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周朴园这个角色历来被看作“一个万恶的封建势力代表人物” ，却很少有人从生活和真实的角度看待这个人物。他是残忍冷酷的封建资本家，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父亲和丈夫。在批判他一手造成两代两家人悲剧的同时，也应该看到他为自己亲手制造的罪恶付出了多大的代价。批判加上同情，才不失为重读该剧的可取方法。 |
|
《雷雨》是曹禺的成名之作，也是曹禺本人又爱又恨的一部戏剧。他爱《雷雨》，“如欢喜在融冰后的春天，看到一个活泼的孩子在日光下跳跃，或如在粼粼的野塘边偶然听得一声青蛙那样的欣悦。”可是，他又讨厌雷雨，“写完《雷雨》，渐渐生出一种对于《雷雨》的厌倦。我很讨厌它的结构，我觉得有些‘太像戏’了。”的确，戏剧是通过演员在舞台上的表演来展现社会生活的一种方式，当它太“像戏”时，尽管冲突不断、紧张急促，却因为太多的巧合而远离了生活。
当然，这只是整部《雷雨》的白璧微瑕，我在论文的开头这样说，只是为了引出我下面所要探讨的这个让几乎所有观众都恨之入骨的主角——周朴园。
作为封建大家庭的主人和新兴资本家的代表，他残忍、冷酷、虚伪、狡诈、刚愎自用……，再怎么恶劣的词语用在他身上都不为过，多少评论家都苦于找不到更尖酸刻毒的语句来描述这个悲剧的始作俑者。然而，很少有人去关注这个心理阴暗的老人除了卑鄙恶劣以外的其他方面。曹禺写戏剧，是为了重现社会生活，他在塑造周朴园这个人物的时候做到了，而观众们在看的时候，往往因为戏剧激烈的矛盾冲突而把生活弃之脑后，他们忘记了，生活是多面的，人无完人，也不可能一无是处。是观众和评论家的言论使得这部本来可以是生活化的戏剧变得“太像戏”，太政治了——文学不应该是这样。这里不是要为周朴园平反，只是想通过一些客观事实的描述，来重塑他应有的人物性格和道德形象。
作者对周朴园的态度是复杂的，事实上，人本就应该是复杂的。剧本的序幕描述了这样一个周朴园：戴一副金边眼镜，头发斑白，眼睛沉静而忧郁。这样一个散发着书卷气息的来医院看望精神病妻子的迟暮老人，谁能将他与十恶不赦的矿主联系在一起？九年来，妻离子散的巨大悲痛一直笼罩着这个负罪者，抛妻弃子的悔恨从不间断地折磨着他，曾经的荣耀对他来说是那么遥远。戏剧很成功地制造了这样一个结尾：亲人们非死即疯，亦或下落不明，只留下周朴园一个人清醒地存活于世上。死了和疯了的人们不再感觉到痛苦，他们的痛苦都在九年前那场大雷雨中被冲刷干净，而清醒的他不但要承受情感上的痛苦，还要忍受良心的折磨，可他不得不活下去，他的冷静和理智逼着他活下去，因为他还有牵挂——他的两个女人和失踪的儿子，他只有等，一直等下去……作者是憎恨周朴园的，于是他安排了这样一个孤苦无依的结局，可他又是同情周朴园的，于是给了他牵挂和希望。九年的折磨打平了周朴园的棱角，他不再凌厉，他只是一个可怜的老头儿。
在第一幕快要落幕时，我们才看到九年前的周朴园的原形：双眼沉鸷、威严凌厉、目光冷峭。显然，在封建教育和岁月磨砺之下，所有的冒失狂妄都已隐去，留下的只有家长的威严和资本家的冷酷。这一出场就由一碗药引发了他和蘩漪的矛盾。周朴园尽管去德国留过学，接触过新式文化，但他从小所处的封建环境和接受的封建教育都教导他应该维护封建家长的权威；蘩漪受过新式教育，大胆反叛，却最终屈服，或许并不全因为周朴园的权威，但实际上，周朴园是成功了。另外几场他与儿子的冲突，也都以周朴园的胜利而告终。当观众寄弱者以深切的同情的时候，便免不了对周朴园加以批判。很明显，周朴园无视周围其他人正常生活的权利，以自我为中心，以其所信奉的封建伦理道德为行为规范，强行控制人权，冷酷无情。就像周萍所说：“他（周朴园）的意见就是法律。”而这些行为相比于三十年前对侍萍始乱终弃，为了娶一个有钱的小姐过门，不顾侍萍死活就在大冬天将她赶出家门便显得微不足道了。强权专制已引起公愤，那不顾人命就更显得罪不容诛了。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整个大背景，封建伦理道德在周朴园这一类人身上已经是根深蒂固，他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时间久了便将家长权威当作理所当然的事（事实上，在那个年代，这的确是理所当然的事），他逼迫蘩漪吃药，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他对她的关爱。作为一个公事繁忙成年奔波的资本家，他还能把蘩漪之前用过的药方都能记在心上，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据。他有爱，这在第二幕中会有更多地体现。
第二幕中周朴园的戏份稍为增多，其人物形象也就更为鲜明。当侍萍点破真相时，周朴园是震惊的。慌乱中，他强装镇定，取出支票企图用金钱化解这场风波。这样的行为在许多观众和评论家眼中，是“伪善”、“卑污”的。因为金钱买不回三十年的青春，金钱赎不到一个少女美好的前程，更无法改变侍萍在漫长岁月中承受的艰辛。但是我们都不能忘了，周朴园是一个资本家，唯利是图是他“职业”的本能，更何况侍萍突然出现，让他措手不及，甚至以为她是找上门来寻仇的。这印证了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的理论：“人最低的反应是安全的需要。”当时，他的第一反应是想保护自己，当活着的侍萍出现在面前时，他会想到这个女人是否会破坏他现有这个自认为圆满平静的家庭，是否会有损于他现有的名誉、权利和地位。毋庸置疑，这仍是自私自利的表现，但这也是真实的人性，很原始的自我保护条件反射。而且，他对侍萍也不是无情无义的，当他了解她真实的来意后，他的态度明显缓和，那种攻击性的敌对情绪也消失了。他愿意“明明白白谈一谈”，甚至后来还要给侍萍汇两万元钱，虽然仍免不了“金钱万能”之嫌，却也显示了他意图弥补过错的愿望。另外，剧情发展过程中的其他细节也从各个方面证明了他有爱，对侍萍的爱：三十年来周朴园一直保存着侍萍的照片，客厅保留着侍萍喜欢的家具和摆放的位置，他本人保持着侍萍在时的习惯，爱穿侍萍绣过的衣服，每年四月十八都要为她过生日，为大儿子起名为“萍”，向人介绍时，把侍萍美化成很贤惠很规矩的小姐等等。可能又有人会认为这是周朴园“伪善”的表现，但是，作为一个有名望的“老爷”，如果为了假意显示对已逝妻子的怀念，并没有必要做到那么彻底，单是过生日这一项就足够了，何必连关窗户的习惯都保留了下来，搬了那么多次家，家具摆设都保留下来了呢？而且，周朴园后来又娶了一个妻子，她过世后为什么没有留下任何痕迹甚至连提及都未曾呢？如果单是为了“伪善”，何不一起放上照片以加重筹码呢？这一系列的问题都印证了周朴园心底那一份原始的爱，那一份封建和资本都无法摧毁的真爱。周朴园对侍萍伤害、怀念、相认、忏悔的过程也是他人性从沦丧到回归的过程。但是侍萍的出现并没能扭转他封建资本家的冷酷残忍和根深蒂固的罪恶，仅存的那一点爱即使被唤起也压制不住已经满布的恶，直到第四幕悲剧的发生。
第四幕周朴园被蘩漪派人叫到了客厅，这时的他，又显示了他在第一幕中所扮演的角色，重现了他的自以为是和强权专制。他不说分明就以为侍萍违反了诺言，以为自己的事情已经败露，便把真相公布于众，又以大家长的身份命令周萍与母亲相认，孰不知，他严加管教的孩子已惹上乱伦之祸。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命令儿子，最后一次扮演家长的角色。之后的岁月，只有孤独和悔恨伴他度过。他可能做梦也没想到，这个“圆满平静”的家庭会走到支离破碎的地步，而他自己，只能呆呆地坐在医院的炉边望着火。
曹禺的目的是“暴露大家庭的罪恶” ，所有罪恶都缘起于周朴园，又最终回归于他自己，他制造了一切，又承担了一切。我们在唾弃他的同时，为什么不能思考着他也是一个需要同情的对象呢？
作者将他塑造成一个真实的“人”，有恶也有爱，也是为了保持戏剧的真实性——尽管恶占据了大半，他仍是完整的。换一个生活化的角度，保持平和的态度，不极端地批判周朴园，才不失为一种重读《雷雨》的好方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