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届金马奖到来，寂寞的华语电影界随着媒体的鼓噪而变得喧嚣起来。在经过台湾电影沦陷、香港电影滑坡、内地电影危困等产业风暴之后，人们对其的期望值俨然已变得异常淡漠。毕竟，能够拿到台面上说事的好电影已经是少之又少，既然大家半斤八两，都有大堆的问题尚待商榷，又哪有什么最佳不最佳争议。
在电视综艺越来越嚣张的当前，这个最终必然要通过电视媒介向大众传播的奖项，已经沦为了彻头彻尾的娱乐游戏。没有人会记得它自身的标准，没有会再探求它的独立性与艺术高度，惟独剩余的，只有那些只存在于口头流传的金马记忆。
生于争议
现在人们所谈论的金马奖，事实上诞生于1958年，那时侯正式举办了全台电影的大型表彰活动，而名字也恰恰就起了流传至现如今的这个“金马”。不过，那时侯的评选，是很单纯的台语片，并没有国语片的踪迹。要知道那时侯台语片在台湾拥有绝对庞大的市场，每年的产量基本都在几百部以上，即便是与之远隔海峡的香港，每年也要为开拓台湾电影市场而生产1到2百部的台语片，可见那是何等的繁荣与风光。
一九六二年起所举办的金马奖，却已经变为了为了奖励国语片而立的大型活动，而将台语片逐渐拒之门外。因泛政治因素，当局与文化机构开始打压原本风行的台语片，除了在电检方面严行控制之外，更以新的公办制片厂取代了原来的“大片场”，而此时诞生的金马奖，则更是一种通过文化表彰而削弱台语片市道的政宣行为，此举当时不仅在全台被广大台语片创作者与公众所抵触，更在文化界引起了相当广泛的争议。
原本金马奖的定义范围是在全台，但一九六二年台湾仍旧还是台语片的天下，又哪来的多少片源供评选方选择？结果，新闻局的脑子一转，当即把香港电影当作了临时的救命稻草，把曾在台北院线公映过的香港电影邀请入围作为了遴选对象。结果，一个单纯的台湾电影表彰，就这样被定义为了泛华语地界的大范畴，不得已地走了条准电影节的道路。更让当局没有预料到的，是那被拿来临时充数、救场、救命的香港电影，居然如此大而方之地压在台湾电影的头顶四十四年，其垄断性的包揽现象到现如今都没能改观。
当局对金马奖的重视是显而易见的，作为一个当时新兴的政宣工具，新闻局无时不在以铺张的形式对其进行包装与推广。在颁奖的第一年，当局请到台湾艺术家杨英风塑成金质战马奖杯。用“金马”造型示人，一般解释为：金是一种贵重的金属，起贵重为荣耀的象征；而马是动物中的俊杰，用以形容神俊。用金马作为对杰出电影影片及从业人员的奖励，含有“尊崇起女篮成果，并期许再度向前驰骋的意义”。当然，这个奖杯还有着呼唤自由的寓意，但事实上却一点也没给电影人何等自由，由于当年此奖是由台湾“行政院”新闻局主办。参加评选的新闻局官员和大公司的老板财阀，左右着金马奖的评审。所以，得到荣誉的，却并不一定都是最优秀的。
突遭横祸
香港电影在第一届金马奖上威风八面，《星星、月亮、太阳》与《杨贵妃》成为大赢家。现如今，我们可能很少能够想起当年的盛况，来自香港的尤敏成为了金马奖第一任的影后，她在台上代表得奖人的致辞，恰恰正折射着台下台湾电影人的无限尴尬。
当年没有什么电影评选的香港电影人，是绝对看重并青睐这个新兴的电影盛会的。自第一届金马奖香港电影在评选上大行垄断之后，而后大量的港片与公司代表都纷纷主动走进台湾，有的寻门路、有的寻市场。最为夸张的则是一九六四年，在金马奖开选之前，第十一届亚洲影展率先在台北举行，香港两大对头─电懋老板陆运涛与邵氏邵逸夫(邵逸夫新闻,邵逸夫说吧)都参加了。当晚整个会场居然没对亚洲影展抢白多少，反而更多都是为金马造势，两大巨头还针锋相对地互打口水战，互把金马看做了自己的囊中之物。
也正是这短日子，陆运涛突造横祸，埋骨他乡。那是在六月二十日，陆运涛想一睹故宫博物院的宝物，当时的故宫博物院尚未迁至台北外双溪，而藏存于前台制厂内，因此搭乘民航公司（CAT）客机前往，不幸竟在台中县神冈乡上空机毁人亡，陆运涛与周淑美夫妻俩人、电懋总经理周海龙夫妇、制片经理王植波、台湾省新闻处吴绍燧夫妇、行政院新闻局联络室主任庞耀奎、港九自由影人总会主席胡晋康、台制厂长龙芳、国际大老板夏维堂等电影俊秀全部罹难，所幸邵氏公司及中影大员如李行、白景瑞等都不在这架飞机上。这一摔机，电影界元气大伤，以致金马奖停办一年。
短暂荣光
六十年代台湾一代电影先驱的努力，只在于夺回金马捍卫台湾电影荣誉这么简单。要知道此时的香港电影已经再不会为了台湾市道而每年大产台语电影，而是以国语电影霸主的姿态往来台湾赚得这份容光。直到李行这一代电影人真正走入台湾电影的前列，这一现象才得以打破。自1965年开始，台湾一披反映乡土人情的电影开始风行而琼瑶片也开始占据市场的时候，台湾电影才有了香港电影在金马奖上平起平坐的资本，随后又以压倒性的优势夺回了大半失地，令香港电影公司不得不重新调整战略，开始在台湾独立成立电影机构，算是缔造了台湾本地电影的短暂辉煌。
回想六七十年代的台湾金马，我们可以想象台湾本地电影人在获取成就时那份意义不同寻常的喜悦，更会铭记那些灿烂而容光的笑容。凭《家在台北》夺魁的归亚蕾，可谓是台湾电影走入七十年代的一个灿烂而短暂的标志，要知道自此之后，台湾电影的这一影后桂冠，仍大半失落于香港女星的怀中。在李行变换着路数，仍旧独立支撑台湾电影的希望时，我们不难看到这一时期台湾电影金马奖最大的尴尬所在。凭借《龙门客栈》、《侠女》等武侠巨制的一代宗师胡金铨似乎被彻底遗忘，而取而代之的往往都是邵氏武侠与台湾本地琼瑶戏，金马奖看重商业而轻艺术的俗成也籍此风行。
七十年代开始，台湾金马的商业化取向开始蔓延开来，大多以商业成绩为先的电影开始获利，而同样以青春为本钱的女星也频频出位，诸如初出茅庐的恬妞以及中兴琼瑶片的招牌林凤娇等等。当然，这一时期的金马也无时不在透露着它的可爱之处，现如今已经绝迹的最佳童星奖在那些年是何等盛行，台湾电影乃至电视界培养儿童明星的传承也自此而来。
乱于争议
金马奖的政宣职能在八十年代初期随着政宣电影的没落而结束，自1984年起，这项活动便交由民间电影社团轮流主持，评审人员亦有各社团推荐，但是由于美学观点、个人生活经验、来自不同单位等差异，在评审过程中，也会出现尖锐的对立；尤其是在对新电影和电影发展方向的问题上，出现明显的分歧。例如：1985年在22届金马奖评审会上，侯孝贤(侯孝贤新闻,侯孝贤说吧)的《童年往事》只夺得六项提名中最佳原著剧本及最佳女配角两项金马奖，可是在同年的亚太影展上侯孝贤的《童年往事》获得最佳导演奖，由此可见，金马奖评审的尺度和和国际影展有相当的距离。此后，在1989年之前的5年里，新电影与台湾传统电影以及新兴商业电影之间的纷争从未休止，两派电影势力在金马评选内外勾心斗角，随时展开论战，一时硝烟不散，规则混乱。
自由的金马事实上只存在了几年时光，在八十年代末，眼看两岸壁垒被逐渐打破，大量台湾电影人借道走入内地拍片，当局立即以规范的名义而重新夺去了金马奖的主办权，在新闻局的主导下，1989年的第二十六届金马奖，变成了“台北金马国际影展”，民间电影团体主办仅留其名，实由官方办理。本届除国片竞赛部分继续办理外，又兼办了国际影片竞赛。国际影展部分是向着名的世界级影展邀请得奖的大片再予评审发给奖金，并邀请外籍人士参加评审，他们因有所顾忌，竟选出两部最佳影片，同一片三个女演员都成了最佳女主角。这事后来遭到国际杯葛，因此只办了这一届便作罢了。
死于争议
九十年代，台湾电影市场逐渐沦陷，大量电影人都把目光投向了海外影展，而金马奖则开始在缺柴缺米的尴尬中显得孤独了起来。到底是选择艺术？还是表彰商业？这个争议开始困惑金马奖的评选势力，要知道台湾电影已经拿不出什么象样的商业片，而以往大量的艺术电影也都不被金马奖所重视，这样的状况使得主办方不得不在商业与艺术之间左右摇摆，没能把立场坚持到底，反而引起了更多争议。
前有朱延平入主金马奖而造成电影人罢选，后又有艺术电影人入主而朱延平等罢赛。最终矛盾到九十年代中末，唯一还能为台湾电影争来荣誉的新生代电影人蔡明亮(蔡明亮新闻,蔡明亮说吧)也数度以罢选罢赛相与金马相抗衡。在台湾电影无法选取表彰标准，而更没法组织矢量片源参赛时，香港电影仍旧扮演着大包大揽的角色。不难看出台湾电影金马奖的所谓独立性俨然已经被彻底掀翻见底，好象时光又退回到六十年代初的大会，借助尚辉煌的香港电影充充脸面。
香港电影象遮羞布一样盖在台湾电影金马奖上这么多年，而到如今，逐年恶化的世道却不能再以产业链条继续支撑金马奖的维系。自2002年始，香港电影产量滑坡、素质下降、商业溃败，每一年都在刷新着新的最低出品、最低效益纪录。在2005年，金马将在经历了这几年年参赛片仅仅二十几部的尴尬之后，更显得无所适从、举步维艰。
2006年，金马奖面对着香港在去年一年里仅数十部的影片产量，而不得不把目光投入到内地。在放宽条件，而把合拍片放入选择范畴之后，大量的内地电影开始走向今年度金马奖的展台。《好奇害死猫》、《夜宴》、《疯狂的石头》、《看上去很美：小红花》以及中途退出的《吴清源》等等都开始捕捉人们的视觉，而香港电影则似乎在今年这个大荒之年不得不做了一次陪衬。
金马奖是越来越热闹了，但华语电影的市道却是越来越恶劣。已经没有电影的台湾，在借助香港、内地两扇门板遮掩着自身的尴尬，又以新哄起的内地电影作为卖点。然而，在这热闹的外景背后，又有谁来关心中国电影的明天该向哪个方向偏一偏、转一转呢？我想，回溯一下如今那越来越没滋味的香港电影金像，以及越来越没人待见的金鸡百花你就明白了。该活的死不了，该死的活不下。歌舞升平的假象都是电视综艺用来娱乐大众的，而与电影界目前这恶化的生存状况无关。当然，也于中国电影的明天彻底无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