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孤独的随想
吹奏着金黄色的天地
这时 来自阿施旺的神
你自向日葵丛中走入圣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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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凡高，最让人争论不休的是他后期作品的宗教性问题。1880年是凡高生命中的转折点。在此之前，他是一个专职的传教士，同时也是一个画家。然而，就在这一年，他放弃了教堂里的工作而专门绘画，成了一个专职的艺术家，而且他的画风中开始出现一种迷幻的东西。大多数的传记作家和研究者们均倾向于认为1880年之后的凡高已不再与宗教有关，他作品中的那种幻像是深受法国印象派影响而形成的独特的现代创作意识的体现。但是，美国女传记作家凯丝林·埃瑞克森（Kathleen Powers Erickson）却持不同意见，她在《在永恒之门—文森特·凡高的精神幻像》（Kathleen Powers Erickson: At Eternaty’s Gate-The Spiritual Vision of Vincent Van Gogh）一书中提出了这样观点：凡高在1880年之后，只是离开了教堂和教会工作，但他对基督的信仰却从未放弃。他作品中的幻像正是宗教性和现代意识的结合。
凡高迷幻一样的画作在他进入圣雷米（Saint Reme）之后达到了高潮。他最有名的代表作品《星夜》(Stary Night)便在此时完成。在《星夜》中，浓重的夜和星星旋转着纠缠在一起，丝柏树仿佛一个疯狂的舞者在向天空攀升。这样旋舞沉迷的令人窒息的幻像是一种史前人类的精神状态的再生，因为具有同样感觉的旋涡纹曾普遍存在于史前时代的石头线刻作品及陶器上。在欧洲旧石器时代一件驯鹿角的断片上就雕刻着精美的旋涡纹。新石器时代的旋涡纹以英国苏格兰地区及爱尔兰古墓刻在墓道两旁的大石头为代表。在爱尔兰都柏林市北部的博恩河谷中，有一些新石器时代的巨大陵墓，陵墓中屹立着许多带有饰纹的巨石。它们通常构成墓道的一部分，有时垒砌在墓冢的外沿。巨石上的图案呈螺旋、同心圆、菱形或波纹曲线状，但都是由旋转弯曲的线条构成。在迈锡尼时代（欧洲的青铜时代），地中海东部、南欧及斯堪的纳维亚地区都普遍发现了这种旋纹。在太平洋沿岸，台湾、香港、福建沿海、江苏连云港、黑龙江流域、乌苏里江流域及内蒙古阴山地区的史前岩画和岩雕上，旋涡纹同样构成了主要的母题。这一主题通过南北太平洋沿岸或岛屿区和美洲西南地区相连。同样的纹饰也普遍存在于许多陶器表面。中国甘肃马家窖—半山—马厂系列新石器文化中就以这样螺旋式的彩绘图案为典型特征之一。在西方，一种颇具说服力的理论认为，这些图像正是巫师借助天然迷幻药物或通过催眠手法诱导而成的恍惚状态的艺术表现，而恍惚状态则是史前宗教仪式的一个组成部分。人们认为只有在这种状态中他们才可能与至上神沟通。据有关专家论证：这种状态的实现往往要借助于四种手段：天然药物（drug），如大麻等；酒（drink）;鼓（drum）和舞蹈（dance）。在满族—通古斯语系民族中，舞蹈和击鼓是其在同神界沟通仪式中必不可少的手段。但凡高既没有通过大麻和酒，也没有通过鼓乐和舞蹈就找到了这种与神沟通时所必须具有的恍惚状态。看来，凯丝琳·埃瑞克森说对了，后期的凡高不仅没有远离神，反而通过创作更加坚定了对神的信仰。正如她在文中所说：“《星夜》是一种幻像的杰作，它描述了凡高最后战胜痛苦的故事，同时升腾起同神结合的愿望。”（《在永恒之门—文森特。凡高的精神幻像》第170页，原文为：Stary Night is a visionary masterpiece, recounting the story of Van Gogh’s ultimate triumph over suffering, and exalting his desire for a mystical union with the divine.）
只是凯丝琳·埃瑞克森所提到的凡高画作中的现代意识，其实更确切地说应该是“史前意识”。“史前意识”在现代艺术中的再生自G。G。荣格之后已不再是秘密。荣格是奥地利心理分析学派大师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学生，他在他的理论中提出了“集体无意识”和“原型”的概念。集体无意识并不是由个人所获得，而是由遗传保留下来的一种普遍性精神。种族过去的幻想不仅可以从原始神话中找到，而且至今仍有它的残余力量保存在我们心灵的深处，而集体无意识中只有在幻想世界中才能得到体现。因此，按照这种说法，凡高画像中的精神幻像正是人类原始的原型意象的力量的体现。凡高没有服用大麻，没有饮酒，也没有加入在鼓乐和舞蹈中的祭拜，但他却拥有了史前巫师与神交通时的旋迷的感觉。这是因为史前的原型意向在凡高的心中复活了，凡高把这种感觉倾泻到了画布上，让现代的人们能够隐约地感觉到生命起源时那种最深奥的境界。他的画作因此成了他心灵的舞蹈。
凡高在1890年所创作的《群鸦飞过麦田》同样是一幅令人怦然心动的作品。深蓝色的天空在急剧的翻腾，而金黄色的麦浪也象波浪一样在流动、在涌起。这两种世界上最本质的物质—天空与大地在试图做出一种交合和亲近的努力。两种物质色彩反差强烈，却又被和谐地统一在一幅画面之中，那种使之调和的东西就是那种涌动的旋转的沉醉般的幻觉。乌鸦出现了，黑色的高贵的翅膀似乎在宣告着预言和神的启示。乌鸦在史前宗教中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符号，它有时是神的使者，有时又代表着太阳和光芒。《群鸦飞过麦田》在技法上完全摆脱了法国印象派和符号主义的影响，回到了凡高所熟悉的荷兰的厚彩绘画传统上。厚重的深蓝与厚重的金黄在黑色群鸦的装点下呈现出一幅令人战栗的景象。作品中弥漫着死亡的气息，同时又升腾起再生的希望。
在圣雷米的生活是凡高生命中的最后时光。凡高来到圣雷米是在医生的劝说下来此进行精神疗养。他在此前居住的法国南部城市阿尔（Arles）已不能容忍一个疯子的存在了，因为凡高在同来此探望他的画家好友高更（Gauguin）的一次争吵之后，气愤地割下了自己的一只耳朵。高更同凡高争吵的原因是高更想劝说凡高多画一些基督教宗教题材的作品，凡高表示对此毫无兴趣，并采用了一种彻底而残忍的拒绝方式：割下耳朵。
许多人据此认为凡高已完全放弃了对基督的信仰。然而，对宗教题材绘画的拒绝就一定意味着对上帝的拒绝吗？
其实，在圣雷米时期，即割耳之后，凡高仍然创作过几幅宗教题材作品，如《The Pieta》、《The Raising of Lazarus》、《The good Samaritan》。然而，从这几幅作品中我们不难看出，与其说凡高是在用画面描述圣经故事，勿宁说他仍然是在用线条述说他心中那种沉迷的感觉。
耳朵是人类为倾听而存在的器官。然而倾听并非能够随人所愿主动完成，往往还要被动地听到来自别人口中的声音，不管你是愿意的还是不愿意的。凡高割去了那只“被动”的被外界声音所强加的耳朵，而留下了能够主动倾听自己内心的另一只耳朵。那从内心中涌出的是神的声音。
阿尔的市长为了竞选获胜不惜通过拘捕画家来讨好大众，因为许多人认为凡高会伤害别人，因为他们认定凡高已经疯了。是一位医生将凡高从监狱中保释出来，并安排他去了圣雷米。在荣格看来，现代的文明社会总是引起人们精神内部的意识和无意识之间的分离，以致于触发神经官能症，而医治的手段便是通过艺术将意识和无意识重新达到和谐。通过原始意向所具有的集体无意识的潜在能力在艺术作品中的发挥，使个体的人没到一种综合治疗，让精神的能量在原始的集体的人格中自由地流露出来。阿尔人的多疑说明他们已患有严重的神经官能症，而天才的艺术家凡高正是医治这种疾病的“医生”，可他们却把“医生”当成了疯子，并最终把他赶出了阿尔，也使他们自己失去了治疗的机会。在一群非正常人和一个正常人之间，正常人别无选择地会被那群非正常人当成真正的非正常人。这是文明社会的悲哀，也是文明社会的无奈。正如荣格所说，作为艺术家，“他是一个具有高度感受力的人—他是一个集体的人（Collective man）。人类无意识的灵魂生活的媒介者和塑造者，那就是他的职责，有时这种责任的负担是那样的沉重，以致艺术家是命中注定要牺牲他个人的幸福和常人所享有的那种生活中的一切乐趣。”（荣格《心理学与文学》，《荣格著作集》第15集，伦敦1966年版第157页。）
凡高削去了耳朵，是为了涤除那些人的嘈杂之声，是对人类总是在一个世俗的意义上去浅薄理解上帝的那种现象的嘲弄。他于1880年放弃教会工作同他在1888年削下耳朵其实是一回事儿。凡高放弃传教士职业意味着他对一种仪式化程式化的宗教生活的拒绝，在繁琐的教规中，凡高不仅听不到神的声音，而且还得时常忍受人类自以为是的声音的干扰。所以他离开了教会，就好比削去了自己倾听教会声音的耳朵。而通过后期的纯粹的艺术创作，凡高终于听到了真正的神的声音。传统作家凯丝琳·埃瑞克森在评价《星夜》时说：“但是，在《星夜》中，凡高并没有关闭宗教信仰的大门，而只是关上了去教堂的门。《星夜》显示出凡高从教堂的昏暗之中，连同他在荷兰的过去的生活中走出，通过大自然与上帝得以沟通，从而获取胜利的心路历程。”（凯丝琳·埃瑞克森：《在永恒之门—文森特·凡高的精神幻像》第172页，原文为：In Stary Night, Van Gogh reveals, however, that he did not close the door on religious faith, just the church. Stary Night shows Van Gogh’s journey from the darkness of the inside of a church, with its reference to his Dutch past, to the triumph of the mystics communication with God through nature.）
《星夜》还有一个令人不解的现象，就是太阳和星月被安置在同一场景中。显然，凡高的画作已完全摆脱了现实风景的约束。他在给弟弟提奥。凡高（Theo Van Gogh）的一封信中对这一现象做出了这样的解释：“月亮仍然在放射着光芒，太阳和黄昏的星星也是如此。这是一件美好的事情，它们一起说出了上帝的爱，并使人想到了这样的话语：主啊，我将永远与你同在，直到世界的末日。”（转引自凯丝琳·埃瑞克森《在永恒之门—文森特·凡高的精神幻像》124页，原文为：The moon is still shining, and the sun and the evening stars, which is a good thing—and they also speak of the love of God, and make one think of the words: Lo, I am with you always, even unto the end of the world.） |
