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菲宇

　　“舞踏本身就是一种叛乱的艺术。”近日，在北京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的讲座里，学者森下隆以舞踏创始人土方巽的一句名言定义日本舞踏。

　　舞踏诞生于二战后的衰败期，风靡于日本社会最动荡的时代。从一开始，这种舞蹈就与现代舞决裂，将“反叛”的字样铭刻于身。即便在半个世纪后的今天，用“前卫”一词来形容舞踏也并不为过。

　　去年，日本舞踏大师田中泯曾经造访中国，但对大多数人来说，舞踏这种艺术形式依然非常陌生。不过，这块神秘的面纱将被“舞踏——伟大的灵魂”系列活动揭开。从2月底开始的近10天活动中，第二代舞踏大师和栗由纪夫将来到中国，庆应义塾大学艺术中心土方巽档案中心的负责人森下隆也将以自己多年的亲历与研究，将舞踏的历史与现状向中国观众娓娓道来。

　　由“恶”而诞生

　　1959年5月24日，舞蹈《禁色》在日本上演。这部作品与作家三岛由纪夫的著名小说同名，表现的也是同性之间的纠缠。那场演出的舞台上，灯光极为昏暗，观众很难看清两位舞者的动作。严格说来，这并不能称作一场舞蹈。观众看不到任何熟悉而舒展的现代舞动作，相反，两位男舞者土方巽和大野庆人的动作似乎笨重而丑陋，他们在台上呻吟翻滚，宛如用身体书写一首晦涩难懂的诗歌。演出中，土方巽甚至当场绞死了一只活鸡，其场面之怪异使得一些观众不堪忍受，起身离席。

　　这部从内容到表现形式都离经叛道的作品，标志着土方巽与现代舞正式分道扬镳。《禁色》首场演出结束后，土方巽为自己独创的舞蹈取了一个同样怪异的名字：“暗黑舞踏”。

　　土方巽学习过新舞蹈和古典芭蕾，深受美国文化影响，曾梦想成为一名爵士舞者。他一直寻找着舞蹈的核心，在接触萨特的存在主义和法国作家让·热内后，土方巽终于有了自己的答案：“在死囚的行走中，看到舞蹈的原形。”在他的一些作品中，舞者以凝滞、缓慢、沉重的步伐代替传统的舞蹈，充斥着阴沉抽象的祭祀气息。

　　“死亡是舞踏艺术的关键词之一。”森下隆这样评价：“土方巽的艺术原点用一个字来总结，就是"恶"。”在“暗黑舞踏”中，表现的绝非年轻、朝气、美丽的事物，而多半是疾病、衰老和死亡。土方巽试图用舞蹈来描摹人类在极端状况和危机下的身体反应，因此，献祭也常常成为他作品中的主题。

　　这种从“恶”之中延伸出的美学，一方面与土方巽本人的思考有关，而另一方面，又与当时日本社会的状况直接相连。

　　土方巽在二战结束后从家乡秋田来到东京，寄居在拥挤的简易旅馆中。刚刚经历过轰炸的东京百废待兴，一幅凋敝的景象。在此期间，土方巽接触到让·热内的作品，这位作家青少年时期都在流浪、偷窃和监狱中度过。热内融汇了自身坎坷经历的文字让土方巽感同身受，在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他还曾经用“土方热内”作为自己的艺名。

　　或许是沿袭了让·热内的反叛精神，土方巽的“暗黑舞踏”从一开始就具有一种与世俗主流相抗衡的力量。

　　1959年，美日安保条约开始修改，次年1月正式签订。2月交由日本国会批准时，引起社会上非常激烈的辩论。而舞踏作品《禁色》的诞生，恰好处在这一激荡的时期。上世纪60年代，土方巽与大野一雄、大野庆人等人，合作推出了《西红柿》、《形而情学》等多部新作，继续着“反舞蹈”、“反艺术”的表现形式。1968年的《肉体的叛乱》（初名《土方巽与日本人》）更以粗野的表现形式使土方巽声名大噪。虽然土方巽本人并未参与政治活动，但在政治反对声激烈、左翼运动高涨的上世纪60年代，群情激昂的年轻人纷纷被充满了反叛色彩的“暗黑舞踏”吸引。

　　排演《禁色》之时，三岛由纪夫曾闻讯前往排练场观看。后来，他盛赞“暗黑舞踏”为“危机的舞蹈”，并专门为此撰写文章。除三岛由纪夫外，土方巽身上所散发出的创作激情和精神力量，也让他的身边围绕着一大批艺术家。而从其他艺术形式中，土方巽也吸取到颇多灵感。他将英国画家透纳风景画中的朦胧物色转化为具象的情感，受弗朗西斯·培根的画作启发，创作了《疱疮谭》中著名的一幕——麻风病人的舞蹈。因为这种独特的原创性，在20多年的时间里，舞踏一直保持着地下艺术中最先锋的姿态。

　　今日舞踏

　　上世纪60年代，在土方巽“石棉馆”的排练场，聚集了大野一雄、大野庆人、笠井叡、玉野黄市、芦川羊子等一批“暗黑舞踏”艺术家。几年后，笠井叡离开“石棉馆”，成立了自己的舞踏团体“天使馆”。与此同时，天儿牛、室伏鸿等人的舞踏团体“大骆驼舰”成立——日本舞踏艺术由此进入百花齐放的时期。

　　再加上《肉体的叛乱》之后，土方巽客串电影、参加戏剧演出，大众传媒的积极报道将舞踏引入一个极盛时期，许多年轻人慕名加入舞踏表演的队伍中。曾是一名优秀现代舞者的田中泯抛下一切，拜土方巽为师，全天24小时住在“石棉馆”中学习舞踏。这一时期，“暗黑舞踏”正式褪去“暗黑”二字，更名为“舞踏”。正是从那时起，森下隆开始在“石棉馆”中工作。

　　1978年是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年份。这一年，舞踏第一次在法国巴黎公演。舞踏的诞生过程本就受到法国哲学和文学的影响，因此，法国人对舞踏的精神实质并不感到陌生。另一方面，融合了能剧等日本传统表现形式的舞踏与欧洲现代舞截然不同，以至这次法国公演极为轰动。

　　从法国的成功演出直至上世纪80年代，欧洲掀起了一股舞踏热潮。如今，欧洲的舞踏教学与研究仍然保持着相当高的热度，法国、德国、芬兰、瑞典等国都设有舞踏团体，在一些舞蹈节期间，舞踏也会粉墨登场。

　　与国外的热闹景象相比，日本国内的舞踏却进入了一个低谷。“日本国内对舞踏的关心不如以往，舞踏的世界有限，观众也很固定。”对于舞踏的现状，森下隆颇感无奈。在他看来，日本国内舞踏的低迷有很多方面的因素，1986年土方巽的辞世显然是原因之一。“另一个因素是，很多人被当代舞吸引过去。而很多当代舞者认为，舞踏强调的对思想和身体的训练已经过时了。”他回忆，在舞踏最为鼎盛的时期，舞团靠演出基本可以维持开销，但今天的舞踏艺术家们只能艳羡当年的胜景。

　　不过，倘若仔细发掘，在很多领域，仍不难看到舞踏艺术家的身影。田中泯曾应日本著名电影导演山田洋次之邀，在《黄昏的清兵卫》中出演过角色。而音乐家喜多郎曾与玉野黄市合作，多次邀请玉野黄市在自己的音乐会上作现场演出，他还从玉野黄市的舞蹈中获得灵感，创作出《美丽心花园》专辑。

　　“我不愿意看到只有50年历史的舞踏成为传统艺术。”虽然现状并不十分让人乐观，森下隆仍对未来充满希望。“我希望在土方巽已经奠定的方法论之上，涌现出一批有潜力的新人，赋予舞踏这门艺术新的生命力。”

　　（图片由日本文化中心提供，中谷忠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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