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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文昌路中心的绿岛上，有一座看起来并不十分显眼的石塔，却是唐代的遗物。在石塔的左近，便是古今闻名的木兰院旧址。木兰院亦称石塔寺，或者惠照寺、惠昭寺、慧照寺，在历史上寺址迭经变迁，惠照寺在唐乾元年间改名木兰院。开成年间得古佛舍利，于寺内建石塔藏之，故又名石塔寺。1949年后，古木兰院因道路拓宽而被拆除，石塔移至今文昌路中央。石塔为五层六角，上有佛像，须弥座石栏板雕刻龙、凤、牛、马等图案，造型古朴，风格凝重。惠照寺在唐代已经出名，名僧贯休有《题淮南惠照寺律师院》，诗云：“仪冠凝寒玉，端居似沃州。学徒梧有凤，律藏目无牛。茗滑香黏齿，钟清雪滴楼。还须结西社，来往悉诸侯。”就是歌咏的扬州惠照寺。
但这座古寺最富于传奇色彩的故事，却是“饭后钟”。据五代时人王定保所撰《唐摭言》记载，王播少时孤贫，就食于木兰院，随僧众听钟声就餐。久而久之，为寺僧所厌恶。一日，众僧故意开饭后才敲钟，待王播赶到时，僧众已经吃完了。这件事使王播感到非常难堪，于是他在寺壁题了两句诗：“上堂已了各西东，惭愧阇黎饭后钟。”过了二十年之后，这个曾向和尚讨饭吃的王播，已经位居淮南节度使之高位。当他重访扬州木兰院时，看到当年所题旧诗居然被和尚用碧纱精心地笼罩，不禁深感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于是他挥毫续完前诗，又新作一绝，这就是《全唐诗》所载王播《题木兰院二首》：
“二十年前此院游，木兰花发院新修。
如今再到经行处，树老无花僧白头。”
“上堂已了各西东，惭愧阇黎饭后钟。
二十年来尘扑面，如今始得碧纱笼。”
诗的意思是说，二十年前游此庙时，木兰正在盛开，寺庙也在新修。今天再到这里，树老了，和尚也老了。那时我因听到钟声后才来吃斋饭，不料和尚都已吃完，只留下惭愧的我。经过二十年的仆仆风尘，而今我的诗才得到碧纱的笼护！
当题完诗时，王播的百感交集与和尚的狼狈惶恐，可想而知。王播，字明歇，其先为太原人。因父亲王恕担任扬州仓曹参军，便定居于扬州。王播是唐贞元进士，曾官诸道盐铁转运使。唐穆宗时，累进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并出任剑南百川节度使、淮南节度使。他在淮南节度使任上，曾开凿扬州七里港河，通城内旧官河，以便利交通航运。
对于“饭后钟”故事的意义，一般都认为是讥刺僧人势利。到了宋代，唯有一个人不以为然，那就是苏轼。苏轼认为，王播不应该对和尚有意见，相反应该感谢和尚。因为木兰院的和尚独具慧眼，看出王播不会久居人下，如不采用“激将法”刺激他一番，他也许会成为庸人。因此，“饭后钟”实乃和尚激发王播用功之“苦肉计”。
苏东坡有《石塔寺并引》，引子说：“世传王播饭后钟诗，盖扬州石塔寺事也。相传如此，戏作此诗。”诗中写道：
“饥眼眩东西，诗肠忘早晏。虽知灯是火，不悟钟非饭。山僧异漂母，但可供一莞。何为二十年，记忆作此讪？斋厨养若人，无益只贻患。乃知饭后钟，阇黎盖具眼。”
苏轼的诗，大半是想和王播开个玩笑。他在诗中说，王播因为饿花了眼而辨不清东西，又因为做诗而忘记了早晚。他只知道灯火可以读书，却不知道钟声不等于斋饭。同样是一顿饭，和尚和漂母的做法不同，但都发人一笑。不过，为什么过了二十年，还念念不忘此事，写诗嘲讽？设若当初寺里的和尚一直供养着他，对他只能是有害无益。要知道，和尚饭后敲钟，未尝不是别具眼光！
苏东坡的“翻案文章”，我觉得其实不过是“游戏文章”。但是，“饭后钟”、“碧纱笼”却从此成了文人常用的典故。如陆游《枕上作》云：“虽无客共俗中酒，何至僧鸣饭后钟？”明人来集之还曾撰写杂剧《碧纱笼》，专演王播故事。在传统戏曲《评雪辨踪》里，“饭后钟”故事的主人公又变成了北宋名相吕蒙正。另外，在《宝莲灯》故事里，“饭后钟”的故事又安在了主人公沉香的头上。“饭后钟”还被用在各种不同的场合。民初文人吴光熊，曾在常熟主编《饭后钟》杂志。近代名士张伯驹，曾在北京组织“饭后钟社”，限时写作“诗钟”(一种特殊的对联)。小说家张恨水《春明外史》第四回，反“饭后钟”原意而用之，说：“我和这里的法坡方丈，本是同乡，我来了他总留我吃饭。因此上饭钟一响，我知道他又要叫我吃饭了，我的心弦怎样不动呢？古人有'饭后钟'之说，他如今打的钟，并不移到饭后去打，正是不拒绝我来的意思。这斋堂里的和尚，还不能说是良伴吗？”金庸《鹿鼎记》三十九回用“饭后钟”故事更是绝妙。这一回写韦小宝做了钦差大人回到扬州，正在想着禅智寺僧人的可恶，脱口而出：“扬州就是和尚不好。”当时巡抚一怔，不明他真意何指。布政司慕天颜是个乖觉而有学识之人，接口道：“韦大人所见甚是。扬州的和尚势利，奉承官府，欺辱穷人，那是自古已然。”1961年，郭沫若先生重游南山寺，写下七绝《漳州二题》。其二云：“山门轻叩月朦胧，萧寺未传饭后钟。昔日史诗飞海角，今朝何必碧纱笼。”诗中也用了“饭后钟”、“碧纱笼”之典，可见其流布之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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