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卫本身就是一种文化，一种我们所说的香港的“无根文化”。从〈阿飞正传〉中阿飞，，〈重庆森林〉中的警察，〈堕落天使〉中的杀手，〈花样年华〉的婚外恋者，到我们要谈论的〈春光乍泄〉的异乡流浪者（当然还有〈东邪西毒〉中的武林侠客，尽管是以古时背景出现），王家卫有如一部时代背景文化的西洋镜，给我们展现着在现代物质文明中活着的各种各样的小人物，他们漂泊徘徊，有如永远流动的彗星一般，让旁人无法捉摸。王家卫曾经说过：“我并不是对都市人的失落、错爱等问题有特别的兴趣，因为这种 情况越来越普遍。我只是想把一些现实的事情拍出来，拍点都市气息。”都市中的黑暗，我们从〈旺角卡门〉的打斗中得以领略，都市中的空虚，我们从〈堕落天使〉徘徊中得以体会，都市中的爱情崩溃，从〈阿飞正传〉和〈花样年华〉的音乐中得以感悟，而〈春光乍泄〉，给我们的，则是另一种的现象，我们平常人眼中少见的那一类人群的生活。
《春光乍泄》是一部关于同性恋的电影，或者按通俗的叫法，是“同志电影”。
本剧演绎了一对男同性恋者（梁朝伟与张国荣）在阿根廷的一段平凡而琐碎的爱恋、争吵和别离的故事。实际上我们完全可以把这部戏当做一部典型的青春爱情剧来看待，情人间的缠绵爱怜，争风吃醋，分分合合，与我们平常所见并无有隔，只是因为这两个主角是两个大帅哥而已，而不是正常的帅哥靓女的搭配。有人说同性、异性，说到底无非都是情性。电影只在乎挖掘得深不深，拍得好不好，与同异何干？同时影片在电影语言的运用上，个性分明，极具特色，在表现主题上，精辟入里，即使是情人之间的自我欺瞒，或是久别重逢等等惯见的煽情技法，都能找到对等的情感深度，演员能够真正有感而发，令人动容，而不再是将异性恋通俗剧换成两个男人扮演就了事的假同志电影了。
同性恋作为一种文化现象。
同性恋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早已浮出海面，以同性恋为题材的艺术创作近若干年也多了起来，其中不乏精品，也少不了赶时髦追潮流的跟风之作。随着社会开放所带来的边缘空间的进一步扩大，在今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同性恋将仍然是艺术家们所愿意关注并涉及的一个主题。但我们可以想像的是，当有一天同性恋不再是作为一种个别现象，而是更大面积地浮出海面成为一种普遍的存在，那些酷爱关注偏狭题材的艺术家可能会对此失去兴趣。这样说来，他们最初对同性恋现象的关注，并不在于它的本身，而是它当时所处的地位。当然，这也无可厚非，对弱势群体的关注是艺术家与生俱来的本能。欧美在拍这方面的电影，要比我们国内早的很多，比较有名的有我们熟悉的《费城故事》，阿莫多瓦的《欲望法则》等，而我们国内则多在九十年代才开始正面关注同性恋的题材。陈凯歌的《霸王别姬》，张元的《东宫西宫》，蔡明亮的三步曲《青少年哪吒》、《爱情万岁》、关锦鹏的《越堕落越快乐》、《蓝宇》等等风格各异的同志电影，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因为国情的特殊性，很多的同性恋题材的影片我们都只能是地下观看，如张元的《东宫西宫》。同时还有很有有意思的一种现象，一些艺术家，拍同性恋的电影，而自己本人就是同性恋者，如《蓝宇》的导演关锦鹏自己就是个同性恋，所以对个中的甘苦、对旁人的毁誉，自然要敏感些。张国荣可以算是我们最为熟知的同性恋者，在《霸王别姬》和《春光乍泻》等同性恋题材的电影中都曾有过出色的演出。他本人对同性恋的深刻体验使他能够赋予角色更丰富的内涵，而且站出来公开承认了自己的同性恋身份，并且大张旗鼓地拍摄并倡导着同性恋电影。
艺术家们有一种关注弱势群体使命感。在他们的眼中，同性恋正是这样一个需要他们关注的生命个体，一个狭小的人群。但这也许是这一种误区，曾在一个报纸看过一个学者关于同性恋的调查报告，文中认为同性恋在中国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群体，只是长期未被社会发现和承认而已，他们可能是弱小的，但他们的数量有可能是庞大的。但是，艺术家们的工作并不是为同性恋正名，或是对这一社会现象的深度挖掘，他们不担负这样的责任。同性恋是一种社会现象，而艺术家们对这一社会现象的关注则是一种文化现象。因此，同性恋文化并不仅仅局限于某一种艺术形式，比如电影，它应是一个广义的概念。或许以后我们对这中文化现象看的多，可能就会见怪不怪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