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幅中国画作品，其艺术价值高低在于文化含量的多少，文化含量越多，艺术价值越高，反之亦然。这当然是不错的。但是，究竟怎样来认识所谓的“文化含量”呢？
在通常的观念中，文化含量是与技术含量相对立的，要想增加文化含量，必须削减技术含量，如果专注于技术之事，必然减弱了文化含量。所以，一般认为一位画家，文化修养第一，绘画技术第二，缺少文史、哲理、书诗修养的画工，其绘画的技术再过硬，也不可能创出具有较高文化含量的艺术作品来，而富于文化修养的文人，游戏翰墨，草草逸笔，也能创作出具有很高文化含量的艺术作品来。其次，一幅绘画作品，不能仅止于运用绘画的技术或称绘画语言来完成，而必须用书法的、诗文的技术、语言来配合绘画的技术、语言来完成，是为诗、书、画、印的“三绝”或“四全”，由于掺入了绘画之外的文化因素，自然，也就相应地“挤出”了绘画本身的一些因素，它的文化含量就高，否则，全部都是绘画的因素，它的文化含量就低。
正是基于这样的“艺术价值——文化含量”观，唐宋的绘画，尤其是画工画、院体画，一段时间认为便只是“落后”的“再现”的艺术，“只有工艺的价值而没有艺术的价值”；而明清的绘画，尤其是文人的写意画，便是“先进”的“表现”的艺术，因为文化含量大于技术含量，所以，艺术价值也就高于唐宋的画。
然而，这样的认识尽管有它的道理，却是十分片面的，偏颇的。因为衡量一个人，画家也不例外，文化修养是不是高？“学历”只是一个因素，而不是主要因素，更不是全部因素。古往今来，文人无行乃是一个常见的现象，这些人读书不可谓不多，但是否可以称得上有文化修养呢？而一个人，有高度敬业的精神，有奉献社会、服务人民的精神，则即使他读书不多，也可能具备高尚的文化修养。
其次，各行各业，绘画也不例外，都是以“技进乎道”即高超的本专业技术来体认文化的精神。庖丁解牛，技进乎道，是片面的“文化含量”论者所津津乐道的一个范例。但恰恰是这位庖丁，他的主要精力乃至全部精力，都是用在研究宰牛的技术，而没有分心于所谓的“文化修养”，所以能技进乎道。至于那些远庖厨的君子，尽管有着丰富的文化修养，如果让他们来宰牛，缺少了技，或者技不过硬，是很难进乎道的。
回到绘画的问题上来，唐宋的画工，即使缺少“文化修养”，但他们以刻苦的钻研掌握了高超的绘画技术，并以敬业的精神用这高超的技术来塑造真、善、美的艺术形象，体认民族的、时代的文化精神，尽管他们没有运用“三绝”、“四全”的形式要素，但如敦煌莫高窟的壁画，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文化含量是高还是低呢？艺术价值是高还是低呢？诚然，如郑板桥等文化人所创作的“三绝”、“四全”的绘画作品，从多元化的角度，也自有它们的文化含量和艺术价值，但如果即使不是作技术含量的比较，而是从文化含量上来作比较，显然，也应该认为莫高窟的壁画和《清明上河图》更“先进”、更有价值。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