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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夏代的舞蹈
华夏即古代汉族的称谓，这是一个善舞的民族。
夏禹时的《夏龠》又名《大夏》，主要歌颂禹治水有功，属纪功的舞蹈。周代仍保留着，表演时头戴皮帽，上身裸露，下着素白裙（为古代劳动人民的装束）。
进入奴隶社会的夏代，舞蹈已由群众性、自娱性的活动，走向表演艺术。奴隶制时代第一个统治者夏启，把歌颂舜的集体舞《韶》作为个人享乐的乐舞，编造了“登天而窃以下用”的谎言。《离骚）中有“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乐以自娱”一语，揭穿了他的谎言。《竹书纪年》记载了夏启十年巡狩时曾舞《九韶》于天穆之野。《山海经·海外西经》描绘了夏启观舞时的情景：“乘雨龙，云盖三层，左手执翳，右手操环，佩玉璜。”《墨子·非乐》中提及古书上说到武观叛乱的事情时指出：“启乃淫溢康乐，野于饮食，将将铭（诸家疑下脱字——引者注）莞磐以方，湛浊于酒，渝食于野。《万舞》翼翼，章闻于天，天用弗式。”这里不但谈到夏启以《韶舞》作为个人享乐之用，并创制了《万舞》，该舞红火热烈，旋转如飞，惊动天地，可以想见当时乐舞奴隶的技艺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商代还有《万舞》流传，在《小屯殷墟文字甲编》一五八中有“乎《万舞》”的记载，意思是呼唤万人来跳《万舞》。后来战国时的齐康公也喜爱《万舞》的表演，给万人以优厚的待遇：“万人不可衣短褐，不可食糟糠。曰：食饮不美，面目颜色不足视也。衣服不美，身体从容不足观也。是以食必粱肉，衣必文绣。”（《墨子·非乐》）由此可以推知夏启的《万舞》已相当侈靡。
夏末代皇帝桀时的乐舞，较之夏启在娱乐和享受方面更进一步。《管子·轻重甲》说：“昔者桀之时，‘女乐’三万人，晨噪于端门，乐闻于三衢。”《吕氏春秋·侈乐篇》：“夏桀、殷纣作为侈乐，大鼓、钟、磬、管箫之音，以钜为美，以众为观。”这时奴隶们不但为奴隶主创造了财富，在娱乐方面专为奴隶主表演的队伍已相当庞大，技艺也相当高超，虽然这种乐舞专供奴隶主享受，但我们也不能忽视乐舞奴隶在舞蹈史上的贡献。
二、殷商的舞蹈
裸体两面玉人
青铜面具
青铜面具2
象纹铙
玉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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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祭祀舞和甲骨文
商民原居住于黄河下游，传说这个部落的始祖契，是他的母亲简狄吞食鸟卵而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这是一个以玄鸟为图腾的氏族（一说为鳄与枭的合婚族）。传14世到商汤，灭夏。因第二代王盘庚迁都于殷（河南安阳西北），后称殷商。商代是奴隶制发展时期，工艺已达到精美的水平，河南安阳妇好墓出土的玉凤，是象征祥瑞的善舞的珍禽，即所谓“凤凰来仪”。600年间舞蹈艺术有了新的发展。由于商代是神权统治时代，祭祀上帝和祖先都有乐舞。每逢田猎、疾病、农耕、祈雨都要求神问卜，并把结果刻在龟甲或牛肩胛骨上，所以这些甲骨文有祭祀备忘录之称。它也保存着商代祭祀舞蹈活动的真实记录。主持祭祀的人称巫，他起着沟通人神的作用。巫以舞通神、娱神，巫、舞同出一源。“巫舞”是农耕文化的产物。雨水的多少，影响着农业的丰歉，所以甲骨文中多有求雨的记载，凡求雨必呼巫来舞。“巫”字像人在祭坛上舞（工像祭坛）。商民族的首领往往就是巫，他自封为神的代表，为祭祀时当然的主祭。如《隶舞》。“王乍隶（音代）”（《殷墟书契前编》四、十六、六）是记商王亲自舞《隶》的。跳这种舞时，手执牛尾，轮流传递，一面作盘旋的舞步，所以称“般隶”，又称《代》舞。
传说汤时大旱七年不雨，汤乘素车白马，着布衣，身婴白茅，以自身为牺牲，祷于桑林之野，而天降甘霖，获大丰收。桑林即商的神社，因此作《桑林》之乐，名《大濩》（见《古今图书集成·乐律典》）。甲骨文中有率字，即指《大濩》。《大濩》是祭祀商王朝创建者汤的乐舞。文献也记载有：“作《大濩》，歌《晨露》。”《大濩》的伴唱歌词已佚，《诗经·商颂》中的《那》和《烈祖》两篇，是商的遗民（多集中在宋国）和宋国公室祭祀其祖先商汤的（阴法鲁《＜诗经＞中的舞蹈形象》）。史家认为商颂《那》就是《大濩》的歌辞：“猗与那与，置我鼗鼓。奏鼓简简，衍我烈祖。汤孙奏假，绥我思成。鼗鼓渊渊，嘒嘒管声，镛鼓有斁，万舞有奕。我有嘉客，亦不夷怿。”
从上述甲骨文看，舞蹈是祭祀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卜辞形象多为手中执牛尾而舞。甲骨文中武、舞同义而不同字，舞为一手执牛尾而庆祝丰收；武为一手执兵器，两脚踏地，欢庆战争胜利，可见古代舞、武同源（洪成正《古“舞”字释义》，载《舞蹈论丛》1982年第4辑）。后世舞蹈与武术虽分工不同，仍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形成东方人体文化的特征。
商代已流行魌头假面的舞蹈，据方起东《甲骨文中的商代舞蹈》认为，此即魌字。不但中原祭祀已有魌头、假面舞蹈，在边远的巴蜀地区，四川广汉市发掘的商代晚期的祭祀坑，出土了青铜人像和青铜魌头。这个造型奇特的魌头，高64.5厘米，两只兽形大耳，通宽138厘米，面目威严、神秘，上翘的嘴角又似微露笑容。两只眼珠突出，据研究为蜀王蚕丛的面具，印堂处为一长方孔，似可悬挂。因它的造型奇特，工艺精美，曾引起世界震惊。其他铜面具较小，可以戴着跳舞，这种商代巴蜀地区隆重的祭祀乐舞场面，既威严又肃穆，更可以推想中原商代祭祀乐舞的盛况。
（二）宴享娱乐的舞蹈
商代既为奴隶制发展时期，奴隶主对宴乐的要求较之夏代尤甚。在乐舞方面，为满足商代奴隶主的欣赏、爱好和享乐的要求，乐舞奴隶不但数量增多（纣晚年开发东夷，奴隶有“亿兆夷人”。见郭沫若《驳说儒》），其技艺也相应的必须提高，这是舞蹈跨入表演艺术领域的标志。《史记·殷本纪》称：“纣好酒淫乐，作新淫声，北里之舞，靡靡之乐。大聚戏于沙丘。”布置酒池肉林为长夜之饮。河南安阳商王武丁之妻妇好墓出土一裸体两面纹玉人，一面为男，一面为女，男性，长宽眉，双手放于胯下，头梳两个角状发髻，疑为乐舞奴隶雕像。商为青铜器全盛时代，炊具、酒具、容器有各种不同的鼎，也有很多青铜乐器。商后期的象纹铙，通高70厘米，口宽46.2厘米，1959年湖南宁乡老粮仓出土的铙即“镛”，是求雨舞蹈时的伴奏乐器，铙口下隧部饰饕餮纹，侧部为倒夔纹，两旁饰象纹。铙面饰粗线条的饕餮纹，甬上饰云纹，加涡纹如饕餮眼睛。商至西周大铙出现于长江以南，湖南发现最多，这件乐器尤为精美，这和殷纣王晚年经略东南极有关系，殷纣王把中原的乐舞文化带到东南，加深了民族间的乐舞文化交流，中华民族的舞蹈文化更加光辉灿烂，为西周集大成的乐舞时代的到来奠定了基础。
三、传说中的乐舞及夏代乐器
甲骨文“舞““祈雨”
传说中尧、舜、禹的时代，已处于氏族公社末期，生产力的发展，使农业、畜牧业有了剩余产品，氏族公社的首领已成为有特权的贵族。一般认为尧建都于山西临汾一带，在这一带进行歌舞活动。《吕氏春秋·古乐篇》记载了尧命质用麋鹿皮蒙在瓦缶的口上，用来敲击，这就是最早的“鼓舞”。
相传舜时有苗不服，禹率兵征伐不胜，后来听了益的建议，没有用武力，而“诞敷文德，舞干羽于两阶”（《尚书·大禹谟》），舞蹈了70天，有苗乃服。执干（盾）执羽而舞，应是“文舞”和“武舞”的滥觞。
《韶》又名《箫韶》，传说是歌颂舜的乐舞，实际上，原始的《韶》舞，原本是一种狩猎后欢庆胜利的群众性集体歌舞。当原始人狩猎归来，向祖先献上猎获物，并狂歌劲舞之时，有人披上兽皮，有人戴着鸟羽，模仿鸟兽动作，在排箫声中，凤凰自天而降，舞蹈达到了高潮。主要伴奏乐器，是用竹管编排而成的乐器“排箫”，舞有九段九种变化，所以有“箫韶九成，凤凰来仪”的说法。
歌颂禹治水有功的《夏龠》，创作过程是这样的：禹时“勤劳天下，日夜不懈，——疏三江五湖注之东海，以利黔首（百姓）”；于是命皋陶作《夏龠》九成，以昭其功，“龠”即“排箫”，后来的“文舞”“左手执龠”“右手秉翟”，都是在这种舞蹈的基础上发展的，我们似应把《鼓舞》、《干羽舞》、《排箫舞》看作尧、舜、禹三位氏族首领的代表性舞蹈。
学术界历来对有无夏文化有所争论，据郭沫若意见：1．殷商之前中国当得有先住民族。2．此先住民族当得为夏民族。3．禹当得是夏民族传说中的神人。4．此夏民族与古匈奴当有密切关系（《郭沫若全集历史篇·夏禹的问题》）。
目前出土的乐舞文物资料，可以证明为夏代的，并以此可以想见夏代的乐舞情况。如1980年在山西临汾地区襄汾县陶寺出土的文物属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龙山文化，约在公元前4300余年，相当夏代。出土的乐器和舞蹈道具共三件：土鼓、鼍鼓、特磐，同时出土的还有龙盘一件。传说夏人始创社祀祭坛，有礼器祭器，从下述几件乐器，可以想见夏代乐舞文化。
（一）特磬
石磬
特磬
山西陶寺出土，巨石制成，上有孔，可悬挂敲击，名“特磬”。专家测定为一磬一音有人认为，它们正是“拊石击石”“百兽率舞”所用的石磐，与山西夏县东下冯出土的石磐和陶寺出土的形制相仿，都是刮削器进化为乐器的。夏代著名乐舞《大韶》（又称《箫韶》），相传为舜的乐舞，夏禹继承了它。《史记·夏本纪》载：“箫韶九成，凤凰来仪，百兽率舞。”舞者手执排箫，必然合着乐器起舞，可以想像当时的节奏还是比较简单，但原始氏族社会的人群，会觉得石磐发出的声音清脆悦耳，更加舞得欢愉。
两件石磬上都有圆孔，看来为敲击的方便，这些石磐已可以悬挂起来，这是编磐的雏形。
（二）鼍鼓
鼍鼓
1980年山西临汾地区襄汾县陶寺出土。木制，上蒙鳄鱼皮。《诗经·大雅》中已有鼍鼓的名称“鼍鼓逢逢”。古代乐舞开始先要击鼓，鼓倡导于前，至今民乐和戏曲中都以鼓为指挥，看来这还是自古流传的规范。
（三）土鼓
土鼓
1980年山西襄汾县陶寺出土。它是以陶土为框，两面蒙皮的一种原始打击乐器，也是由日常工具改制演变而成。土鼓的顶部和底部都蒙以皮，分明为乐器无疑。《吕氏春秋·古乐篇》说：尧命质用麋鹿皮蒙在瓦缶的口上，用来敲击，就是这样的土鼓。传说伊耆氏有土制的鼓，用草编成的鼓槌敲击。如《礼记·明堂位》载：“土鼓蒉桴，苇龠，伊耆氏之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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