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以现实为架构的电影作品，具有其独特的生命力所在，而汲取文学世界中的精华，自当成为电影创作一条可取的捷径与正确的道路。依赖文学与影视的默契相连，相信这条路将会走得更宽更长。因为“是文学驮着电影走出了国门，走向了世界，让世界了解我们中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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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顾中国电影的发展历程，不难看出它与文学之间难以割舍的关系。张恨水、张爱玲、鲁迅、巴金、老舍等作家的代表作品，都曾经被成功地改编成电影。谢晋等电影大家都衷爱文学改编，名作《芙蓉镇》即是改编自第一届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此外还有吴贻弓的《城南旧事》、凌子风的《骆驼祥子》、谢飞的《香魂女》、吴天明的《老井》等等，不胜枚举。只需要看一下历届金鸡、百花奖的获奖作品，各大名导的代表作，就可以看出文学对电影的影响有多巨大。
如今，电影又迎来了一个商业性、资本化的时代。一部电影的投资动辄百万千万，投资方不敢贸然下注，于是选择一部已经经受过一轮市场检验的文学名著，不失为一种稳妥的选择。有了名著作为底子，电影一开始就占得先机，赚得了各方的关注度和眼球。虽然改编名著容易找来骂名，但是借此而身价攀升的导演亦不在少数。
“第五代”的领军人物，鼎鼎大名的导演张艺谋，他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就是受惠于文学作品。对此，张导也毫不避忌，他曾经宣称：“是文学驮着电影走出了国门，走向了世界，让世界了解我们中国。”谈起张导由小说改编的影视作品，我们大多耳熟能详。1987年，根据莫言的小说《红高粱》和《高梁酒》改编的电影《红高粱》，便是他的电影处女作，也是从这部作品起，他开始热衷于对当代小说的影视改编。同时，他也擅长用全新的视角对原著作出改造，在尊重作者创作意图的基础上，使作品显得更丰满，更具电影化魅力。难怪连《红高粱》的原著莫言也对其心悦诚服。其后，还有一系列佳作诞生：1992年由刘恒的《伏羲伏羲》改编的《菊豆》，由陈源斌的《万家诉讼》改编的《秋菊打官司》，1994年由余华的同名小说改编的《活着》，以及1999年的《我的父亲母亲》等，都是张导改编文学的丰厚回报。
张艺谋经常在文学作品中提取素材和灵感，他常年订阅《收获》等文学杂志，同时他也非常明白优秀的文学作品对于一部电影来说的非凡价值。对此，电影《活着》的原著余华曾经有过一段有趣的回忆：张艺谋一开始提出的改编费就是一个绝对的高价，过了一阵子，张导又找副导演王斌和余华商量，余华以为他们是想压低价钱，就很不高兴的把他轰了出去。后来他们竟然主动打电话，把价钱提高了一倍。张导出手如此大方，让余华惊讶不已。从中也可以感受到，一个功成名就的大导演对一部好的文学底本的孜孜以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