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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失皆在“形象大于思想”——观电影《投名状》

2007-12-14 21:20:58    堂吉诃德/时光网

编者按:值得期待大片,陈可辛的力作!

作为08贺岁大战的开篇之作,由香港导演陈可辛执导的古装动作/战争片《投名状》一扫几年来国内动作大片的浮华奢靡、夸张斗炫,美学上返朴归真、洗练扎实。其动作设计脚踏实地、真刀实枪,其人物造型蓬发乱须、灰头土脸,其服装体系色调单一、破旧脏乱,其场景设计阴雨连绵、烟火熏天,所有这些努力共同指向一个字——“真”,加上流畅合理的剧情安排和粗犷到位的演员表演,让看烦了花拳绣腿、奇装异服、虚情假意的国内观众不由得眼睛一亮!中国动作大片历经数年的坎坷摸索,总算毕业成熟了。
然而,假如我们不仅仅满足于影片剧情不再让观众笑场,不仅仅满足于影片骇人的细节真实和拙朴的视觉震撼,而是希冀看到一部尽善尽美的战争大片,那么我们便不免对这部已经跨出了九十九步的影片那完美之路上欠缺的最后一步感到格外遗憾。这最后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步便是影片在思想主题上的混沌和情感认同上的模糊。

假如我们走出影院,脑海中回味的只有影片场面上的真实宏大,细节处理上的精雕细刻,而不是主题意蕴的悠远深沉,道德情感的冲击震撼,那么,我们就不能不指出《投名状》有“细节大于整体,形象大于思想”的嫌疑。如果说,《英雄》等国产大片大都犯过“形式大于内容,思想大于形象”,以致人物概念化、脸谱化的错误,那么拥有丰富细节和饱满形象的《投名状》的问题在于,过于繁复的细节和形象扰乱乃至屏蔽了影片本该清晰的主题,从而让观众无所适从。这有点像一网撒出去,打到的鱼太多,渔网收不拢、兜不住了。

在影片的宣传和导演阐述中,“兄弟情”一直都是作为影片的主旨来表现的,从影片选取姜 午阳作为画外音的叙事者来看,创作者似乎把姜午阳所坚持的“纳了投名状的兄弟结义不可违逆”作为正面价值观来弘扬,然而且不论“投名状”这种杀人结盟的方式本就违背人道,即便是光明正大的私人情谊,一旦面对公共秩序和大众民生,其优先性和合法性同样受到质疑,因此,影片中的庞青云即便有“背信弃义”的举动,但也并不像民间故事中那般让人憎恨,原因就在他的行为背后同样有道义支撑。人道、诚信、秩序、爱情、兄弟情谊,当这些不同向度的正面价值观念同时出现在影片中,彼此冲突,此消彼长时,导演或许还原了生活原有的复杂性,但也同时把观众带入了困惑之中。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陈可辛曾经直言“在这部电影里,你分不出谁是好,谁是坏”,这部影 片的角色“没有绝对的好与坏”,如果说导演的这一“不打自招”排除了影片的价值混乱出于把握不住的艺术失控,实乃有意为之,那么导演的这一创作思想却更有商榷的必要了。的确,生活本身是复杂的,象剧中庞青云、赵二虎、姜午阳这样亦正亦邪、亦兵亦匪的人物,历史上不乏其人,在当今社会,无论是“无间道”的香港还是“重和谐”的大陆也都普遍存在,在艺术中表现这种混沌状态不仅是可以的,甚至往往能成就大作品。然而,正如生活中的人物不等于艺术家,生活中的正邪不分也决不能成为艺术创作中是非不明的借口。艺术家有义务也有必要对混沌生活和复杂人物作出或明或暗的价值甄别。其原因不为别的,生活在混沌世界里常常陷入困惑的观众需要知道谁对谁错!尤其是面对人数巨大、参差不齐的商业电影观众,艺术家尤其需要把人类共同的主流道德价值观通过艺术形象、通过电影叙事显现出来。或曰,这是卫道士的杞人忧天,与艺术无关。事实并非如此,价值观的混乱,首当其冲受影响的恰恰是影片的艺术效果。其中一点就是,观众不知道该认同影片中的哪个人物,从而无法让情感介入,只能置身事外,冷眼旁观几个貌似大英雄,实则可怜虫的小人物的自相残杀。那么是什么导致了观众对影片情感认同的困惑呢?笔者认为根源在剧中的三个主要人物分享了本应属于一个人物——即悲剧英雄的艺术弹药,甚至相互射击。这不仅削弱了其中任何一个人物成为让观众认同的悲剧英雄的可能性,更直接导致了认同混乱。

鲁迅说悲剧就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了给人看,对一个悲剧来说,这个有价值的东西只能也必须体现在主人公身上,并随着主人公即悲剧人物的毁灭而毁灭,从而给观众留下无尽的感喟。然而,在《投名状》中,大哥庞青云作为第一主角,却并非悲剧英雄。他身上固然存在一定的正面价值,例如对待百姓的人道主义、治军的严格纪律、对女人的理解和关怀等,但这些价值并没有大过他身上所具备的道德缺陷,包括对生命的漠视、对诚信的背叛、损人利己以至杀兄的自私和冷酷。庞青云身上有悲剧性,但只是个可悲的人物,绝非悲剧英雄,他无法让观众接受和认同。

二弟赵二虎重义守信而又惨遭毒手,他身上蕴含了最多的悲剧性,也赢得了观众的认同,但是他不是第一主人公,作为草莽英雄,一介武夫,他的戏份尤其是内心戏份有限,因此虽能引人同情但却难堪大任。三弟姜午阳只是个鲁莽小子,但他维护投名状,替兄报仇,是影片表层价值观“兄弟情”的主要体现者,而且承担了画外音叙事评论这个通常被认为是导演传声筒的任务。这样,导演分身有术,肢解了自己的情感投射和价值承载,模糊了导向性的价值判断,其得或许在能引起思考者的阐释冲动,其失则在于,不知道该认同谁,没有了情感介入的观众只会有视觉震撼,难以有情感的悲恸。而这显然与导演的初衷背道而驰,这可是一部典型的悲剧风格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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