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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读程永江先生所著《我的父亲程砚秋》的时候，我一直有一种感觉，与其说这是一部人物传记，不如说更像是一个“寻父”的历程。
他用工笔重彩将家世与童年生活的点滴娓娓道来：老祖母带着儿子们沦落“穷汉市”靠为人缝补过活，老祖母“骂大街”给父亲施加压力以不断接济几位兄长，“我”对宅院中关于“蝶仙”和“蛇精”的神秘探索，“我”在私塾中的淘气顽劣，“我”随母亲逛东安市场、随父亲放风筝和放焰火的温馨记忆……他用春秋史笔掠影民国时代的政局时事：军阀战乱、九一八事变、卢沟桥的炮声……他用类似纪传体例为诸多与父亲相交密切的良师诤友立像：罗瘿公、金仲荪、陈叔通、张体道、徐悲鸿……
这些可以各自独立成篇的章节，内容上相互穿插前后映照，连缀在一起，便构成了一幅绵延的社会历史画卷，而父亲程砚秋的个人史，便在这背景的烘托下逐渐浮凸清晰起来。作为四兄弟中最小的一个，程砚秋为救家困解母忧主动要求卖身学戏，却由最初的为生活所迫转而主动进行艺术追求，并在艺术上臻于炉火纯青的同时，形成独立的思想与人格。正当艺术上如日中天的时候，他赴欧考察，大胆吸收歌剧的唱法与话剧的表演手段，融入京剧表演艺术中。九一八事变之后，他罢演以示抗议。北平沦陷之后，他拒绝日伪政府的义演(募捐购买飞机)要求，此后多次受到人身威胁，他用机智与胆略化险为夷后，隐居到西山青龙桥镇开荒种地，并在当地义务办学。新中国成立后，他将多处房产捐献，继续投身京剧艺术。
程永江先生深入到历史的腹地，挖掘、取舍、连缀，运用其打通多个领域的渊博学识、生动幽默与端庄严整兼具的文字风格，在国事与家史、时代与个人的相互参照中，将一代京剧艺术大师程砚秋的个人史进行了全景式展示，完成了一个“寻父”的历程。
但程砚秋的大师身份以及程永江先生的专业素养，又决定了这一“寻父”的过程，必然具有超出个人与家族视界的品质。
程永江先生早年曾随徐悲鸿学画，后被选送苏联列宾美术学院学习，1959年回国，成为美术界及考古界的知名学者。大约四十年前，他放弃自己的美术专业，开始涉入戏曲与戏剧领域，潜心研究父亲及其艺术，成为京剧程派艺术的研究学者，出版一系列专著，而“寻艺”是其殊途同归的核心。
《我的父亲程砚秋》作为人物传记，在完成其“寻父”的个人化主题的同时，也同样在不同的层面履行着“寻艺”的使命，其中既触及如何维护与传承京剧这一传统艺术样式的现实命题，也以其智性与思想促使读者思考，诸如人品与艺品、个性与艺术风格、性别与艺术魅力等艺术理论命题。
程砚秋的唱腔与表演，以其清俊刚正、绝不媚俗的独特风格，使千千万万人为之痴迷。程砚秋的本戏大多为悲剧，但其悲剧超越了中国传统的那种缠绵悱恻、委曲求全的阴柔之悲，而兼具了西方传统的引发悲壮崇高之感的阳刚之悲。他塑造的女性形象纯洁善良，却又具有宁为玉碎的反抗精神；在他被称为“游丝腔”的如怨如慕、如泣如诉的演唱中，却蕴含着一股锋芒刚劲的质素。这不能不让人将其与程砚秋个性中的刚正慎独、不随流俗联系起来。在艺术家的个性与其艺术风格之间，或许必然存在着某种映照的关系。
在“四大名旦”中，程砚秋的形象举止与个性意趣绝无“女气”，是与人们习惯上对旦角的形象期待反差最大的一位。在台下，他是一位身高1.8米的伟岸侠士；在台上，他扮演的女性形象倾倒众生。可以说，他扩展了中国人的传统审美旨趣，为中国传统的女性形象注入了更丰富的精神内涵。
或许，可以借用一下弗吉尼亚·伍尔夫提出的有关小说创作的“双性同体”说法，一代大师程砚秋的京剧艺术，实则是一种“双性同体”的艺术实践。他打破了两性在个性之美甚至形象之美的传统壁垒，将其融汇为一种更高的双性兼具的人格之美。而他的艺术境界，也正是伍尔夫所说的“炉火纯青、毫无牵挂”的境界。（来源：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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