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10月27日，常嘉煌再次来到浙大讲述了常氏这个艺术家族与敦煌的不解之缘。到场的师生们想必都被常家人对敦煌艺术的痴迷与执着所深深感动。本文写于2004年，如今常嘉煌的现代敦煌石窟已迎来的它的第11个年头，让我们祝愿现代石窟工程能顺利进行下去，上承千年文化，下启新的艺术传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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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鸟愿意光顾这里，因为风和沙尘会让它们迷途。距离敦煌市33公里的大漠里，遥望着黄沙与天相接，一种苍凉向周身袭来。
在敦煌西部的党河河谷中，常嘉煌的现代石窟已经生长了8年。2004年5月26日下午，常嘉煌在幽暗而曲折的隧道里穿行。前进中，作品的拮据和尴尬逐渐展现：那似乎更像先祖的居所——五个巨大的洞窟，被一条约100米长的隧道串联起来。除了一个洞窟里有没有完成的壁画外，其余的洞窟的四壁，仍覆盖着盔甲般砂石岩层。
只有打开常嘉煌的电脑，你才能看到矗立在大漠深处、党河河谷中的洞窟的未来图景。
1号窟———海外遗宝窟，被英国考古者斯坦因等人盗走的敦煌壁画将在这里被复原；2号窟：可以让观者看到莫高窟220窟———被公认为敦煌壁画中艺术性最高的洞窟之一，这里将要复原它当年的颜色；3号窟———中日净土窟，与日本僧人合作，展现中日佛教的交流……这座沙漠现代艺术馆的外型如同太空基地，透明薄膜罩在地表，里面则是金属结构和茂密的植物。
“它是戈壁上的一片绿叶和几滴露珠。”这位54岁的画家说，“敦煌像一棵生长了近2000年的大树———自先秦到元代，不停有人开凿石窟，留下壁画和佛像。但在600年前，大树停止了生长。现代石窟的功能，是对敦煌艺术的延续。”
为了这个现代石窟，常嘉煌已经投入了数百万人民币，现在，他把它叫做“无底洞”。
“无底洞”
钢钎、铁锤。开凿的方式与古代石窟无异。在与坚硬砂岩的碰撞中，现代石窟一寸寸前进。
“有时候一天可以开凿一米；有时候，两天只能完成一米。”30岁、臂膀粗过常人一倍的侯恒伍说。他是当地农民，常嘉煌雇佣的凿窟者。为开凿石窟，侯家居住在石窟边的土屋里。有时他会找到几个同乡，一起工作。
支付凿窟者工资，是常嘉煌的第一项投入。“石窟大约开凿了约3000立方米，”常嘉煌说，“几十万元就这样花掉了。”
现代石窟距离敦煌市区约33公里，青海石油局曾无偿把电和自来水引来，但维持石窟也需要资金。最大的投入，除了开凿费用外，还有往返石窟和国内外的交通费、绘制壁画所用的颜料———由于需要长久保留而特制的矿物颜料。加之聘请的画工，有些是需要付酬的职业画家，另一些美术院校学生，常嘉煌要为他们安排衣食住行；去年他的母亲病重时，还吩咐儿子用最后的医药费支付志愿者在敦煌的食宿和参观费用。
“花费像扇面一样展开，我大约投入了数百万元人民币。”常嘉煌说，“对以后的开支，我甚至不敢想。因为在计划中，需要创作十几个洞窟，这还不包括地下园林、画家生活区等附属设施。”
为了筹集资金，常嘉煌不得不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商业画家，靠到日本卖画维持庞大的开支。
“当账户里只有几千日元(约几百元人民币)时，你就会明白‘为五斗米折腰’的含义。”
1984年，常嘉煌赴日本东京艺术大学和东京大学学习和研究。后来，他成为一个日本公司的职员、职业画家，并在日本有了妻子和孩子，年薪数百万日元让他们生活安逸。但石窟打破了平衡，随着“无底洞”的扩大，他难以照顾家庭，妻子更无法理解他。“她默默地带着孩子离开了我，”常嘉煌说，“于是，我们只有分手。”“敦煌壁画中描绘的古代行脚僧，除了背负一部大藏经外，会把所有的东西都放弃，云游四方。他们把自己的生命都放到事业里去了。”常嘉煌说，“也许，艺术家也应该是这样。”
上一代人的石窟情结
把自己的生命都放到事业里了———常嘉煌的父母曾经如此。
1943年，常嘉煌之父常书鸿举家从巴黎辗转来到敦煌。时年39岁的常书鸿留学法国十多年，偶然在塞纳河畔的旧书摊上发现了6本《敦煌石窟图录》，书里记录的是伯希和、斯坦因等人盗到国外的藏经洞壁画。他被打动了，决定驻留在苍凉的大漠。
找到这些宝物的同时，常书鸿丢掉了另一件珍宝。“我们在敦煌熬过了一个冬天后，妻子陈芝秀不辞而别……我跨马向玉门方向追去，不知追了多久，从马背上摔了下来，失去知觉……”在著作《九十春秋》中，常书鸿写道。
当常书鸿醒来时，兰州的报纸已刊出启事：陈芝秀宣布和他脱离夫妻关系。
日子在痛苦和孤独中流逝，青年女油画家李承仙成为常书鸿的第二任妻子。1950年，常嘉煌在他们居住的莫高窟中寺(皇庆寺)出生。
“我是常老的助手、下级、保姆和护士。”晚年接受媒体采访时，李承仙说。“父母之间的爱情，只能占他们关系中的很少部分。”常嘉煌说，“他们眼里没有家庭，只有敦煌。连‘嘉煌’这个名字都是为敦煌而起的。小时候的我很孤独，经常一个人在莫高窟前的沙地上用树枝涂涂画画，这成了我的绘画启蒙课。到了上学的年纪，我在北京、上海、杭州、兰州的亲戚家长大。”
两位艺术家则为莫高窟的492个洞窟一一编号；在其中选择了7个“特窟”作为重点保护对象；自1940年代至1970年代末，常书鸿一直担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被誉为“敦煌保护神”；李承仙任研究所党支部书记，人称“敦煌痴人”。
“1978年，我准备步父亲后尘到法国留学时，他却让我到日本去。”常嘉煌说，“因为在日本有保存至今的中国隋唐艺术传统。”
儿子到了日本却做了一名职员，常书鸿一直对此不满。1994年，在常书鸿弥留之际，他听到了儿子的誓言：“嘉煌去敦煌。”
现代石窟的第一锤
两年后的10月，党河河谷中，在72岁的李承仙和常嘉煌的主持下，现代石窟敲开了艰难的第一锤。
常嘉煌谈到了对现代石窟的最初构想：“1960年代，父亲就提出过再凿石窟的想法，这和他‘保护敦煌，研究敦煌，弘扬敦煌，继续敦煌’的思想一脉相承。”
常嘉煌说，“另外，现代石窟将来也可以缓解游人给莫高窟带来的压力，为古代石窟输送保护资金。”
现代石窟最终在李承仙和常嘉煌脑子里成形。“第一个洞窟叫海外遗宝窟，把伯希和、斯坦因等人盗到国外的藏经洞绢画复原画到墙上。60多年前，也就是1935年，在法国塞纳河畔，这些绢画打动了我父亲，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第二个洞窟是想复原唐代贞观年间的220窟，这是他们一生业绩的纪念。1945年，我父亲和研究所的同事们把覆盖的宋代壁画剥下来后，发现了极其精美的壁画和题记‘贞观十六年敬造’，是莫高窟最艳丽的洞窟之一。曾有一次，我在洞窟里协助拍电影时，照明(时，打的)灯很亮，我父亲一进洞子，马上惊呆了，他说：‘能够复原唐代刚完成的状态就太好了’。经过研究院和父母亲的努力，颜色成分变化分析出来了，已经考证出20种敦煌壁画颜料，2000年母亲又完成了十分之一复原模型。”
当常嘉煌为资金四处奔波时，母亲李承仙仍居住在现代石窟边上的土屋里，艰辛作画。“2002年，我来到这里，李先生就站在沙漠中等候我。”敦煌市副市长李嘉树说，“她的执著与大漠戈壁的苍凉，让人无法忘记。”
她每天佝偻着身子，走80多级陡阶到石窟里，再爬到架子上。这对她来说非常不易，所以她干脆一画就是一天。在现代石窟一号洞，可以看到李承仙的作品《药师菩萨》。“那是老太太用生命换来的，”侯恒伍说，“她一个人画了20多天，每天睡4个小时。我们两个小伙子轮流守护她，精力都不及她一个人充沛。”
2003年8月28日，李承仙走完了79岁的路程。“母亲的遗愿是，在2004年4月6日——父亲诞辰100周年时，完成220窟的复制。”常嘉煌说，“她把全部生命留给了现代石窟。”
“造假”的艺术？
李承仙的遗愿并没有实现。她的220窟到今天依然是一个未完成的作品。事实上，现代石窟遭到了普遍的怀疑。
国家文物局一位官员曾经问李承仙，观众来敦煌是看你的220窟呢，还是看莫高窟的220窟呢？李承仙曾用当年常书鸿的话回答，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变了色的20世纪90年代的莫高窟，下个世纪或千年以后，还不知道它会变成什么样子。所以我们这一代应研究和再现它当年的颜色。
这个理由并没有说服所有人。“这是借世界遗产的名头造假，”有不愿透露姓名的学者简洁地说，“而且，尽管现代石窟距离莫高窟60公里，但毕竟属于敦煌市的范围。这样做容易让人混淆现代石窟与莫高窟的概念。它破坏了当地的文化环境和旅游环境，让现代制品把佛教胜地搞得不伦不类。”
“现代石窟”还是不是一种有生命力的艺术？这也是常嘉煌遭到诸多质疑的重要原因之一。
众所周知，莫高窟之所以能有当年的规模，依赖于佛教信徒的供奉——那在当时被视为“主流”。敦煌莫高窟开凿于公元366年，南北朝时期。那时候，佛教开始从西亚、印度向中原传播，敦煌是丝绸之路的重要一站。石窟是宗教的载体，当时人们的精神寄托，伴随着这个自然而然的传播过程，敦煌石窟寺的开凿延续了1000年，直到元末明初。
“尽管它表现的是天国，但是人们不可能脱离当时的生活想象天国，天国实际也是人间，壁画是当时的社会生活和社会历史的浓缩画卷，是研究古代社会、建筑、宗教、风俗、绘画的重要资料。”一位文物学者说。
石窟壁画曾经自自然然地萌芽、活活泼泼地生长，但那是在久远的过去。今天，在“飞天”神话已被载人飞船实现的现代社会中，这个“现代石窟”是不是已经成为“无本之木”了呢？
一位资深文物工作者说：文物的价值有三点，其一是历史价值，其二是科学价值，其三是艺术价值。“但现代石窟在三点中都站不住脚。”他说，“首先，它不是历史，是今天的产物———从名字上就显而易见；在科学价值上，它有什么可以值得研究呢，是绘画的颜料，还是凿洞的技法？谈到艺术价值，一群大学学生的作品，恐怕很难让人产生高妙艺术的感觉。”
敦煌研究院———国内最具学术权威的敦煌研究机构———则对常嘉煌的现代石窟不予置评。“现代石窟与我们无关，”2004年5月26日，敦煌研究院文保所负责人对本报记者表示，“那是常嘉煌个人的事情。”
现代石窟撕裂了常嘉煌日本的家，同样撕裂了他中国的家。家族里兄弟姐妹们，对他的态度都淡淡的。他的姐姐———中国美协前副主席，在以全国人大常委的身份视察敦煌后，在一份报告里称敦煌现代石窟“令人费解”。甚至他的儿子也一度指责“现代石窟，浪费了金钱、牺牲了家庭”。
在敦煌市政府，常嘉煌得到了“道义上的支持”。5月26日的午宴中，李嘉树副市长谈到了现代石窟，“在石窟选址时，我们给予了帮助。但在财力上，政府心有余而力不足。”
这位36岁的官员称，政府方面对现代石窟目前没有规划。但他希望按照常嘉煌的规划坚持下去。如果将来的某一天，创造者愿意将石窟移交政府，他们会为此做好准备。
石窟中的“现代元素”
常嘉煌现在的生活，显然比较节俭。他开着一辆老爷吉普车，穿的皮鞋在与李市长同行时突然断了底。一位日本友人到敦煌看望他，他请人住的是80元一天的宾馆。“如果他要是去骗钱，依靠父母的名头就可以了，并不需要借助现代石窟。”一位日本游客说，“在我们国家，常书鸿的名字在艺术界人人皆知。常嘉煌若要敛钱，就不应该干这样的傻事。”
常嘉煌说：“父亲曾讲过：商人失败了跳楼，军人失败了杀头，政治家失败了下台。艺术家没有失败，艺术家的所谓失败只是作品不被承认。”
2001年，常嘉煌曾与人就石窟的未来进行过讨论：有人说，要做成一个21世纪的文化和精神上的伊甸园，并在其中讨论人类的未来、环境等现代社会问题；有人说，应该通过文化产业区的商业运作带动石窟发展。而常嘉煌希望走纯艺术的路。“只想让艺术家来创作，不想搀杂商业的味道。”
一位来自日本东京浅草寺的画僧支持他开凿的3号窟，将复原7世纪传入日本的《净土曼陀罗》，将收集当代日本民众的写经永久奉纳在石窟里。
8年纯艺术之路的挫折，尤其是母亲期待的落空，让他觉醒。“现在是回到古代石窟原创的精神支柱———佛教艺术中去的时候了。”他说，“这就是支撑了敦煌石窟一千年最主要的精神支柱。”
现在，常嘉煌这样阐述“佛教艺术”在现代石窟中的呈现：
现代石窟中当然会有现代元素。“现在全世界有很多佛教寺院，很多僧侣天天念经，但是没有人用艺术去表现他们。现代石窟会把现在中国和世界的佛寺建筑、艺术和住持们的肖像永远留存在石窟上，这样石窟就有了新的生命力。壁画中还会出现西装革履甚至着现在流行唐装的供养人。”
现代石窟会表达更深远的佛学思想。“当站在古代佛教壁画前的时候，我感受不到佛教思想和宇宙观，因为那是古代的人物图景，而在现代石窟中会有当代人对佛教艺术的表现，形成对佛教思想的重新认识。”
“我不是用现在的眼光来看这事，我是站在50年、100年以后来推断，”常嘉煌这样说，“今天，你或许看不到开凿石窟的意义，但50年之后，它是文物。以后的人们就会被现在这个时代的图景震撼。”
5月26日，常嘉煌到父亲的墓碑前祭奠时，似乎有些动摇的理念又变得坚定起来。常书鸿的墓碑正遥遥相对着莫高窟大佛殿。黑色的大理石碑下，摆着一棵盆栽仙人掌。那是常嘉煌在今年4月22日留下的。一个多月，暴露于大漠的烈日下，那植物依然没死。常嘉煌打开一瓶矿泉水，为它注入生命。
对现代石窟的怀疑，显然还会持续下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