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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禁年代的身体摇摆
关于身体自由摇摆的权利解禁历时八年，期间历程正如脚下的舞步，起起落落、进三退二。
1979年，改革开放第一年。这年的除夕夜，消失多年的交谊舞第一次出现在人民大会堂的联欢会上。
舞会上，一对青年男女优美地画着华尔兹的圈，女子与男伴的距离保持在20公分开外。他们脸上荡漾的幸福感觉，被摄影师李晓斌适时捕捉进了镜头。女的名字叫盖丽丽，著名演员，后来改名叫盖克，更是大名鼎鼎。
青年演员盖丽丽的优美舞姿之后不断地被人们提起，在那个国家级别的大型舞会上，人们嗅到了舞禁初开的味道。
当时参加舞会的人很多，由国务院管理局组织一些领导干部和一些文艺团体的青年。在此之前，跳交谊舞是不被允许的，“文革”期间叫封资修，那次大会堂舞会是一个信号，但这已经足够了。
让摄影家李晓斌惊奇的是，人们都跳得挺好，像是练过一样。但大家还是不太习惯，舞伴里，同性组合比异性组合显然要多。
那年10月，还是建国30周年，国庆联欢晚会同样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舞会逐渐成为惯例。青年军人王朔，回家探亲搞到了一张票，也去参加了。
他在后来的一篇文章中兴奋的描述到，到处洋溢着乐观气氛，晚会的节目很丰富……无数穿戴时髦的青年男女在跳华尔兹，大厅里响彻《蓝色多瑙河》、《维也纳森林》这样的圆舞曲和中国民乐改编的《喜洋洋》、《步步高》等舞曲。
但这一切让王朔挺不习惯。他不会跳舞，并且穿着军装，说不出有多压抑。他紧接着在后面写道，我感到世道变了，我和我身上这身曾经风靡一时令我骄傲的军装眼下都成了过时货。正在跳舞的人们已经穿上了高跟鞋、喇叭裤、尼龙衫，烫了头发，手腕上带着电子表，大概还有人在说英语。
回到部队，王朔放弃了入党申请，也不抢着打扫厕所学雷锋了。他跟军队头儿说他有路子买到日本产的彩色电视机，于是揣着3000块钱，去广东倒走私彩电去了。
再后来，彩电没倒成，王朔复员成了作家。
一场圆舞曲改变的不止是青年王朔，这个国家的所有人都发觉世道开始变了。那一年，北京修了新机场，机场壁画里还第一次出现了裸体女人；在广州，中国第一家音乐茶座正式营业；《大众电影》第一次在封底刊登了接吻的剧照；《读书》杂志创刊，开篇的文章叫《读书无禁区》。在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眼里，中国妇女们开始涌向百货商店，在北京排队最长的地方是理发店。
这一切，在当时引起的轰动都不小。
舞禁初开头四年
大会堂里舞禁初开，民间一些时髦的年轻人已经嗅到了肢体解放的味道，迪斯科悄然流行。这个名字还是后来的舶来品，在当时人们都把这种形如筛糠的运动叫做摇摆舞。公园里开始有大胆的年轻人试着摇摆，在那个夏天的颐和园，李晓斌拍下了一对北京的时尚青年，西服，蛤蟆镜，脚蹬懒汉鞋。他们的舞蹈引起了游客的围观，板砖录音机里放的音乐是“阿里巴巴是个快乐的青年”。摄影师回忆，围观的人心情都比较复杂，看得很过瘾，又挺犯怯。
那时候交谊舞仅在小范围里男女之间私下保持着距离，摇摆舞更是时髦到极致的年轻人才敢为之的体验。
那时候西单民主墙刚刚搬到月坛公园，文艺青年们感觉没什么劲，开始感叹人生的路怎么越走越窄，年轻人们四处想找些乐子，于是就有了后来的圆明园露天舞会。
起先是1980年的清明节，一帮文艺青年开始在圆明园聚会。他们包括四月影会和星星画展的青年艺术家、诗人北岛、芒克以及后来的第五代导演何群。这些人去那边玩，聊天、跳舞。后来，吸引的人越来越多，思想比较开放的年轻人都去那里扎堆，露天舞会已经徒具形式，年轻人们只是要一个固定的思想交流之地。
在露天舞会上，围观的人群明显要比下场尝试的人多。围观者包括身穿卡其布制服满眼艳羡的工人和拿着相机充满好奇的“老外”。舞场中间明显要时髦得多，已经开始有男人穿碎花衬衫和白色体恤，那基本上属于当时最扎眼的打扮。即便过了20多年，很多人还是能够一眼就认出来，那个穿白色体恤，低头跳抽筋舞的是诗人多多。虽然当时他诗名远扬，但在如今，人们记住的还是他的那身装扮。
整个舞会的音乐伴奏皆来自于一部单卡录音机，被年轻人们形象地称为板砖，牌子是三洋的，价钱在260元到270元，相当于当时一个普通干部半年的工资。
北京的时髦姑娘喜欢去樱桃沟跳舞，那里樱花烂漫，且不太招摇。她们中间流行清一色的打扮，花阳伞、绿军裤、针织毛衣，以红色和黄色为佳。那是1980 年的中国，那一年人们第一次知道了什么是物价上涨，大家手里没钱，消费品奇缺。当时的年轻人乐于用诗意装点生活，一个国家话剧院的电工，在公共厕所里可以诗意地用毛笔写公告：谁若把灯摘走，本人不再装灯，让厕所重归黑暗。毛笔字显然是练过的，总算找到机会表现。总之，那时候，物资还挺贫乏，青年向往美好。
民间舞会潜行了有一年多，到了1980年6月，时风陡转。
公安部和文化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取缔营业性舞会和公共场所自发舞会的通知》。
当时，根据公安部的调查，全国各大城市均出现在公园、广场、饭馆、街巷等公共场所男女青年自发聚集跳交谊舞的现象，围观群众多时竟达万人，给社会治安带来了不少问题。
《通知》将跳交际舞视为“舞姿低级庸俗、伤风败俗”的娱乐项目，人民群众反映强烈，坚决要求取缔。并对营业性舞会的主办者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给予治安处罚，严重的以“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追究刑事责任。
与此相伴随的是，首都机场的裸体壁画《泼水节》被用布遮蔽，发表接吻照片的《大众电影》也遭受了读者的批判。
一时间，交谊舞处境不妙。思想界乍暖还寒，身体解放的群众基础并不牢靠。那时的报纸上，就曾产生过集体讨伐交谊舞的一番讨论。公园管理者站出来说，许多年轻人在公园跳舞，到了夜里还不肯走。他们违反制度，他们破坏公共财物、文物、绿地花坛，他们动作猥亵、语言粗鲁，最后发展到辱骂、殴打公园工作人员……
那两年社会治安不太好，人们对于社会风气的普遍担心，集中到交谊舞上，穿着时髦几乎成了流氓的代名词，跳交谊舞被指第三者插足。到了1983年，党内开始抵制精神污染，社会上开始严打，交谊舞的热情降至冰点。那时候，不要说在公园里跳舞，就是晚上两个青年男女在一起走路，也要遭受警察的盘问。
那时候，妇女地位还不高，孩子们编排跳交谊舞的女士有一句流行的顺口溜——“XXX的老婆十八岁，参加了美国的摇摆队……”
当时，西安出了个全国闻名的跳舞案件。一个叫马燕秦的中年妇女，在严打期间举办家庭舞会，遂被收审，案件牵涉300余人，成为轰动三秦的特大案件。
经审理，公安机关认为，马燕秦举办过两次家庭舞会，并与其中一个男的有过一次性行为，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多次参加马燕秦家庭舞会的主要成员，都被判了无期徒刑。甚至连为舞会伴奏的乐队成员惠黎明，也判无期徒刑。
当时因为举办家庭舞会被严打判刑的案件不在少数。
那一年是1983年，没有交谊舞可跳的除夕夜，春节晚会悄然亮相。李谷一是晚会正式登台的第一位歌手，演唱的曲目是《乡恋》。由于这首歌当时还有“不健康”之嫌，在观众点播、领导点头的情况下才得以播出。
那一年，化纤纺织品最为流行，全棉质地的衣物没有市场。家庭里，电视机还没有成为大件，录音机老大的地位不可动摇。洗衣机已经走进千家万户，人们的双手已经被彻底解放出来了。
穿红裙子的“恶魔”
1984年，街上流行红裙子。那一年的夏天，北京想必很热，长安街上两个骑自行车身穿红色连衣裙的女子，被摄影师李晓斌记入了镜头。前面一个女子的裙子长度已经缩短到了膝盖以上，那是当年最时髦的打扮，来自于一部时尚电影的跟风。电影的名字叫《红衣少女》，讲的是上海纺织女工，比赛穿漂亮衣服的风潮。电影为那个年代的现实生活贡献了若干时尚新词，比如“斩衣”、“斩裙”、“斩得落花流水”，“斩”在当时差不多是炫耀、显摆的意思。
片子一公映，立时成为时尚的标签，红裙子插着“恶魔”的翅膀，风靡全国。每个追赶时髦的年轻女子都要赶着去买一条红裙子“斩”现风采。
裙子虽都是红的，但个性“斩”现在细节上，比如长度、花边、露胳膊的尺寸，各显神通。大街上，不止是裙子，红色像病毒一样四散传播，从坤包、皮鞋，到遮阳伞、发展到极致，一身红色成了当年的流行之最。
那一年，纺织品的消费节节攀升。尼龙消费增长了23.8％，绸缎增长了19％，毛线增长了29.6％。下海的人们赚到了第一桶金，电视机的销量第一次盖过了录音机，时尚普及的速度也大大加快了。
伴随期间的是妇女地位的大幅提高，那一阵子，男人给妇女背包，给妇女打伞，男人抱孩子，成为风潮。红裙子解放了肢体和思想，交谊舞的解禁重又提上了议程。
1984年10月19日，中宣部、文化部、公安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舞会管理问题的通知》，语气略微松动，改禁为限，这一做法，划开了中国娱乐业封冻的冰面。
当年，北京市批准了四家舞厅的开放，但只允许四种类型人进入：外国人、留学生、华侨和华侨带进来的中国人。
怎么打开这个缺口，需要来自自下而上的尝试。随后，天津市领风气之先，搞起了舞厅试点。当时李瑞环担任天津市长，大搞舞厅示范，1985年4月，天津市文化局、公安局联合组建天津市舞会管理办公室，负责对舞会活动的管理，将全市营业性交谊舞会纳入统一管理的轨道，改变了之前多头管理，又管不好的局面。当年10月，这个城市已经有了56家营业性舞厅，并且运营正常。
1986年，王蒙复出，当了文化部长，这个酷爱交谊舞的作家，上任之初，就干了一件大事：让交谊舞解禁。
据他后来在《王蒙自传》中回忆，当时，文化部、国家工商管理局和公安部鉴于各地冒头的歌舞厅现象，还曾联合发文，严令不准开设营业性的歌舞厅。有个省的人大常委会作出过一个不执行三个部门联合文件的决议，部委文件遭遇地方“搁浅”，这种情况在当时颇为少见的。这说明什么？人们需要丰富的业余文化生活。问题不是应不应该开歌舞厅，是如何管理好的问题。作为文化部长，王蒙一上任就给交谊舞解禁定了调子。
当年，鉴于天津市的情况，文化部、公安部先后派员赴津了解舞会活动情况。之后，以《天津市舞会办得比较健康》为文，向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下发通知。并在通知中指出：“从天津市和其它一些地方反映的情况看，只要做好组织和管理工作，舞会是可以办好的。”
天津舞会办得好，全国开始争相效仿，各省派了考察团，回去之后，就先从工会组织抓起。
交谊舞开始从小众的圈子向大众蔓延，几乎刮的是一场旋风，一夜之间，各单位的工会都开始发动组织舞会，但由于交谊舞禁得太久了，人们不免显得缩手缩脚。
工会不仅组织舞会还要负责教会跳舞。于是，出现了一批专门开班授课的交谊舞专业人员，其风靡程度相当于后来的MBA培训班。杨艺就是其中之一，1985年，他每个月教授交谊舞的收入已经达到千元，是一个普通公务员月收入的20倍。
舞场上的男女比例，开始出现女多男少的尴尬局面。洗衣机的普及解放了越来越多的已婚女子，她们涌进舞厅，相对而言，学舞的男人却明显偏少，舞场上的男人忙得够呛，带了这个，又带那个，舞技不好的女人没有人请，于是，开始有女人学跳男步。
那时候流行的舞曲是《十五的月亮》、《大约在冬季》、《悔恨的泪》、《铁窗泪》以及《小城故事》，后来舞曲更新的速度越来越快，比如《渴望》热映，第二天就有了主题曲改编的舞曲。
伴随着工会舞会的火热，社会上一批舞厅也相继诞生。在北京，人气最旺的要数北海舞厅，在1985年的票价是两块钱，当时大多数北京人还拿40多块钱的工资，去北海舞厅跳舞无疑是很值得炫耀的。另外，还有一个是故宫的三殿，以场面宏大著称。北京饭店的西厅舞厅，当时是品味的象征，跳舞人群的档次都不低，老百姓一般是不去的。当时，北京舞厅的规模达到了空前，大的舞厅都能够容纳千人。
1987年2月，文化部、公安部、国家工商联联合下发《关于改进舞会管理问题的通知》，此举让中国娱乐业彻底解冻。通知中，第一次明确肯定了“举办营业性舞会是我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的一种客观需求”。
那时候，杨艺已经成为北京的名人，他创新发明了一种叫做北京平四的交谊舞步，粉丝无数，人称“平四王子”。1991年他把交谊舞的教学搬上了电视，成了最早的百万富翁。而后，北京机场的裸体女人终于得以取下遮羞布，重见天日。
身体摇摆的晴雨表
回顾身体摇摆的历史，交谊舞的风行仿佛轮回，从来都是大气候的显示计。
作家王蒙始终是个交谊舞爱好者，后来他在小说《活动变人形》中，对于解放前，交谊舞的兴废，有过意味深长地回顾。他写道：
解放前，跳交谊舞的多半是一些个坏人。一九四八年，国民党政权覆灭前夕，武汉发生过一次大丑闻。国民党军政要员的太太小姐们陪美国军官跳舞，突然停电了，据说停电后发生了集体强奸案，国民党所有报纸都登了，还叫嚷要彻查。也就是四八年，上海的舞女还有过一次革命行动，游行示威请愿，捣毁了市政厅。我小时候总听人家说舞女是不正经的女人，但到了一九四八年，舞女也革命了。
至于革命的人也跳舞，这是我读了史沫特莱女士的《中国之战歌》之后才知道的，这本书里描写了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革命领袖的舞姿。我当时还有点想不通，怎么能在延安跳舞呢？
到了50年代，城市人学跳交谊舞成风。那个年代因响应党中央的号召，除了扫文盲，还要学习苏联老大哥，得扫舞盲。据说国家领导都在跳，老百姓还会不学？各个单位把扫舞盲当作政治任务下达到各个单位的年轻人中去，工会还为年青人专门办了交谊舞学习班，有专人教。
那时的舞厅男多女少，人们封建，丈夫不跳，妻子是不会出去跳的。场所就在工会办公楼前的水泥地上，每个星期六晚上都有。流行的舞曲有《步步高》、《彩云追月》、《一条大河》、《四季歌》和《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
五十年代后期，舞会的口子日益缩小。到了1960年，三年灾荒，吃都吃不饱，谁还跳舞，单位的舞会从此就彻底结束了。
直至1979年的除夕前夜，邓小平解放思想的讲话刚刚过去不久，青年盖丽丽的华尔兹就跳进了人民大会堂。
“家庭舞会”的罪与罚
80年代初，“家庭舞会”从北京高干子女群体蔓延到全国各地。
1982年，公安部、文化部制定了《关于取缔营业性舞会和劝阻家庭舞会的精神》的文件，要求对家庭舞会进行取缔，而且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教育自己的子女不要举办家庭舞会。
当时，西安有一个叫马燕秦的中年妇女，喜欢跳舞。当地派出所曾经找过马燕秦，询问有关跳舞的情况。马燕秦一口气讲述了数百个一起跳过舞的男女，有些男人还和她有过更亲密的关系。派出所的本意是为了警告，不要她太招摇，但没想到马燕秦根本无所顾忌。但鉴于当时没有合适的法律依据处罚这样的行为，马燕秦被释放了。
1983年“严打”开始后，马燕秦成为重点打击对象，不但被收监，而且陆续抓审了三百多人，成为轰动陕西的特大案件。《陕西日报》以整版的显要位置多次报导案情。此案由于牵扯人数众多且面广，审理一时难以完结，躲过了“严打”最高峰，直到1984年才结案。有些知道内情的人判断说，如果正值“严打”高峰时判决，至少得枪毙十几个人。虽熬过了高峰，但还是枪毙了以马燕秦为首的三个人，有三人被判“死缓”，两人被判“无期徒刑”，“有期徒刑”者则数量更多。
在济南，山东京剧院演员张于太也喜好参加家庭舞会，和他经常在一起的还包括当时山东省军区司令员之子耿爱平（外号“耿三”）、山东省副省长之子武卫尘（外号“武二毛”）、山东吕剧剧团会计之子傅国营、济南某医院医生徐春生以及市民车立君等。就在1983年“严打”期间，耿三、武二毛、傅国营、徐春生、车立君等十多人都被列为“流氓集团”重要成员而被枪毙。
张于太也被抓捕，抓捕过程颇具戏剧性。当时，山东京剧团正在河北一个县城演出，他担任的角色中途就演完下场了。卸妆后他和剧组人员一起去喝酒，席间闲聊过程中，他忽然摘下手腕上的手表，递给一个从小和他一起在戏班长大的女演员，说：“妹呀，哥哥我不定什么时候就出事，这手表送给你了，你留着做个纪念。 ”
对方哪里会要？但他再三坚持，女演员最终很无奈地接下了手表，笑着说：“好吧，算是我暂时替你保管着好了。”当夜12点左右，两辆从济南开来的警车就把他从演出地抓走。
1995年，张于太刑满出狱。也就是在这一年，中国在册登记的歌舞厅数量已经达到了20662个，从业人员有224938人之多。12年的时间里，中国已经改变了太多。
《读书无禁区》事件
1979年4月，《读书》杂志正式创刊。始料未及的是，第一期上面的文章《读书无禁区》就引发了激烈争论。
《读书》原主编范用说，“《读书无禁区》原来的标题是《打破读书禁区》，作者是中宣部新闻出版局理论处处长李洪林。发稿时，我把篇名改成了《读书无禁区》。”当时，他并非不知道这样做会有麻烦，但是，“我当时心里就是这么想的，因为毛泽东读书就没有什么禁区。”范用说。
杂志出来后，上级主管机关找范用谈话，批评《读书无禁区》提法不妥。范用说：“我当时进行了辩解。估计那位领导没有仔细读完这篇文章。因为里面的内容主要是打破精神枷锁，文章有一段说得很清楚，‘对于书籍的编辑、翻译、出版发行，一定要加强党的领导，加强马克思主义的阵地。对于那些玷污人的尊严，败坏社会风气，毒害青少年身心的书籍，必须严加取缔’。”他还说，“我个人认为，我们要相信读者的判断力。即使是不好的书，也应该让他们看，知道这些书不好在什么地方。”
当时《读书》杂志编辑董秀玉回忆说：“创刊号的《读书无禁区》受到批评和一些人的攻击，陈原同志连续刊发了几篇这样的批评文章，作公开讨论。在两周年告读者书中，陈翰伯亲自执笔著文，重申办刊宗旨，坦荡地坚持‘读书无禁区’的主张，并宣告：探索真理的工作绝不是一代人所能完成的。听凭某一圣哲一言定鼎的办法，更是不足为训。我们愿意和读者一起在激荡的思想海洋里，各自拿出一点智慧来……” 然而，事情并未就此结束，1983年，沈昌文和董秀玉代表杂志到上级部门做检查。沈昌文说：“我们到了会场，大家正在讨论《读书》杂志的问题，不料，有另一家更“重要”的杂志出了问题，领导急于去那里。于是会议取消，后来也没有再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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