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蹈在中国历史上有过辉煌的时代，也有过消沉匿迹的时候。辉煌与消沉里，形成了独特传统。这种传统，可以具体说是社会信仰的仪式性外化，大业告成时的功成作乐，皇亲贵戚的声色享乐，普通百姓的岁月酬谢。历数中国古代舞蹈史册，多有记载的，是舞蹈与皇朝重大事件的结合，以及观风俗、知世情、察民怨、传教化的乐舞观。正所谓：“声乐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故乐行二伦清，耳目聪明，血气平和，移风易俗，天下皆宁”。
中国古代乐舞传统中辉煌一面的记载是相当充分的。先秦乐舞之富于想象力，汉代百戏之光怪陆离，南北朝乐舞的大交流和广采博收，盛唐乐舞的宏大张扬，宋代乐舞的民风淳厚，以及熔融于戏曲艺术中的元明戏曲表演性乐舞等等，均在中华民族艺术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至清末民初，民俗舞蹈仍旧活跃在民间广场上，并且已经出现了半职业的艺人，以在各种场合内表演歌舞为生。由他们中的佼佼者牵头，以各地民间歌舞小戏为艺术的基础，出现了一些地方性的、松散的歌舞表演组织，传承着千年以来民间舞蹈的精华。以京剧艺术为代表的中国戏曲表演，此时已经积累了大量动作艺术方面的经验，不但古代剑舞、绸舞、袖舞等得到了保存，而且有了梅兰芳等一代艺术大师在《洛神》、《天女散花》等剧目中的创造性表演，还有了齐如山《国剧身段谱》这样的理性总结中国人体动作艺术规律的书籍问世。
然而，当历史进入20世纪时，秦汉舞风已经烟消云散，大唐盛乐也已时过境迁。宫廷舞蹈在贫弱的国力下难以为继，舞蹈在人们的心中已经不再重要，甚至在城市日常生活里绝迹。祭祀孔子的乐舞大概是那时唯一可见到的乐舞，而在一般人的心目中，舞者都是低贱的女性，其身份和职业性质几近妓女！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20世纪的中国舞蹈迈出了自己的艺术步伐。
19世纪末，鸦片战争的炮火硝烟尚未散尽，西方文化已经登陆华夏大地。开放的沿海通商口岸，让国人看到了“王土”之外的许多令人惊奇的事务，看到了“别人”的强大。当代表着西方文明的各种“洋玩意儿”乘着西方的炮舰进入古老的华夏领地时，随之而产生的是多种现实的、深远的影响。对于舞蹈历史的发展来说，有两个重要结果：一是欧美舞风的传入；二是中国校园舞蹈的兴起。
欧美舞风的传入从19世纪末就已经开始了。1886年4月19日，西方车马利马戏团在上海拉开演出大幕，节目有杂剧、跑马、驯狮、杂耍以及四人击掌为乐和鼓舞等等。5月份出版的《点石斋画报》对此事作了报道。虽然舞蹈在这场演出中占有很小的分量，但是舞中的娱乐性质却让熟悉祭祀乐舞或是宫廷表演的中国人开了眼界。
从20世纪初叶起，许多西方芭蕾舞、现代舞、民间舞团就陆续来中国演出，其中著名的有美国檀香山哈佛歌舞团（1923年）、日本剧团（1925年）、美国丹尼斯舞团（1925、1926年）、莫斯科国家剧院歌舞团（1926年）、菲律宾小吕宋歌舞团（1926年）、欧洲跳舞团（1926年）、莫斯科邓肯舞蹈团（1926年）等等。其中美国丹尼斯现代舞团和由著名舞蹈家邓肯的学生爱玛•邓肯率领的舞蹈团把当时最前卫的舞蹈带入了中国，而俄罗斯艺术家们则第一次将真正高水准的芭蕾舞艺术介绍给中国民众。1927年1月，莫斯科邓肯舞蹈团为悼念孙中山先生而演出《葬礼歌》、《中国妇女解放万岁》、《国民革命歌》等节目，在当时的演出地点武汉引起巨大轰动。新文学运动的诗人、小说家郁达夫曾经在自己的日记中写下了这样的话：“邓肯的舞蹈形式，都带有革命意义，处处是力量的表现。”
欧美舞风传入中国的另外一条途径是清代外派使节、留学人员中的爱舞之人。其中最著名的是清廷驻法公使裕庚的女儿裕容龄（1882-1973）。她曾经先后在日本、法国学舞，并且幸运地师从于在法国闯天下的邓肯。1904年，裕容龄入宫担任慈禧太后的御前女官，给两宫太后和皇帝表演过《西班牙舞》、《希腊舞》。她所创作的《如意舞》、《荷花仙子舞》、《扇子舞》等在中国20世纪舞史上占有开拓性地位。也是留学法国的唐槐秋于1926年在上海开办了“交际跳舞学社”，据称是中国第一家传授交际舞的学校。
此外，19世纪末兴起的西方电影，使得歌舞片最先流行。
1920年，北平前门打磨厂福寿堂内，第一次播放了外国电影，其中有“美人旋转微笑或着花衣作蝴蝶舞”。1926年上海百星大戏院放映外国有声歌舞短片，有芭蕾舞、西班牙斗牛舞、探戈舞、匈牙利舞、埃及舞等等。
欧美舞风的传入，直接在中国大陆上引发了交际舞的大流行，但没有促成艺术表演舞蹈发生。这大概要归结为当时专业舞蹈艺术人才的极度匮乏、社会氛围的约束、思想观念的相应保守等原因。作为一种补充，跟随着西方商人的身影步履，中国人对于交际舞开始变得非常热衷起来。上海中国图书公司1909年10月出版了由徐傅霖编撰的《实验舞蹈全貌》，用文言文和细秀的花纹图示介绍了当时欧美流行的五种交际舞：方舞、对舞、圆舞、列舞、环舞。书中具体讲解了舞蹈的姿态和步法，对于西方交际舞在中国的流传有推动作用。一位仔细地研究过中国20、30年代历史的学者告诉我们：“早年只限定在外国人居住区及买办等范围内能举行的各种欢娱性交际活动及舞会，随着'五洲万国文物人事之相接日繁日近'，中国固有的传统礼节便'不得不有所迁就，改良实时势使然'。一些认为男女合群手舞足蹈'有伤风化'避而不观的中国人，随跳舞潮流由领海一带向内陆澎湃涌来，其旧有之念渐次华离犋碎。于是乎由意念之变而转成的风气所表现出的鲜明突出的社会景象便是：各地由中西人士所经营的跳舞场所，风起云涌般林立。仅上海一地，几年间轮得上一、二、三档次的跳舞场不下百余所。因之欲求学习舞蹈者纷纷踏入授舞者大门，旋即专门教授和研究性的跳舞学校如雨后春笋般应时而生，其中颇有影响、教学内容较为正规的学校，大都为各地知名的舞蹈者或是专门在外国习练过舞蹈的人所办。”
西方舞蹈特别是邓肯新型舞蹈艺术，随其他文化现象同时传入中国，与改良派、洋务派们在小说、戏剧、音乐等界所提出的变革性主张在精神上是一致的。由于长期以来中国人特别是汉族对于身体文化的疏远和淡漠，新文化运动中舞蹈革新的呼声不高，从表面上看来，舞蹈并不处在新旧文化冲撞的风口浪尖。但是，西方舞蹈中的人文主义和革新精神，以及表现出来的艺术审美趣味，已经开始走进中国人的生活。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对于中国20世纪舞蹈发展所产生的直接影响，是普通学校里新式音乐及体育教育的诞生。而校园舞蹈的兴起，也应是东西方文化冲突日益激烈的一种结果。
中国的资产阶级启蒙主义者和改良派人物开始走上历史舞台时，提倡民主，谋求变法，主张废除科举，倡导学堂，办报馆，设学会。清末维新派代表人物谭嗣同在长沙开办时务学堂，除去经、史、诸子的传统教育内容外，已经开始教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法律了。洋务派1862年创办的京师同文馆，招收十三、四岁的八旗子弟，开设多种外文课程和天文、算学。馆内附设印刷所，译印西方近代科技、历史书籍。
在上述思想指导下，一些决心改变中国人体质的舞蹈家们，效仿西方将舞蹈与学校体育融合一体的做法，将学堂里的舞蹈课与体操结合在一起，传授校园之舞。正是在新式的“学堂”里，校园舞蹈得到了自己的场合与活力。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开设了舞蹈课程的学堂有上海爱国女校、东亚体育专科学校、启秀女校、龙门师范学校、务本女塾、上海体操游戏传习所、中国体操学校等。艺术性很强的芭蕾舞和各国民间舞成为校园舞蹈的重要内容，芭蕾舞的基本手位、脚位、体态规矩、动作法等，则成为必修之课。模仿生活的播谷舞、船夫舞、雪花舞、猴舞等等，很受学生欢迎。因为舞蹈已被看作是“最高尚最优美的运动”，使人“养成高尚的品格，优美的姿势，规矩的动止，且能使人身体健康、发育平均……”。各种西方交际舞，模仿性的儿童游戏舞蹈，人类表情之动作等，也成为从小学到师范专科院校的普及课程了。
由于教育实践的需要，从20世纪初叶到30年代，中国前所未有地出版了将近20多种教育性的舞蹈专门书籍，学堂教育中人们对于舞蹈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最早翻译出版的西方舞蹈书籍是清光绪丁未年（1907）四月上海商务印书馆的《舞蹈游戏》。书中编译者认为：“舞蹈者，高等之运动法也。欧洲各国久已风行，……为他种运动所不能及。”1926年12月出版的《北洋画报》上刊登了题为《体育与中国》、《身体的教育与精神的教育》等文章。作者认为：中国数千年的文化教育都偏向于精神方向的发展，然而中国最大的问题是身体的问题。现代身体动力原素的观点是，工作与思想都是由身体的原动力创造出来的。这就比照出我们传统教育方法的缺陷：偏重于物质功课，忽视人体自然。我们应该学习希腊人将眼光凝视于身体，应该像邓肯那样提倡身体的运动，追求人的自然原动力。1933年出版的《舞蹈新教本》，就有蔡元培的亲笔题词：“动的美术”。
欧美芭蕾舞、现代舞及其他各国民间舞蹈的演出，为中国20世纪舞蹈艺术的诞生作了舆论上的铺垫和标样式的示范。校园舞蹈则在学生中培养出真正的舞蹈感觉和身体体验，为中国自己的舞蹈艺术表演者的出台做了必要的准备。然而，最先有了创作果实的是儿童歌舞剧领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