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首届国际DV论坛在北京举行，各知名电影人点评D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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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学者余秋雨：我觉得DV最重要的是，它是一种生存方式。无论是摄像的人还是被摄的人，都进入了一种非常自由的生存状态，这和DV有关。所以这种生存状态，可以说是影像化生存，也可以说是数字化生存。把这两种生存方式加在一起，就是我想象中的DV。
中国影视导演尤小刚：DV作品更重要的特点是它的随机性和发现性，它带来了不是直接化的，而是更加个性化的，去发现生活的这一种手段。所以DV作品在很大一个程度上，兴起了普通人对世界的关注，对世界的观察。
中国文学作家莫言：现在由于这种技术的进步和人们观念的进步，像这种纪录片，拍得很辉煌的，很好看的纪录片，尽可以由一个人或者几个人，在家庭内部都可以完成。
中国纪录电影导演吴文光：有些什么样的人抱着小数码摄像机独步踯躅在自己的纪录之路上呢？我想应该还会有更多，这么多的中国人，以写作为乐趣的人如此之多，当数码摄像机逐渐变得像笔一样简单时，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操起这种“可以装在口袋里的玩意儿”拍起来。
中国纪录电影制片人阿锐：《缘起》就是我们用DV拍摄完成的。今后，我们肯定很关注DV的发展。也就是用DV去关注普普通通人们的生存价值和社会价值，在我们中国的大环境中，普通人是怎样生活的？他们有许许多多悲观离合的生活经历，我们会用DV机关注它，也就是关注普通人的生命意义。这是非常有意义的百姓生活的社会历程，普通人的故事可能仅仅是一个小点，但它透射了整个人们的生活现实。
中国纪录电影导演甘露：是的，DV给我带来了方便，我需要这种方便，也更渴求这种相互交往的真实。因为我特别喜欢真实的东西，所以我才会用DV去拍纪录片
中国电视频道编导英末末：感谢DV。它对于我意味着解放，双手被解放后是心灵被解放。DV给我的感受是：自由。那种自由感让我觉得我是一只小鸟，我可以飞，DV就是我的翅膀。
中国电影导演张杨：DV随意性比较大，摄制人员可以很少。DV的优势就是可以拍出真实粗糙的感觉，这也是另一种活力。DV绝对是有可操作的娱乐活动，投入小，自由度大，操作简单。不必特别讲究，技术性的限制缩小了，拍摄成了更私人化的事。
美国圣丹斯电影节主席乔佛瑞•吉尔默：几年前人们还对DV很不安，因为那意味着糟糕的影像质量，现在大不一样了，它可以做高解析度的录像作品。我们也越来越多地在电影节用数码摄像设备放映电影。最成功的例子是，2002年一部成本15万美元的DV电影，在圣丹斯卖了500万美元。
美国诗兰丹斯电影节主席彼得•巴克斯特：电影节收到越来越多的DV作品，2001年是总数的49%，2002年是58%。DV令人兴奋，因为它廉价，我们自己也在用它。
中国影像传媒学者于丹教授：DV的表现形态是非常感性的，而DV的核心是非常理性的。DV直面人生的真实与贴近，跟现代娱乐是不同的。我认为，DV是捕捉生活中的事实和一种探访与看法。所以，DV必须要有一种观点，一种正确的认识，一种看待和理解生活的客观观点。如果DV没有观念的正常传递，而仅仅是作为生活的碎片去呈现，那么，DV就会很快被人们抛弃。
中国电影导演学者郑洞天教授：我一直主张中国应该先有DV这个短片栏目，就是说一开始发展DV产业要有这个基本定位，先不要定在长片上。如果成型成系统的公开播出了，那是做了一个大积德的事，它等于巩固了一批中国年轻的创作队伍。我认为短片的价值现高，如果将来办起来的DV影像短片节大赛，因为获奖者，他可以再去争取第二部影片的投资，会有电视台或者制片商，跟他签约。另外，也会有更大的制片人，他觉得你的短片很好，你这个导演有才华，就出资给你拍长片。至于将来，就会按这样一个世界的发展趋势。这就是DV作品潜在的前景，而且是非常广泛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