵波兰的行动使土耳其政府及其支持者法国深感不安，他们担心自身的利益受到影响。于是在法国的支持下，土耳其苏丹于1768年对俄国正式宣战。由于双方实力相差较大，因此战争的进程对俄国极为有利。正当俄军准备乘胜追击、而土耳其被迫求和之时，俄国国内爆发了普加乔夫起义。为了集中精力平定国内形势，叶卡特琳娜二世做出了通过谈判结束战争的决定。1774年7月21日，俄土双方代表签订了停战和约，史称《库楚克－凯纳吉》条约。这一条约在俄土关系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它不仅使俄国鲸吞了黑海东岸原属土耳其的土地，从而打开了自南方进入黑海的出口，而且为俄国吞并克里米亚，干涉土耳其内政以及进一步向巴尔干和近东地区扩张都埋下了伏笔。 在镇压了普加乔夫起义之后，俄国国内出现了暂时的平静。这使得不甘寂寞的叶卡特琳娜二世得以重新回到她所钟爱的领土扩张计划中来。她无法满足于《库楚克－凯纳吉》条约带给她的短暂的快感，而是希望瓜分波兰的一幕能再度重演。为此她坚决贯彻了夺取克里米亚的计划。到1776年，俄军事实上已经控制了克里米亚半岛。1783年，叶卡特琳娜女皇发表了宣言，将克里米亚划为俄罗斯边区，正式置于俄国政府管辖之下。俄国的扩张行为和丝毫不见收敛的野心引起了英国和普鲁士的担忧。在两国的支持和怂恿下，土耳其苏丹于1787年8月再次对俄宣战，第二次俄土战争爆发。在欧洲列强的阻挠和干预之下，俄国最终放弃了原定的计划，与土耳其签订了《雅西和约》。根据和约规定，俄国从土耳其手中获得了克里米亚和黑海北岸广大地区的永久占有权，从而巩固了俄在黑海的势力范围，为深入巴尔干打下了基础。 此后不久，俄国又同古斯塔夫三世统治下的瑞典进行了历时两年的较量。由于双方互有胜负、势均力敌，不得不签订和约了事，一切恢复了战前原状。在俄瑞战争中，尽管瑞典没有获得什么好处，但它对俄国的对外扩张起到了一定的牵制作用，对于维持欧洲的战略均势也具有积极的意义。 1789年7月，正当叶卡特琳娜二世忙于应对第二次俄土战争和俄瑞战争之时，传来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爆发的消息。叶卡特琳娜女皇和欧洲各国的君主们一样，顿时预感到封建制度大厦将倾的命运，不禁为之焦虑不安、惊恐万分。她生怕法国革命波及到俄国国内的稳定，因而自觉地承担了“反革命宪兵”的角色，扬言要与“法兰西瘟疫”决一死战。 她起草了《关于在法国恢复国王政府》的备忘录，积极鼓动普鲁士、奥地利、西班牙和英国共同组建反法同盟，妄图以武力镇压法国革命。在反法同盟军队遭法国革命武装重挫导致联盟解体的情况下，叶卡特琳娜不但没有放弃计划，相反却变本加厉，不顾财政紧张和国内危机，准备派遣6万俄军进攻法国。但这一出兵计划最终因为女皇的突然去世而未能落实。 1796年11月7日，叶卡特琳娜二世因突发中风永远离开了人世。一代女皇留给俄国的是帝国版图上增加的63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留给欧洲的是一个国力空前强大、影响举足轻重的大国，而这似乎还远远没有达到她的理想，因为她觉得：要是自己能活200岁，整个欧洲必将置于俄国的统治之下。就这样，一位普鲁士姑娘两手空空地来到俄国，却为俄国赢得了克里米亚和波兰，她把这当成了自己的嫁妆。 四、欧洲大陆上最强大的军队 早在18世纪初叶，彼得一世改革尤其是军事改革就引领着俄国步入了欧洲军事强国的行列。从那以后，历任俄国沙皇都非常重视军队的建设。这当然与他们一贯坚持的对外扩张战略和对内高压统治是分不开的。到了叶卡特琳娜二世时期，政治上的巨大野心使她对发展军事力量更为关注。她执政期间，俄国先后共征兵30余次，总人数超过125万，其中陆军人数从1762年的33万扩充到1796年的50万。俄国陆军在规模上一跃成为欧洲最庞大的军队。正是倚仗这支军队，叶卡特琳娜二世成功地镇压了国内频繁爆发的农民起义，也一次次打败了外国军队，把俄国的边界不断向周围扩展。叶卡特琳娜二世的继任者们也都同她一样，把军队作为维持俄国大国地位的主要标志和重要工具。尽管俄国海军的发展始终未能达到与英国匹敌的程度，但俄国陆军却常常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在欧洲大大小小的战场上。直到有一天，当他们成功击败了所向披靡的法皇拿破仑时，人们确信，俄国军队已经真正成为了欧洲大陆上最强大的军队。 叶卡特琳娜二世死后，她的儿子保罗一世（1796年~1801年）即位。当时，国内阶级矛盾更加尖锐，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国家在经历了连续多年的征战之后早已是积贫积弱、民不聊生。在这种状况下，保罗一世采取了休养生息的措施，撤消了派兵镇压法国革命的计划，同时部分改革了农奴制度。这些对于俄国军事力量的恢复无疑是有利的。 而此时，借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上台的热月党人，在粉碎了以英国为首的反法同盟的武装干涉之后，没有及时终止战争，而是指挥军队继续向北意大利、奥地利等欧洲地区以及埃及等北非国家发动进攻，并相继取得了胜利。这不仅使法国军事行动的性质由防御性变为侵略性，而且引起了欧洲列强的恐慌，生怕法国革命的影响传播到整个欧洲，从而危及本国的封建制度。于是，以英、俄两国为首的欧洲众国于1798年底组织了第二次反法同盟。沙皇保罗一世凭借俄国的实力在联盟中起了主导作用，也理所当然地成了抗击法军的先锋。1799年春，沙皇派俄军远征北意大利，在短短几个月里，就把法军赶出了意大利，显示了不俗的实力。 然而，这次胜利并没有给俄国带来多少好运，反倒成了一连串惨重失败的开始。原因也许只有一个——拿破仑来了。就在1799年11月，拿破仑发动政变，登上了法国皇帝的宝座。在此后的十多年里，整个欧洲都笼罩在他的威名之下。 历史上的拿破仑是一位伟大的皇帝，但他首先是一个伟大的将军。从1800至1809年，整整十年间，拿破仑率领的军队在欧洲大陆上几乎所向披靡，屡次击溃数量上占据明显优势的俄、普、奥等国的联军，使几次反法同盟都相继土崩瓦解，还迫使德、意、西、荷、比、瑞典等国接受法国皇帝的统治。一时间，拿破仑不仅成了大半个欧洲的主宰者，而且创造了不可战胜的神话。为了实现建立世界帝国的梦想，拿破仑把炮口对准了欧洲两个最强大的对手，做出了先征服俄国、再战胜英国的战略决定。 正当法军横扫欧洲战场之时，俄国王位发生了悄然更迭。保罗一世之子、年轻的亚历山大一世（1801年~1825年），成为了新沙皇。他即位不久，就加入到反法同盟的行列，但在战争中却屡战屡败。1811年，法国军队已扩展到俄国边境。这使亚历山大一世仿佛嗅到了大战将至的气息。他加紧联合周边国家，壮大反法力量，打破法国孤立俄国的企图，同时迅速扩充实力，部署军队。 1812年6月24日，拿破仑亲自率领42万大军度过涅曼河，进入俄国，由此拉开了法俄战争的序幕。按照拿破仑的设想，他将在一次会战中一举击溃俄军主力，以此迫使俄国求和。然而，俄军却始终力避与法军的正面交锋，一路快速撤退，诱使法军一步步深入了俄国腹地。 拿破仑的到来，曾引起俄国西部边境农民的幻想。他们像迎接解放者一样恭候着法军，希望生活就此发生改变。但是，拿破仑很快就暴露出封建统治者的本性，不仅仍然保留农奴制度，而且与俄国贵族地主相互勾结，加紧了对农民的压榨。俄国农民的希望彻底破灭了，他们自发地组织起来，袭击法军后方，成为反抗法国侵略者的重要力量。 1812年8月12日，一路后撤的俄军集结在通往莫斯科的要地斯摩棱斯克，以城市为依托对法军展开了一场大的防御战。经过5天激战，双方均损失巨大。俄军很快放弃了斯摩棱斯克，继续向莫斯科退却。此时的法军已被拖得疲惫不堪，士气大伤，连拿破仑也哀叹：“1812年的战争结束了。”但他是不会轻易放弃计划的，他永远渴望辉煌的胜利。于是他下令继续进军俄国的心脏——莫斯科。 由于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不满意俄军一味退而不战的表现，因此任命俄国名将库图佐夫担任新的俄军总司令。为了振奋军威，也为了缓解来自各方的舆论压力，库图佐夫于1812年9月7日在莫斯科附近组织了著名的博罗季诺会战。这次会战尽管使俄军付出了损伤近4万人的代价，但也给法军造成了重创，使其丧失了近6万兵力和47名将军。更重要的是，在俄军勇猛的抵抗面前，拿破仑妄想通过决战一举击败俄国的计划宣告破产，法军士气遭受沉重打击。为了保存俄军力量，争取最终的胜利，库图佐夫果断做出了撤离莫斯科的决定，同时下令俄军所经之处坚壁清野。所以，当9月13日，拿破仑率军进入莫斯科城的时候，他已无法感受到任何的喜悦。因为那不仅是一座空城，而且持续5天的大火很快又将它付之一炬。他得到的是仅存的300座石头房子和一片毫无用处的废墟。很快大雪降临了莫斯科，饥寒交迫的法军已濒临崩溃的边缘。无奈之下拿破仑只得下令撤军。俄国军队和农民自发组织的游击武装抓住这一有利时机，乘胜追击，给法军以致命的打击。漫长的逃命之路成了法国人的梦魇。待到这年的12月，法军再度经涅曼河逃离俄国之时，他们的人数已不及3万。 1812年俄国抗法战争的胜利，不仅充分显示了俄军的强大实力和俄国人民英勇斗争的精神，而且改变了欧洲的战略形势，掀起了反拿破仑的新高潮，从而加速了拿破仑帝国的覆灭。俄军的胜利也助长了亚历山大一世恢复欧洲旧的封建秩序，进而称霸欧洲的野心。他命令俄军进军法国。1813年2月，在俄国的联合下，英、俄、普、瑞典等国组成了第六次反法同盟。 1813年10月，反法同盟的军队在莱比锡平原与拿破仑领导下的法国、波兰、萨克森、意大利和比利时联军展开了一场鏖战，史称“诸民族之战”。激战的结果是反法同盟取得了胜利。很快，以俄军为首的联盟军队渡过莱茵河，以破竹之势打到法国境内。法国不得不接受失败的命运。争霸扩张，奴役其他民族国家，建立庞大的帝国，这是拿破仑的战略图谋，但这种图谋最终又被联合起来的民族国家所摧毁。这是拿破仑帝国的必然归宿。 1814年3月31日，身着戎装、骑着高头白马的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在普鲁士国王的陪同下，率领着反法同盟的军队进入了巴黎市区。他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在法国人的面前。在他身后紧随的是足以令他感到骄傲的俄军仪仗——一支欧洲大陆上最强大的军队。 对于沙皇俄国在18世纪初取得的辉煌战绩，许多人百思不得其解。也许保罗?肯尼迪的分析道出了其中的真正原因，他在《大国的兴衰》中指出：“尽管俄国落后现象比比皆是，但18世纪时欧洲军事组织和技术的相对停滞使得俄国通过借鉴外国的长处赶上并超过资源缺乏的国家，俄国人口众多的优势到工业革命改变了战争的规模和速度时才被削弱。直到19世纪40年代之前，俄国军队都是一支强大的进攻力量。国家财政的大部分拨给了军队，而一般士兵又都吃苦耐劳，所以俄国的军队能够发动远距离作战。而这样的战役是同时代其他多数国家和军队所不能发动的，这也许正是俄军强大的秘诀。” 战争结束不久，为了解决欧洲各国的政治和领土问题，欧洲各国于1814年~1815年召开了历史上著名的“维也纳会议”。会议受到了以俄国、奥地利和英国为首的少数大国的操控，因而最终演变成一场大国瓜分战争果实、满足各自野心的分赃会议。会后建立的所谓维也纳体系，实际上违背了各国人民的意愿，重新恢复了欧洲旧的封建秩序，把人民再次置于反动统治者的压迫之下。通过维也纳会议签署的《最后议定书》，俄国获得了芬兰和比萨拉比亚，并再次攫取了波兰的绝大部分土地。俄国势力开始深入中欧。 为了镇压欧洲各国不断掀起的革命运动，巩固维也纳会议所确定的反动秩序，在沙皇亚历山大的倡议下，1815年9月，俄、普、奥三国首脑在巴黎共同宣布成立了“神圣同盟”。在同盟中，俄国起了主要的作用，继续扮演着“欧洲宪兵”的角色，在欧洲的政治舞台上，挥舞着反动的大棒，显示着与众不同的地位和权威。 维也纳会议的结果和神圣同盟的建立都清楚地表明：沙皇俄国在欧洲大陆上已经不再有势均力敌的对手，它成为了欧洲大陆的主宰。 五、帝国主义列强锁链上最弱的一环 19世纪初，凭借着打败拿破仑帝国的余威和在“神圣同盟”中的领导地位，俄罗斯达到了它帝国历史上辉煌的顶点。但是以“神圣同盟”为首的欧洲封建反动势力并不能阻挡历史前进的脚步。19世纪20、30年代，资产阶级革命风暴席卷欧洲，许多国家纷纷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国家实力日渐增强。而此时的俄国仍旧是一个保守落后的封建专制国家，对内施行腐朽的沙皇专制统治和农奴制度，对外奉行穷兵黩武、侵略扩张。因此没有抓住加快发展资本主义的有利时机，在通往现代化的道路上远远落在了后面。到20世纪初叶，看似强大的俄罗斯已经跌落到了虚弱的谷底，成为帝国主义列强链条上最弱的一环。 以邻为壑树敌多 从19世纪初到20世纪初的百年当中，俄国对外用兵的记录一直不停地延续着，它的发展几乎与战争始终连在一起。1828年4月，俄皇尼古拉一世亲率15万大军发动了对土耳其的战争。1830年，沙皇派遣11?5万人的军队镇压波兰人民的反俄民族起义。在攻陷华沙之后，又命令10万俄军常驻波兰，加强殖民统治。但这终归是徒劳的，只能激起受压迫者更强烈的反抗。1849年6月，沙皇派出20万大军血腥镇压了匈牙利革命。杰出的匈牙利爱国诗人裴多菲就牺牲在了抗击俄国侵略者的战役中。他用自己的鲜血实现了“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的豪迈誓言。匈牙利革命的失败是1848年欧洲革命的尾声。通过镇压1848年欧洲革命，沙皇俄国的欧洲大陆霸主地位和反动堡垒形象得到了巩固。 1853年，俄国为在黑海沿岸获取更大的利益，以无理要求为借口悍然出兵土耳其，俄土战争就此爆发。战争初期，俄军的节节胜利引起了英、法等国的担忧。为了同俄国争夺黑海和巴尔干地区的控制权，英国、法国和奥地利等国于1854年对俄宣战，史称克里米亚战争。西欧列强的参战很快改变了战争的局面，处于孤立一方的俄国最终战败，于1854年3月被迫缔结和约。按照和约规定，俄国退还了战争中掠夺的领土，还被剥夺了在黑海拥有的权利，可谓损失惨重。 克里米亚战争的惨败沉重打击了沙皇俄国的嚣张气焰，充分暴露了俄国经济、政治和军事等方面的腐败和落后状况，成为俄国从强势地位走向衰败的重要标志。战争中，俄国军队在武器装备、训练水平、指挥能力等方面都明显落后于英法联军。由于缺少铁路，俄国调动军队和给养花费的时间要远远超过英法。而工业发展的滞后导致俄国海军只能以木帆船与英法军队的铁甲舰对抗。 “八一九事件”犹如最后一根稻草，给了动荡的苏联以致命的一击。“八一九事件”后，叶利钦下令中止苏共在俄罗斯领土上的活动。8月24日，自觉已无力回天的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并建议苏共中央“自行解散”。各加盟共和国的分立势力急剧增长，纷纷宣布独立，苏联迅速走向解体。1991年12月1日，乌克兰在其境内举行全民公决，多数乌克兰人赞成乌克兰独立。12月8日，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和乌克兰总统克拉夫丘克、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舒什克维奇在白俄罗斯别洛韦日丛林会晤，签署了关于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的协定，并联合发表了告全体人民书，宣布苏联解体。三国元首商议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并邀请其他共和国参加独联体。12月21日俄罗斯与白俄罗斯、乌克兰、摩尔多瓦、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等苏联11个加盟共和国的元首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拉木图举行会晤，以创始国的身份签署了《关于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协议的议定书》。会议致函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通知他苏联已不复存在。 1991年12月25日，早已名存实亡的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发表电视讲话宣布辞职，并把武装部队和象征无限权力、控制着2?7万枚核弹的核按钮交给了俄罗斯总统叶利钦。19点38分，印有镰刀锤子的红旗从克里姆林宫楼顶徐徐地、却是永久地降下。随后，俄罗斯联邦的红、白、蓝三色旗冉冉升起。它从事实上宣告一个时代就此终结了。第二天，苏联最高苏维埃举行最后一次会议，从法律上宣布了苏联的灭亡。 七、启示 俄国历史学家柳切斯基说：“一部俄国史，就是一部不断对外殖民、进行领土扩张的历史。”对外侵略扩张是俄罗斯历史上长期奉行的战略传统。但正所谓成亦扩张，败亦扩张，扩张为俄罗斯带来了称雄世界的领土和资源等物质条件，但也造成了它内政虚弱、经济凋敝和众邻疑惧的致命缺欠。 基辅罗斯受洗使俄罗斯接受了西方的基督教文明，从而与欧洲建立了联系，获得了一定的欧洲国际社会成员的身份，从而具备了欧洲文明的特征。但是，由于俄国长期受到东方专制文明的影响，加上地理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封闭性和缓慢性，产生了俄国与欧洲国际体系的较大差异，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俄国的大国成长正是在这种差异性与同一性中展开的。俄国的社会性成长没有离开西方基督教社会的基本规范，却以独特的国际政治社会化形式形成了俄国大国成长的独特模式。 列宁在参与苏联成立初期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曾意味深长地指出：“我们还要进行多少顽强繁重的工作，才能达到西欧一个普通文明国家的水平。”十月革命已经过去快90年了，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非但没有达到“西欧一个普通文明国家”的发展水平，相反却被断送了整个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在此视角下，回眸苏联70年历史兴衰盛亡，也许被忽略之处在于那个在全球化早期背景下的“接合部文明构架”的出发点；成功之处在于布尔什维克人充分运用接合部文明形态所提供的一切机遇与条件，实现了革命转变；而缺失之处则在于革命成功后，布尔什维克人将胜利的成果过度意识形态化，孤立地从社会形态更替的角度来提出问题和进行战略设计，尤其是忽略了文明独特性对历史进程的深刻制约性，忽略了文明制约下反工业文明的倾向，以及对市场经济与民主体制的排斥。或许，处于不同地域文明背景与传统之下的社会发展道路总有其不可替代的独特内容和逻辑。 2002年，什?姆?蒙恰耶夫和弗?姆?乌斯季诺夫在其撰写的《苏维埃国家史》一书的结语中也认同这个观点：“历经了多年对苏联历史的否定，今天终于合乎规律地在千百万人的心中产生了一种意识：不能否定苏联70年的历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