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画是伴随着人类文明的发生，而在中国区域内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并逐步形成中国画的个性和特点，因此，它具有中华民族的气质、情感和文化特性，由此奠定了中国画在世界绘画史中独立的地位，这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画种和画派都不能替代的。从五千年前庙底沟时期的遗址发掘中，我们看到出土的陶器上彩绘的鹳、鱼、石斧图，以稚拙而豪放的粗线，生动地刻画了鹳鸟硕壮、洁白的形体，衔鱼的头部稍后倾的神态，石斧的向外勾出，在构图和色彩上都与鸟形成对比的平衡与有机的联系，表现出人类上古时代的绘画，通过一个印象、感觉来表达作者最生动的感受和纯朴的艺术趣味。由此可见，那时我们的祖先，已探索到对称美和形式美的规律，同时已经能够把这些感受表现在绘画上。
中国画随着中国文字的发展，从“具象”到“抽象”，有了传统绘画中的“以墨代色”、“以白代黑”等，这是长足的进步和发展。我国最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就出现了“传神论”，通过“形”来表达“神”，这是中国绘画从具象发展到抽象形态的理论根据。庄子天人合一的思想和东晋提出的“以形写神”、“迁想妙得”的绘画理论，是中国绘画抽象思维形成和发展的哲学基础。中国绘画的形神，体现在笔墨情趣和离形得意之中。在构图上不受透视科学的约束，能动而自由地表现对象的形体与空间，达到“虚实相生、无画皆成妙境”的特殊效果，展现了自身不同于西画的中国特色。应该说，这也是西方艺术家在19世纪末期就普遍地对东方艺术感兴趣的原因。到秦汉时期，中国绘画就非常注重形神兼备、气韵生动，积极探求创作“真”与“似”在艺术中的地位作用与辩证关系。我国的花鸟画，经唐宋两代的发展，已经成为与人物画、山水画并称的三大科目之一，“若论山水、林石、花竹、禽鱼，则古不及近”，可见在宋代，花鸟画和山水画同样进入了繁荣的发展时期。到了元代以后，文人画崛起，追求“画中有诗”、“诗融于画”的境界，把画与诗文融为一体。其手法上，更偏重于“写意”而轻“写实”，求“神似”而忽视“形似”，以追求意境和神韵的表达为主旨。这个时期的中国画，讲求立意为象，妙取神韵；形随意变，夸张变形；去粗取精，以少胜多；联想臆造，聚合成形；以意设色，赋彩随情；在无意处留精神，主张追求物象之外的理想美和抽象美感。到了近百年来所出现的吴昌硕、齐白石、潘天寿三位艺术大师，更是把中国画、特别是花鸟写意画推向一个新的艺术天地。
今天，中外绘画艺术正在不断摆脱自然、礼仪上的约束和远近、明暗法则的制约，以及传统流派的种种限制。有一部分正向着主观、抽象、有时甚至是观念性、直截了当的自我表现方面发展。20世纪现代绘画各种流派的诞生，无不在不断探索之中，追寻到原始社会的浑朴天真，感到艺术应高于生活，应是作者主观精神世界的反映，也主张追求“不似之似”，“寓意象征”，“借物叙情”，追求“外形的简练和表现的丰富”，“更少就是更多”，“不和谐的和谐”的艺术表现，在技法上逐步抛弃光影、块面，而转向明暗、线条的东方表现手法，从写实转向写意，从具象转向抽象，使艺术达到新颖、简朴的高层境界。这些东西方艺术的相互呼应、同气相求，不谋而合的内在呼应，以及广阔的未来，使我们看到了世界艺术的共性和个性。
因此，作为置身于博大精深的中国画领域的中国艺术家，必须具备与之相适应的渊博的中国传统文化知识和娴熟的中国画技法，饱览名山大川，热爱大自然，善于观察社会和积累生活素材，具有宽广的胸怀和社会发展的大视野，这样才具备中国画家的起码资格，才能更好地继承和发扬光大中国画。
所有的绘画艺术以及画家都存在民族性问题，凡是新颖的东西，简朴的艺术品，都带有本民族传统文化的色彩。绘画艺术，永远不会有统一的国际化标准。是不是可以说，一个蔑视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画家，一个失去民族之根的“画家”，他的作品是不会有生命力的。
绘画艺术必须不断创新才有生命力。就艺术的创新而言，并非只是摆弄一些技法，而必须在立意上下功夫，追求画外的造化，及更深的意境和情感，艺术是一种高尚的创造、理想境界的追求、人性的返朴归真，这是艺术家创作的宗旨。一个艺术家如果缺乏正确的价值观念，缺乏深邃的艺术修养和新颖的创新意识，就会堕入世俗的浊流，使作品格调低下，即是有巧夺天工的绘画技巧，也不过是一个匠人而已。
真正的艺术家们，要领悟其“道”，而不应追寻其“迹”，要在认真继承传统的基础上，立足于对民族艺术现代审美价值的再开发，对现代文明优势的再创造，能够并善于吸取外来艺术之长，大胆放手，发挥自己的独特天赋与个性，尽可能把绘画艺术的独特功能发挥出来，并进而推向到极致，以独特的艺术风貌，创造出别人无法替代的艺术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