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并不认识侯先生，只是在跟凌子风拍《骆驼祥子》时，凌导演曾请侯先生为该片语言顾问，才有幸与侯先生有过接触。这几次接触虽然十分短暂，但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同侯先生的接触一共三次。第一次是在北影小放映间。那天开会的内容是大家见面座谈，然后看一部根据老舍先生的小说改编的影片。当时，侯先生刚刚接受了北大的聘书，任客座教授。我特别喜欢相声，所以一见侯先生来了，就凑了过去，并为此向他表示祝贺。他的回答很俏皮，说：“这只能说是件新鲜事儿，不过，对我总结和写书有帮助。这就像上了套的骡子，你不往前走也不成了。”但关于《骆驼祥子》的座谈一开始，我才认识了一个与我想象中完全不同的侯先生。因为在各种报刊上，讲的往往都是一个街头艺人，如何经过种种酸甜苦辣的努力，最终成为一个相声艺术大师的。而且，在那个年代，这种宣传还多带有“忆苦思甜”的色彩，因而绝少提及侯先生的读书生活和他的广泛涉猎。但在这次座谈会上我见到的侯先生，却是一个很有文学见地，而且涉猎广泛的侯先生。他对《骆驼祥子》可以说是熟透了，与凌导演谈起祥子和虎妞时，简直就像在说一个和他们相识多年的街坊或朋友。连这两个人物该在什么场合活动，以及吃什么小吃，花几个大子儿都熟知能详。而且，说起老舍先生的作品竟如数家珍，篇篇都有很深的印象。当时，我正在给凌导演改编《月牙儿》，整天可以说都生活在老舍先生的作品当中，我竟不知道《老张的哲学》是老舍先生的处女作。是侯先生说起，我才记住的。
第二次见到侯先生是在中影公司，即文革前北京电影学院的小礼堂。这次活动的内容，还是看老舍的影片。那天侯先生来得很早，凌导演还没到，我怕冷落了先生，就主动坐在了他的身边。我问他：“您还记得您在这儿给我们讲过课吗？”他用眼仔细看了一会儿台上，说：“不记得了！我去过的场子太多了，记不得了。”我说：“您那次真把人逗坏了！”我因当年学的是表演，说话有爱模仿的习惯，就学着先生那种既高且亮的噪门儿，讲起当年的盛况来，“这相声，讲的就是说、学、逗、唱。这要论‘说’，谁说得最好？您问问北京的曲艺界——侯宝林！这要论‘学’，谁学得最好？您问问北京的曲艺界——侯宝林！”不想，我还没说完，侯先生竟把我的意思弄拧了。他说：“不会吧！我怎么能这样儿说呢？这也不实事求是呀！不会！”先生说时，声音不高，也没急，但眼里却鲜明地流露出充满克制的愠怒。我这才告诉先生：“不！这是您在给我们讲相声的讽剌功能时举的例子。意思是形容一个人的自高自大。”侯先生听了，脸上才又重新浮现出平日常有的那种谦逊的笑：“噢！那可能是我的现挂。这是我们的行话。意思就是临时抓的词儿。讲讽剌说别人儿不好，只好说自个儿。不过，我记不得了。”
那是在1961年，为度过经济困难，电视台经常搞笑的晚会。学校也要求我们表演系的学生学说相声和编写喜剧小品。侯先生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应邀到我们学校去讲课的。在此前，学校曾请一位著名画家讲课，因事前考虑不周，将讲课地点安排在了这间小礼堂里。结果，全美术系的同学虽然都到齐了，但小礼堂仍显得空荡荡的。弄得那位画家不太高兴。所以这次请侯先生来，便接受了上次的教训。除要求表演系同学都必须来外，还通知了导演系也必须都来。但就这，也只坐了小半场。然而，侯先生大约对艺术院校学生较少了解，所以一点没有在意。讲课时，仍像平时在舞台上一样充满了激情。但是，他讲了大约不到一小时，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先是美术系的同学得知侯宝林来讲课。纷纷向老师请求，想来听课。接着摄影系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美术和摄影虽与表演无关，但毕竟属于艺术门类。前来听侯先生讲课，说勉强，也不勉强；但过了会儿，工程系录音、化工、机械三个专业的同学，也来了。这就有点离谱了。其实，与其说是学生想来，不如说是老师也想来，所以才有这样的结果：整个小礼堂就像平日看电影一样，坐了个满满腾腾。
侯先生讲课与别人不同。他不是讲完一个观点便是没完没了地去做推理和论证。他讲课也有论点。但每个论点都很短，一般就是他们行里的一句术语，甚至就是一个词儿。然后就开始与他同来的郭启儒先生说：“咱们来一段儿，给他们说说……”所以，整堂课，几乎就是一次用演讲串起来的相声经典大汇萃。整整四个小时，全场一直笑声不断。那天，侯先生显然是经过仔细准备的。他每讲一段，就要翻开他的小本看一看，然后，把每个段子之前那些铺垫都十分精炼地说一下。等到该举例的时候，就是由他与郭启儒先生的表演来完成了。那天，他涉及到的段子有《关公战秦琼》、《改行》、《戏曲与方言》、《戏剧杂谈》、《夜行记》……还有一些，并不是完整的段落，但可以很好地说明相声的规律，也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比如，他讲道：“喜剧有个规律，就是你把生活里正常的逻辑倒过来，观众就得笑。比方说‘萝卜赛梨——辣了换！’你要吆喝成‘梨赛萝卜——甜了换！’观众就会笑。卖白薯都说，我的白薯赛栗子。没有一个卖栗子的说我的栗子赛白薯的……另外，巧到出奇也可致人发笑。比如：卖豌豆。他学道“‘豌豆哩，多给！多给了豌豆哎，赛过栗瓤儿——！’你的柳活儿再好，学得再像，观众也不乐。但你要说它是音乐，观众就乐了。为什么说它是音乐呢？您把它用音符唱出来就是了，其实这叫卖谁都熟悉，但你就是没想到它是音乐。你这么一说，观众就乐了……”
我还有一次和侯先生见面，是在《骆驼祥子》已拍了不少镜头后。有一天，看样片，凌导演又派车把侯先生接来了。看完样片，他却表示他要辞去该片语言顾问的职务。并且带来了几条意见。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孙侦探逼祥子把闷葫芦罐儿拿出来买条命的一场戏。他说，像孙侦探那种人是不可能留分头的。用他们的话讲，就是“温足亮顶”。“温足”说的是，他们这些人一年到头儿，特别是冬天，脚上一定要穿得暖和。这样儿打架、抓人的时候，好出脚。“亮顶”，指的是他们这行儿全是秃子，主要是怕出手的时候儿让人揪头发。凌导演听了这个意见后就把这场戏全部重拍了一遍。但遗憾的是，侯先生不管凌导演怎么坚持，还是把做该片语言顾问一事辞了。当他与凌导演两人有点儿近乎急赤白咧争论此事时，我似乎听出了一点门道。侯先生的坚辞不就，好像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他正在写书，很忙。他不愿做那种“不干活儿，就打名儿的事儿。”(其实，在此之前，他已干了不少“活儿”)另外，就是出于他对老舍先生的尊敬。他说：“老舍那是我的老师！”听他说，我才知道，好象在新中国建国初期，北京市政府为了净化相声，曾请老舍先生关心过一段相声。侯先生与老舍有过一段较长的接触，因而对老舍先生充满了尊敬之情。一个已在曲艺界堪称泰斗的人，却仍时时把自己当做一个学生，这实在太令人敬佩了！
我想，侯先生之所以能在相声领域里取得那么大的成就，除了他的天赋，他的好学之外，最根本的原因，恐怕还应归结于他的人品。我虽然和先生只有很少的几次接触，但就这几件小事，不已经让我们看到了他的一颗闪光的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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