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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每次到宁波公干或旅游，总要去瞻仰和参观著名的藏书楼天一阁。有时由宁波文学界的朋友陪同，有时有导游或讲解员讲解，我又找一些有关的资料来读，通过这些，我逐渐对天一阁的来龙去脉有所了解。
天一阁位于宁波市西南隅的月湖之畔，由明嘉靖年间兵部右侍郎范钦所建。范钦生于明正德元年(1506)，字尧卿，一字安卿，号东明，浙江鄞县人。嘉靖十一年(1532)考中进士，出任湖广随州知州，嘉靖十五年迁工部员外郎，后任江西袁州知州及广西、福建、云南、陕西等地的按察使、布政使等职。官至兵部右侍郎，没有到任，即告老还乡。
范钦的一生富有传奇的色彩，其中有几个亮点。一是蔑视权贵。他在担任工部员外郎时年纪尚轻。当时嘉靖皇帝迷恋女色，宠信方士，不理朝政，大权落在武定侯郭勋手中。朝廷大规模建造庙宇，此事也由郭勋掌管。范钦就在他手下做事，他看不惯郭勋的骄横跋扈，不时与他顶撞。郭勋怀恨在心，便谎奏范钦“犯上作乱”。嘉靖也不问情由下旨把范钦当众廷杖，并关进天牢。后来郭勋被戚贤弹劾乱政十二大罪而下狱，范钦才获释。嘉靖十九年范钦出任袁州知州，那时朝中由严嵩当权，而袁州正是严嵩的老家，其子严世藩在袁州强占良田，欲取宣化房产，范钦闻之，断然拒绝。严世藩向严嵩哭诉，但严嵩看郭勋尚且没把他斗倒，故而没敢怎么碰他，只是设法把他调离了袁州。
二是平剿倭寇。明朝时东南沿海倭寇的骚扰非常猖獗，而朝廷平剿不力。范钦任副都御史，巡抚南赣汀漳诸郡时，与俞大猷并肩作战大力平剿，他身先士卒，亲临前线生擒了倭首李文彪。嘉靖大喜，给予厚赐。嘉靖三十九年，嘉靖帝下旨：范钦升任兵部右侍郎。但正在此时，南京御史王宗徐等劾奏，称范钦抚赣南时“黩货纵贼，遗患地方”。嘉靖还算手下留情，只是命其“回原籍听勘”，后来也没有追究。同年十月范钦去官回归故里，其时五十五岁。
三是嗜书如命。范钦是文官出身，也做过武将，但其酷爱书籍，嗜书如命却始终如一。在宦游时，他每到一地总是留心搜集府库旧藏和故家流散的图书文献，有的书不能购得，就设法抄录。他特别重视搜集说经诸书、前人未传世的诗文集、当时各地出版的地方志及明代文献，是一位杰出的藏书家。
范钦的最大贡献莫过于他建造了天一阁藏书楼。天一阁建于嘉靖四十至四十五年之间(1561～1566)，由范钦亲自设计、亲自督工建造。有鉴于以往藏书楼大多毁于火焚，范钦在藏书楼前专门凿有水池，池中之水与月湖地下的水脉相潜通。他取汉郑玄《易经》注释：“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之意，以水克火，为藏书楼起名为“天一阁”。这座两层木结构楼房，楼上为一个大统间，楼下为六小间，以表示“天一地六”的意思。
宁波古来就是人杰地灵之邦，早在宋代就出了楼钥和史守之两大藏书家。与范钦同时，也还有大学者、藏书家丰坊，他的「万卷楼」也建在月湖之畔。范钦与丰坊两人十分莫逆，他们经常在一起把酒邀月，论诗谈文，互相赠书、抄书，把藏书当作人间一大乐事。丰坊曾把辗转觅得的《王阳明诗稿》抄录赠予范钦；而范钦曾为丰坊的《古篆序论》写跋。
范钦在建造天一阁之初，就树立了防火于未然的理念，他“禁以星火入阁”，自己也从不到天一阁饮酒读书。每晚临睡之前，他都要亲自到藏书楼及四周去查看火烛。他不允许儿孙们在天一阁过夜，更不准女人登楼。另外采用芸香辟蠹、曝书去湿等方法。范钦于万历十三年(1585)去世，其长子又提出“代不分书，书不出阁”。这些规约一直延续到后代。据传，在清嘉庆年间，宁波知府邱铁卿的内侄女钱绣芸是位才女，她从小酷爱诗书，她听说天一阁藏书甲于天下，极想能登楼观阅。为此，她托邱知府做媒，嫁与范钦的后裔秀才范邦柱为妻，但是碍于女人一律不得登楼的规矩，她还是未能如愿以偿，由此便可见其一斑。
由于范钦的惨淡经营，天一阁的藏书十分宏富，古籍珍本约有七万余卷之多。在天一阁的藏书中，最突出的是各地的方志。范钦搜集的明代方志就有435种，其中包括通志、府志、州志、县志等。这些方志忠实地记录了当时、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地理名胜、民俗风情等。天一阁还藏有丰富的科举录(会试录、进士登科录)、家谱以及内部官书档。这些都是研究明史的珍贵文献，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范钦的后代，谨尊他的遗志，管理天一阁不敢懈怠，兢兢业业。清康熙四年(1665)，范钦的曾孙范光文在天一阁前建亭子，堆假山，垒山石构成“九狮一象”的景观。修竹叠翠，清幽静谧，呈现一派江南的园林风光。乾隆三十八年(1773)乾隆帝为编纂《四库全书》，诏令各地藏书家向朝廷进呈遗籍秘本。当时不少藏书家害怕文字狱，顾虑重重，不敢进献，而范钦的八世孙范懋柱却毅然向乾隆进呈稀有藏本638种，5258卷。乾隆非常赞许，特为之题诗云：“五卷终于物理论，太玄经下已亡之。设非天一阁珍弃，片羽安能忻见斯？”天一阁所献藏本被收录入《四库全书》的有93件，存目377种。乾隆三十九年，乾隆帝颁旨嘉奖天一阁武英殿铜活字印本《古今图书集成》10000卷等书籍。为了存放《四库全书》，乾隆又下旨，在全国各地仿照天一阁的格式建造藏书楼。后建造了七座，北方四座：北京的文渊阁、文源阁，沈阳的文溯阁，承德避暑山庄的文津阁；南方三座：扬州的文汇阁，杭州的文澜阁，镇江的文宗阁。为了以水克火，藏书楼的名称多带三点水的偏旁。因此，天一阁素有天下第一藏书楼之称。
1933年，甬上贤达筹资将孔庙内的尊经阁迁移到天一阁后院，并集置了自宋至清的碑刻80余方，称“明州碑林”。后院还建有华瞻精美的古戏台，亦叹为观止。
天一阁创建至今已四百余年，历尽了沧桑。它曾屡遭盗窃、掠夺，藏书严重散失。到解放前夕，除清代续增的《古今图书集成》之外，阁内仅剩13000余卷。解放军南下挺进浙江时，周恩来亲自嘱咐：要保护好天一阁。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多次拨款维修天一阁，新建书库，还设置专门机构，多方访得散失在外的原藏书3000余卷，又增入当地藏书家捐赠之书，馆藏已达30万卷，其中珍椠善本就有8万卷之多，多为明代刻本、抄本，其中不少已属海内孤本。1962年10月，郭沫若视察天一阁，挥毫题曰：“好事流芳千古；良书播惠九州”。书法家沙孟海也书有楹联：“建阁阅四百载；藏书数第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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