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895年诞生那天起，电影就天然的具有了商业属性。由之衍生的电影产业是一个包括电影的拍摄、发行、放映以及观众和导演、演员的交流这样一个一条龙似的文化流程与商业流程互相依赖的双股剑。然而，在即将纪念电影诞生一百一十年的前夜，中国的电影产业状况远远不能让我们充满足够的自信向天才的卢米埃尔兄弟致敬。电影产业的流程在中国依然是残破不全的。我们不禁要问：一百年，本该是盛年的电影巨龙在中国如何就变得断磷残甲了呢？
进退维谷的观影现状
现象之一：观众不想看电影
中央电视台曾对北京、上海、广州三城市700多位居民进行了抽样访问，调查结果显示：在最近的一年中，51.0%的受访者去影院看电影的次数在一到五次之间，这也是居民去电影院次数较为集中数量段；其次，23.0%的居民表示曾有过六到十次去影院的经历；仅有9.5%的居民在过去的一年中去影院观看电影的次数超过十次；此外还有16.5%的居民表示未曾去过电影院。就人均来说，现在中国年人均看电影次数为０.５次，仅是美国的十分之一。
现象之二：想看电影看不到
2004年，彭小莲导演的影片《美丽上海》获本年度金鸡奖最佳导演和最佳女演员两项大奖，这部片子的竞争者是创造票房奇迹的大片《十面埋伏》。可是这样一部实力不俗的电影却从未曾在市场与观众见面，连一向消息灵通、从事文化娱乐新闻采访的记者们都鲜有了解。
像《美丽上海》这样未上舞台先上（领）奖台的现象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了。2003年金鸡奖最佳影片《暖》、2002年金鸡奖最佳影片《美丽的大脚》都遭遇了过同样的尴尬：台上主创人员激动异常，台下和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却“不识庐山真面目”。
最佳影片如此，最佳男女主角等单项奖又何尝不是这样？试问，力保夏雨荣登2003年百花奖影帝的《警察有约》有几家影院放过？2003年金鸡奖影后余男主演的《惊蛰》又有多少观众受过“惊”？2004年摘走金鸡奖影后桂冠的《茉莉花开》就更加可笑了，获奖以前只在北京大学生电影节和上海国际电影节上各放映过一场，担着“上帝”这个虚名的观众们连“花香”还没闻到，“茉莉”怎么就如此轻而易举地独占花魁了呢？
现象之三：票房高 骂声更高
这两年来，张艺谋日益成为“票房灵药”的代名词。2004年7月16日至8月2日，由他执导的国产影片《十面埋伏》首映。短短18天内，该片在大陆地区狂卷1.503亿元人民币票房，超过同档期放映的进口大片《后天》和《特洛伊》的票房总和。然而，普通观众和专家学者们对它的批评、厌恶甚至讨伐之强烈也早超越了对待以往任何影片的态度，在2004年夏秋之际形成了几十年来都少见的“全民文化运动”。争论的话题从影片的剧情、拍摄，到导演的艺术追求，甚至早年经历、性格特征，一直到管理部门特殊照顾下发行的霸道，一时间剑拔弩张，言刀语剑，斗得不亦乐乎。真正的“十面埋伏”并不在电影中，而是在观众席上、在网络论坛上、在报纸的娱乐版面上。这部电影和他的制作者们倒成了被伏击的人。
发行、院线和盗版——症结说不尽
拷贝“零发行”：观众想当“观众”而不得
中国电影从产量上来说不少，但进入市场的并不多，很多影片观众根本看不到，有的根本就没有发行。据电影专家李宝江介绍，目前国产片的发行主要有４种情况：一是“不发行”，即所谓的“零拷贝”，电影拍完了就完，拍摄者根本不考虑片子的出路，自己拿到报酬就得；二是“盲目发行”，拍摄者从一开始就没有考虑相应的观众群，片子拍完后，撞到哪儿算哪儿；三是“非市场发行”，即通过行政命令等一些非市场渠道促销；四是“依赖性发行”，摄制者找个大公司，把产品卖掉“一了百了”，收回投资即可。
还以彭小莲导演为例。她在筹拍吕丽萍、孙海英主演的《假装没感觉》时，电影厂对拍摄投入成本的一再压缩，片在拍摄之后一年多的时间几乎没有宣传，等于“死”在仓库里，最后只以可怜的价格卖给了音像公司，发行VCD。彭小莲认为，这次获得金鸡奖固然值得高兴，但她仍感到战战兢兢，希望这部“金鸡影片”影片在发行上能好一些。霍建起执导的影片《那山那人那狗》，在国内一个拷贝也没有卖出去，只好卖给了电影频道，成了无奈的“电视电影”。
影像只有最终出现在观众面前时，一部电影的价值才能体现，拍电影的整个流程也才最终完成。一直以来在电影界存在着的“重拍摄，轻发行”的恶习，致使产销严重脱节，不仅不符合市场规律，对投资方造成损失，也让观众失去了观看更多种类电影的机会。相比受宠的大片们，国产电影在“生命的开始就是生命的结束”，除非在电视上露个面，永远的成了仓库里的孤儿。
院线太单调：失望更比希望大
至于“票房高、骂声更高”的现象，其实也不难理解。每年只有那么几部电影提供给观众，他们的观众的胃口在之前被媒体吊的老高，看完了不骂才怪。如果各人到不同的电影院看自己喜欢的电影，是断然不会出现这样的“全民讨伐张艺谋”现象的。你不喜欢他的电影，至多不去看就好了，可以去看自己喜欢的电影。如果像现在这样，自己喜欢的电影看不到，可供选择的电影少之又少，在看盗版之余，不集中目标将“靶子”打烂、打穿是根本不足以平“民愤”的。
人们对张艺谋电影“穷凶极恶”地大批判，并非像对待中国足球一样，对国产电影的彻底失望和弃绝。正相反，国产片的质量非但不差，观众也是非常喜欢看国产片的。这听起来像一个天大的笑话，可实际分析起来，这样的结论就非常有道理了。
就以霍建起导演的影片为例吧。他的电影《那山，那人，那狗》在日本一家电影院的一个影厅里长年放映，到2003年底的时候，票房已经有10亿日元了。把这个数字换算成人民币就是7000万元。这个例子说明，国产影片的质量是不容置疑的。可同样是《那山，那人，那狗》，在国内就连一张拷贝也卖不出去呢？是经受的大片洗礼的观众厌倦了国产片吗？
山西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暖春》几乎被所有的院线影院所不屑，因为它一无偶像明星、名导演的市场号召力，二无大张旗鼓宣传炒作的实力。然而正是这部投资拍摄的低成本、小制作的影片，却实现了巨额资金的回收效益和广泛的社会影响。
在第九届中国电影华表奖评选中，山西电影制片厂厂长李水合获优秀出品人奖；在当年的大众电影百花奖评选中，《暖春》又获得故事片奖和优秀女演员奖。李水合说，自己主动带着影片的拷贝下到基层，一处处地放映，一处处地作宣传，尽可能地创造条件让观众看到影片。该片先从山西省内开始放映，一个月内票房收入150万。影片然后又在石家庄、邯郸，沧州等地放映，观者如堵，把同期热映的进口大片也抛在后面。影片在新疆放映时，在乌鲁木齐市创下60万票房的纪录，因其感人至深，还赢得了当地媒介“3天哭出10万”的热烈推荐。
也许有人会说，这些获奖片，由于艺术品位太高，即使进了电影院线，观众面也不多，注定也是要赔钱的。此话不尽然。
实际上，观众的口味需求是多种多样的，在香港，在美国，在欧洲，电影院线也是“花开两朵”：既有供商业大片纵横驰骋的“疆场”，也有专门为喜欢艺术电影的爱好者开辟的艺术院线，二者的功能、片源乃至观众群都迥然不同。可是在拥有十多亿人口的中国，至今仍没有比较成熟的艺术院线，弄得相当数量的艺术片就跟没有名分的“二奶”似的见不得人，这不能不让人感到非常遗憾。
著名导演贾樟柯认为：目前国内的独立电影是一个很不正常的状况，一部电影并不能够走完从创作、拍摄到发行放映的完整过程，而只是拍摄完成就中止了。许多独立电影都只能到国外去寻求机会。拍成的电影不能放映，其实是很大的资源浪费，目前在国内这样的片子大概有三四十部吧。建立专门的艺术院线从经济角度讲对这些电影也是好事。现在的电影机制靠导演的个人力量很难改变。
盗版太猖獗还是电影票房“贵族化”
有人把电影发行的不景气归因于盗版光碟的大肆泛滥。其实，真正入门的影迷都知道，光碟的画质、音轨再好，收录的花絮再多，也不能代替到电影院看电影的感受。把真正爱电影的观众堵在屋子里盯着方寸大小的屏幕，实在是贵族化的电影票价惹的祸。
2004年5月至７月，中国电影家协会电影史研究部在北京、上海、武汉、杭州、广州五大城市对电影市场进行调研。调查结果显示：收入越低的人们，反而在电影观众群落结构中占有率越高，收入在１０００元以下的观众占近３０％。他们的消费能力比较低，难以承受“高消费的电影”。有关专家建议，中国电影业界要满足低收入阶层年轻人，特别是学生的消费愿望。应该把电影还原为大众口味文化消费，让那些因支付能力弱而被拒之影院门外的消费群体坦然走进影院消费。如果影院的大门不打开，就会造成这些有强烈消费愿望的消费者去买盗版光盘。
值得一提的是，所谓“正版光碟”收录的内容之少，制作之粗放，远远不如盗版商们的工作细致、敬业，也更值得影迷们青睐。打一个不恰当的比方，盗版事业的红火是电影发行落后、正版影碟引进不力一手造成的，无异于“逼良为娼”。基于此，盗版不是一天两天能消灭的，除了虚弱地高喊法制的口号，更有赖于切实解决上述的电影发行中的种种症结。
盗版的原罪、电影发行渠道的不通畅、票价的虚高、正版影碟在制作上的弱势地位，诸如此类，这一切都远不能让哪些真正爱电影的人满意，不管他追求娱乐还是追求艺术。看来，正走在十字路口的我们真的不得不充满困惑的问一声：各位，您说，明天咱们到哪儿看电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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