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寺院既是宗教活动的中心，也是群众聚集娱乐的场所。音乐舞蹈既是祭祀仪式的组成部分，也是宗教的宣传手段之一。在一些规模宏大的寺院中，有着十分精妙的伎乐，这到北魏时期(公元220年—265年)是处处可见的。

《菩萨蛮舞》

　　唐代(公元618年—907年)佛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舞祭，像舞蹈《菩萨蛮舞》就是典型的代表。唐代燕乐及表演性的舞蹈中，都有一些带佛教色彩或者直接来自佛教的舞蹈，比如隋唐时期(公元581年—907年)著名的宫廷燕乐《九部乐》、《十部乐》中的《天竺舞》就具有非常浓厚的佛教色彩;唐朝的《霓裳羽衣舞》也具有浓厚的佛教特色。

　　宋代(公元960年—1279年)的《风迎仙乐队》、《菩萨献香花队》也都有浓郁的佛教色彩。

《十六天魔舞》

　　蒙古人本来就信奉佛教(藏传佛教)，因此元朝(公元1279年—1368年)的宫廷雅舞，也有浓厚的佛教色彩，最有名的是《十六天魔舞》。从许多历史资料看，这个舞蹈有如天女下凡一样，非常优美。

　　在明清(公元1368年—1911年)两代的佛教舞蹈中，有明人袁宏道作的《迎春歌》和清代舞人徐惊鸿的《观音舞》闻名于世。另有清末宫廷舞蹈家裕容龄自编自演的独舞《观音舞》，塑造的也是一位头戴象征佛光的珠环，坐在莲台之上的观音菩萨形象。

　　佛教乐舞，源于印度的“无遮大会”。无遮，即谓佛法平等，宽容无阻，不分贵贱众民皆能参与。历时七十五天，有盛大的歌舞戏剧演出。南北朝时传入中国，梁武帝不仅搞“无遮大会”，还举行“盂兰盆会”。梁代三朝设乐，共有歌舞、百戏四十九项。由于佛教兴盛，伎艺开始走向寺庙。凡遇神节或佛庆，许多寺院都有伎艺表演，除了音乐活动频繁外，还有大规模的乐舞。

　　据《洛阳伽蓝记》记载：洛阳长秋寺，四月四日行像。“辟邪狮子导引其前。吞刀吐火，腾骤一面彩幢上索；诡谲不常。奇伎异服，冠于都市。”景明寺，八月节，“京师诸像皆来此寺”，“梵乐法音，聒动天地，百戏腾骧，所在骈此。”

　　景乐尼寺，“至于大斋，常设女乐。歌声绕梁，舞袖徐转，丝竹咳亮，、皆妙入神……召诸音乐，呈伎寺内，奇禽怪兽，舞忭殿庭，飞空幻惑，世所未睹。”宗圣寺里，“妙伎杂乐，亚于刘腾，城东士女多来此寺观看也。”在这些盛大的乐舞表演中，节目既有印度佛教梵音及梵音的汉化形式，又有民间的百戏、幻术和杂耍。

　　盛唐之时，西域来音，胡舞剧瑚。天丝乐中著名的《天曲》就是一种舞曲。唐玄宗据《婆罗门》改为《霓裳羽衣曲》。公孙大娘舞的《剑器舞》也是一种出于龟兹佛曲《苏莫遮》的“浑脱舞”。而《羯鼓录》中所录食曲32首，则是专门用于法会道场演出，而且以假面伎乐为主，其中“毗沙门”与“龟兹大武”，就是一种戴假面具跳的金刚力士舞。

　　唐懿宗时，佛诞之日，“于宫中结彩为寺”，宫廷音乐家李可及“尝教数百人作四方菩萨蛮队”，“作菩萨蛮舞，如佛诞生”，整个宫廷，似乎都变成了节日的寺庙。

　　唐代的舞蹈也一直保留到宋元，著名的如“拓拔”、“浑脱”、“菩萨蛮”等，皆由仿唐而来。宋舞中夹杂有情节性的故事，既舞蹈又表演，后逐渐放进唱、念、做、打的程式，可以说是中国戏曲的前身。

　　宋代寺院的伎艺演出也是相当兴盛的，著名的东京大相国寺内兽戏、杂伎和戏剧女乐的表演，直可以与勾栏、瓦肆的繁盛热闹相呼应。
　　继唐代俗讲而起的讲唱伎艺，如宝卷、参请、浑经、弹词、鼓词等，在宋时极盛一时并一直绵延到明清，影响了近世多种戏曲及曲艺音乐。俗讲之外，寺院还有自己独立的音乐舞蹈。一般来说。用于寺院庆典、庙会活动的佛教乐舞多体现佛教的通俗性，而用于法事道场的乐舞则要体现佛教的庄严性。

　　现在还留存的大理佛教舞蹈，历史悠久，渊源流长。不论在舞名、曲调、器乐方面都保留着佛教的传统。据《唐会要》记载：骡国在云南西，与天竺国相近，故乐曲多演释氏词云……袁滋、都士美至南沼，并见此乐。
　　大理佛教舞蹈一般都是在寺院大殿或信徒家中做法事时表演。寺庙的表演主要在上元、中元、弥勒会、观音会、龙华会等宗教节庆时进行。信徒家的法事，一般设在正房堂屋，时间多在傍晚至午夜。

　　大理地区现存的佛教舞蹈有五种：

　　绕坛舞，是类似序幕的小舞段，旨在扫清污秽，躬请神灵降临道场接受供养；瓶花舞，用以敬佛献佛，亦用于为做斋人家祝福、祈安；八宝花舞(又名散花舞)，供养神佛，表达舞者和主事人崇敬佛的虔诚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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